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艺理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关于其出生年、籍贯以及生平的介绍，多有差错，故正确表述如下:祖籍河北沙河，寄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其母之籍贯)，后落籍北京。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阴历十二月初八日(公历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东城，取名治华，号实秋。13 岁进入清华学校读书。1921年5月28日在《晨报》上第一次发表散文诗《荷水池畔》，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1923年8月从清华学校高级科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英语、欧美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他学成回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创办“新月”书店，后创办并主编《新月》杂志。1930年前后与鲁迅展开“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大讨论，1935年又与罗隆基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故而成为著名的“新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作家。1949年6月赴台，先后任台湾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国立”编译馆馆长等。作为翻译家，其代表作是40 卷《莎士比亚全集》;作为学者与理论家，其代表作是论著《梁实秋论文学》与三卷本编著《英国文学史》。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他被称为大学者，这是对其一生学术成就的毫不夸张的终极论定。

作为散文家，梁实秋的主要散文集有《雅舍小品》、《雅舍小品》续集、《雅舍小品》三集、《雅舍小品》四集、《秋室杂文》、《谈徐志摩》、《清华八年》、《谈闻一多》、《槐园梦忆》以及《西雅图杂记》等等，他被誉为“台湾散文的一代宗师”。对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曹惠民教授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写于抗战烽火岁月的《雅舍小品》，是已步入中年的梁实秋在历经了各种风风雨雨和战争灾难之后，疏离于曾经有过的‘兼济天下’的入世激情与政治理想，心境逐渐归于一种超脱式的恬淡宁静的写照。去京抵台之后，他更加沉浸于追求拥有‘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的心怀，和在恬淡闲适中捕捉艺术的人生情趣。专心执教，缩入书斋，与世无争，埋头著译。在人生哲学上，他将儒家的独善其身、老庄的旷达自然、佛禅的宁静超脱融入自己原本温和稳健的人生观之中，呈现出一种襟怀淡泊、悠然通脱、内情丰赡的人生世界。这一境界化为一种心境和风格，借助于《雅舍小品·续集》……等作品的描摹而愈益鲜明……使他的散文与中国古典散文在情致上更相契合，于淡泊之中更多了一份绵长和深厚。”①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上述的一段话，是因为它的描述是准确和中肯的。当退避文艺论争的功利和喧嚣，回到宁静淡泊、返璞归真的审美心境的时候，梁实秋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家，才可能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

其实，梁实秋并非从写作《雅舍小品》第一集就走向成熟，他的成熟有一个渐进、渐熟的发展过程。他散文创作愈到后来愈见老辣愈见圆熟，以至达到熟能化巧的艺术境界。这里笔者拿《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作为经典个案，以斑见豹地解读与认识梁实秋高超的艺术及非凡的艺术功力。

梁实秋写人物的散文不算很多，徐志摩、闻一多、鲁迅、结发妻子程季淑、续弦夫人韩菁清等等，都有生动的叙写，且多为长篇。《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是梁实秋为纪念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徐锦澄而作，是作者一些怀人作品中的一个极短篇。惟其如此，也就可以看成其人物散文的经典了。这篇散文已经作为中学语文的教材，如丁帆、杨九俊主编的《现代散文选读》就把它作为必教必读篇目。写作其时，梁实秋已近古稀之年。在小学、中学、留学期间作者受教的中国与外国的老师很多很多，在他们中间，唯独让他终生难忘的却是这位徐先生。故而在文章开头，就简洁而又明白地交待回忆老师的缘由:“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无论是“我”对徐老师的印象，还是徐老师给“我”的“受益”，因为这两个方面都达到“最”的程度，所以对作者来说，“我至今不能忘记他”，就必须写篇文章来纪念他。以下，文章就从上述两个方面叙写徐老师这个人物形象，形成了整个文章结构的两大块面，即互为依存的两个部分。

文章的第一部分，从四个方面写徐老师的外部形象特征。

首先写学生对徐老师的总体印象:“凶”。因为他“凶”，所以包括作者在内的学生，给他取了一个“徐老虎”的绰号。学生中间相互取绰号是很普遍的现象，多是同学间亲密相处的表示。但学生给老师取绰号就很少见了，绝对是对老师的“大不敬”。学生背地里以“老虎”称呼徐先生，可见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印象太糟糕了。为什么他凶狠如“虎”，为什么学生对他如此“大不敬”，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追问与期待的悬念。第二，写徐老师像(相)貌的“古怪”。头——很尖，秃秃的;脸形——方方的，扁扁的;鼻眼——“过分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很不协调和谐，加上“戴一副墨晶眼镜”，就把他的丑陋的“模样”更加夸张了;以致他成为学生时期的作者作漫画的对象。第三，写徐老师像(相)貌的脏污。他与孔乙己很相似，“身材高大”，“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且上面“油渍斑斓”;不过孔乙己的脸上常留有伤痕，而徐老师的脸上比孔乙己更有特征，“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川的藏着两筒鼻涕”;甚至作者还进一步写道:“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簪，他用手背一抹。”从作者的描述来看，徐老师患的是慢性鼻窦炎，因为在旧社会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故而不间断地流鼻涕。又因为他思想集中于教学，没时间去擤，于是就养成了很不文雅的“吸溜”鼻涕的习惯。(作者故意这么写，不为老师解释，就是让读者去想……)第四，写徐老师平素仪态的孤傲与狷介。“仰着头”——什么都不在眼下、“迈着八字步”——悠然特立独行、“两眼望青天”——心怀不凡志向、“嘴撇得瓢儿似的”——自鸣得意:这些情态的背后，是他十足的自信。他惟其自感肚子里有学问，就拥有了立身处世的底气，于是表现出孤傲狷介