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蔡源煌(1948— )，嘉义县人。197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81年春获纽约州立大学宾罕顿校区英文系博士学位，主修现代英美文学及文学理论。1976年8月至1978年8月主编《中外文学》月刊。退休前为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课程包括：文学批评专题研究、英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现代文学思潮等。著有《寂寞的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文学的信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3年)、《当代文学论集》(台北，书林出版社，1986年)、《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台北，雅典出版社，1987年)、《海峡两岸小说的风貌》(台北，雅典出版社，1989年)、《解严前后的人文观察》(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当代文化理论与实践》(台北，雅典出版社，1991年)、《世界名著英文浅读》。另编有《台大小说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1年)。

蔡源煌在文坛引起重视，主要在80年代中期。他由评黄凡小说著称而成为“台湾后现代小说主要的理论代言人”①。他和罗青不同的是，不闭口张口“后现代”，而是将其范围缩小至“后设小说”。他认为，小说的真实性是靠虚构奏效的。作家忠于生活不等于拘泥于事实，在虚构的时候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决定人物的命运。“后设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之处在于作者可随时中断故事情节的叙述，而自己跳出来发表议论品评人物、事件。

傅珂的“僭越”理论被蔡源煌用来解说“后设小说”的特征。在评大陆小说时，他又引用李东晨、刘再复、徐敬亚等大陆学者的论述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小说家的自觉使他们更勇于从事文体变革上的探险，因此才能“突破固有模式”。……自我意识的彰显，一方面使作家将焦点摆在主体失落的痛苦，一方面则借以“反对传统观念中的理性与逻辑，主张意识上的自由联想，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在意识”②。

蔡源煌认为，大陆作家从张贤亮、王蒙到戴厚英、韩少功，都是现代主义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均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傅珂的“僭越”理论去超越约定俗成的言说体系，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因袭模仿。相反地，他们都借着书写行为去说明经验的极限，进而去超越构成这些极限的业障，如死亡、焦虑；通过自己的作品，在“演出”人们无法用日常言说去再现的这些极限和恐惧。台湾黄凡的小说，亦是用现代主义艺术的“僭越”理论去超越这些恐惧。具体来说，黄凡的“后设小说”《如何测量水沟的深度》，是作者借文字来拱托某些图像，使读者身临其境，这就是一种“真实”。每个作家都可以缔造自己的“真实”，每位作家的作品其“真实”境界各不相同，呈现出一种多元图像。因此，作家创造的真实只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最多只希望知音赞赏，而不应具有批判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功能。

在台湾，有不少评论家研究大陆小说时，仍脱离不了“匪情研究”的八股作法。蔡源煌的大陆小说研究，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但他总是力求用较客观的态度介绍大陆新时期小说的各种流派，承认“它们的确有可供借鉴之长处”。他深信：“海峡两岸文化上真诚的彼此了解是有益处的，而文学的流通也许是可以优先考虑的。”③他对韩少功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火宅》的评价，正体现了这种精神。《论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火宅〉》并不是书评，而是学术论文，其着重点当然是研究。他借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去破译韩少功小说的意义，指出《爸爸爸》等作品中关于文化制约的铺陈，的确言之成理。这与某些大陆学者对“寻根文学”所作的过于狭隘的解释是不相同的。另外，他将不以湘西采风为背景的《火宅》与《爸爸爸》《女女女》一起讨论，并指出韩少功所说的文学之根，乃是人性之根，且是超越文化和地域局限，不只是特定的、关注自己的文化背景的根，这就使读者对韩少功所倡导的寻根文学的真正意义，即对人类心灵作纵向的历史追索与横向的时代概括这方面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蔡源煌对韩少功作品的诠释，与韩少功本人自称《火宅》属改革文学范畴，施叔青认为《火宅》风格不同于寻根文学作品，乃至王德威以畸零人观点评价《女女女》中的乡姑，其视点和结论均不相同。这不同一方面说明韩作内涵本身的丰富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蔡源煌的评论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蔡源煌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学，用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透视观。尤其是评论台湾文学，他习惯用文学史的观点去看待文学现象，以使读者明了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总有它的阶级性。被收入《七十六年文学批评选》的《从台北到撒哈拉的故事》④，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正如该书编者陈幸蕙所说：“从台北人到撤哈拉的故事，从小说到散文，从男作家到女作家，从民国60年代到70年代——在这篇阶段性的文学现象探讨的文字里，蔡源煌为我们呈现了民国60年代一些值得注意且颇饶趣味的文学现象”，为文学现象勾画出一个大略轮廓。“于是在以一些抽样性的文学作品为探讨对象的析论过程中，男性作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何以会形成类别上的差异?个人色彩浓厚的散文与诗何以高居排行榜不下的原因，乃至于民国70年代女作家开始抬头的现象，便都可以在此文中找到合理而令人会心一笑的解释了。”

研究、评论文学作品，不能闭关自守，而必须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长处，但吸收时必须鉴别精华与糟粕，决不可照单全收。这里面，关键是辩证方法的建立及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台湾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批评，比较欠缺的是思考与辩证这两方面。蔡源煌《文学的信念》这本评论集，正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给予读者在认识上有更深一层的探讨。像《文学阅读与自我教育》《小说家与批评家》《小说的虚构与现实》《小说的创新与突破》《语言行动理论与虚构叙事文研究》《文学批评的信念与态度》《文学的外缘研究与内在研究》等论文，虽然在许多地方借鉴了欧美文学理论，但并没有盲目照搬。作者经过思考，在不少地方作了精辟的发挥，真正做到了如鲁迅讲的“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蔡源煌的另一篇文章《非主流文学的逻辑》⑤，更是充满了辩证精神。他认为，“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不是铁定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何况“‘主流’、‘非主流’端凭作家怎么安排自己的路和写作方式而定。事实证明，非主流文学成就往往高过于主流文学”。在偶像名誉扫地，权威土崩瓦解，典型常被取代，悠远的传统式微即一切秩序转型的台湾社会里，官方长期所经营的文化霸权地位已逐渐失却了它往日的光芒。相对于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正在大石的夹缝中悄悄地成长壮大。蔡源煌这一见解，无论是强化台湾文学自屈居于体制之外的非主流文学的反叛色彩，还是为有关台湾文学是否属“边疆文学”问题的研究作深层反思，均具有启示意义。

蔡源煌与一般评论家不同之处在于观察和评论文学现象时，常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还在1979年至1980年，他就潜心学习和研究文化理论。这在当时的评论界来说，是鲜见的。在没有文化研究科系的台湾，为了撒播文化的种子，他还想方设法将文化学融合在“文学理论”或“研究方法”课程之中。到了1990年～1991年，他以排除万难的精神在台湾大学开设了“文化研究概论”，同时在政治大学兼教“当代文化理论”课。在他的著作中，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加以观照的主要是《解严前后的人文观察》和《当代文化理论与实践》。正如著者所说：“对于生长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来说，1987年的解严是他们一生的历程所经验到的一桩最美的事。”⑥《解严前后的人文观察》，大部分文章的灵感便来自于此。对这本时论短文集，蔡源煌的学生詹宏志对其主要内容曾作过这样的概括：

“一、政治虽然解严，但40年戒严控制形成的文化构造却不是一夕可以恢复；二、我们应该仔细观察社会上文化生态上的细节，认清其构造之本质与特性，并且应该用动态的观点来注意，究竟原来属于政治的文化控制权在解严后要流向何方；三、从正在发生的现象来看，泛政治的文化取向正被泛商业的倾向所接受，而商业化的流弊可能基于政治化；四、扭转文化的商业主义倾向，可行之路是‘国营文化事业’。”⑦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蔡源煌在1986年10月10日的《联合报》上提出成立“文化部”的构想。其出发点是想改善文化事业陷入困境的现状，这种构想后来已由马英九二度执政时得到实现。

如果说，《解严前后的人文观察》其着重点是“观察”——对台湾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和产品提出事实的观察和记录的话，那《当代文化理论与实践》所着重的是文化对社会性质影响的描述和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式思辩。全书虽由短论构成，但在构思上带有一定的系统性。作者不仅详尽地勾画出文化研究演进的轨迹，同时对台湾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纠结作了某种梳理，对“文化工业”一类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对鲍德希雅、布尔狄欧、德谢托等当代法国文化研究界的代表人物，均有所涉及和评介。作者不搞空对空的文化理论研究，对现实主义的生活哲学和文化的速食化一类现象，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文化研究虽是一项专业科目，但它的文学评论的社会实用性也甚为显著。蔡源煌的文学评论个性主要表现在努力敲开文学本身狭窄的瓶颈，力图将文学放进更辽阔的文化领域去研究。翻开他的众多文学评论篇什，便会发现这其实是文化评论，他常运用文化研究方法探讨海峡两岸的文化及文学现状，在台湾的文学评论中独树一帜。像收集在《海峡两岸小说的风貌》中的《1988年文化体检：谁是大赢家》《文化趋势的变迁》以及附录的《正视当代文化》等文，均是用宏观和整体的眼光，把文学运动、文学现象作为整个台湾文学系统中的组成因素来考察的。这与一般论者看台湾文化只着眼于有形的表面现象不相同。

蔡源煌的深刻之处在于探讨文化表象的时候，注意到了历史变革及其带来的历史感问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这不仅是指政治信念，而且是指所有在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下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整个人群的潜意识需要。在蔡源煌看来，这种潜意识的需要往往主宰了文化表现的基础。“例如，在某个紧绷的时段，很可能就会产生许多浪漫言情小说，这是人心受到眼前社会、生活、环境某种局限后，可能产生的逃避，而表现在潜意识的需要和满足上。”⑧蔡源煌从这样一种独特视角来看台湾文化自1960年到现在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去看文学对其他领域的渗透。这样，他在研究台湾文化或台湾文学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学自身本是一种开放的体系，蔡源煌摒弃封闭的方法去研究，自然新意迭出。

蔡源煌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也是内在方法与外在方法的一种汇合和深化。在评论台湾作家作品时，他不就作品论作品，而是对台湾社会盛行的功利主义和作家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针砭。谈到对台湾文坛的期望，他呼吁作家应严格区分文学与政治的意识形态，认清文学课题与政治课题的分野，划清“政治的政治”和“文学的政治”的界限。他反对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希望作家和评论家们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处理，而决不能让其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评论大陆作家韩少功、叶曙明等人的小说时，他对这些作品中体现的各种文化因素作全面的、整体的考察，分析这些作品乃至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努力阐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文化构成，发掘它们的文化意义。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从大陆小说看“真实”的真谛》。此文提出：“中国现代作家，不论隶属于哪一个流派，都还是保留有写实的笔触，所以写实或不写实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包括戴厚英自己的作品也是写实的。我们指出写实主义的局限，并不是说要全盘摒弃写实主义——那是不智而也办不到的。可是，我们却有必要呼吁评论者切勿妄自以为写实主义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东西，而以它的指令去进行党同伐异的批评。”这里对写实主义的态度，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辩证的态度。他对大陆小说的评价，也正是依据这一原则进行的。当然蔡源煌是有强烈倾向性的批评家，如对于台湾乡土小说所批判的台湾社会所出现的贫富不均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他认为这是由于乡土小说家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所虚构出来的，并不符合现实面貌。吕正惠认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蔡源煌的“后设小说”理论所蕴含的政治倾向⑨。

蔡源煌不仅是评论家，还是一位小说家。他发表于1986年元月21日的《错误》，大量运用了实验性手法，被陈昌明认为是“台湾第一篇后设性小说的佳作”。《错误》的题材并不新鲜，它所叙述的是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却有意“促成小说叙事结构的自体销解，并玩笑似的嘲讽正成为成规的文学认识”⑩，以强化作品的虚构色彩，向习惯于阅读写实小说的读者挑战。作品中有一段话极好地印证了作者对作为写实主义核心“真实”的反感：“我们常说时光隧道，就是要以隧道这个具体的意象来代表抽象的时间概念。飞逝的车身，是俗世的时光岁月；车内日光灯所照亮的部分，就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能凭经验感官去察觉的现实。我们斗胆而带有几分无知愚昧地相信那就是所谓的现实。可是车外那乌黑的背景，几乎一伸手就可以触及；在黑暗中，一定有着我们所看不到的什么东西冥冥中在那里存活着。”正是出于对再现论的怀疑和对虚构成分的大力推崇，蔡源煌身体力行地提倡后设小说、超现实、魔幻小说及后现代主义，和另一位活跃的新世代评论家王德威一起大力攻讦写实主义的模仿论。

蔡源煌之所以能在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使自己的理论落实在当代文学评论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非常重视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曾指出：“从事文学批评就不得不讲理论，而好的文学批评也需要文学理论来做引导，但是最忌讳的就是‘文学绑票’。”他自己出版的书，有不少就是有关文学基础理论的，如《从浪漫主义到后观代主义》，是对文学术语的新诠，所着重探讨是半世纪以来在西方发生的文学现象。在探索各项文学运动或现象流变时，他力求掌握思想精髓，并补充前人所遗漏的部分，以便更全面地展现各文学现象之嬗变和内涵。关于几种较重要的“主义”或较重要的术语，都附加在一个最基本的书目中。又如他写的《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课题》，视野开阔，资料翔实丰富，这对读者扩大自己的知识圈，融合他国的文化背景进一步理解他国文学，均极有帮助。缺点是述多于评，且夹带洋文过多，征引浩繁，把读者折腾得如堕万里云雾。至于他写的《从显型到原始基型——论罗门的诗》，则有所不同。作者借用西洋文学理论诠品台湾现代诗，正如他用傅珂的探源式的批评和“僭越”理论来评价大陆新生代作家作品一样，基本达到了“将彼俘来”而不是“彼来俘我”的地步。在他的带动下，已有不少人朝这条路子去扩展，而他自己却在世纪末因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初选未能击败地方派系，从此一蹶不振，步黄凡的后尘退出文坛以至消失。原先高举反现实主义、主张后现代多元书写的“三人集团”，在九十年代就只剩张大春一人了。

注释：

②蔡源煌：《海峡两岸小说的风貌》，台北：雅典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③⑧蔡源煌：《从大陆小说看“真实”的真谛》，载《海峡两岸小说的风貌》，台北：雅典出版社，1989年。

④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7年1月13、14日。

⑤载于《联合文学》，1991年，第4期。

⑥蔡源煌：《解严前后的人文观察·再版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⑦詹宏志：《针锋相对——札记我们的老师——蔡源煌》，载《解严前后的人文观察》，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第12-13页。

⑩郑加言的评论，转引自张惠娟：《台湾后设小说试论》，林耀德、孟樊主编：《世纪末偏航》，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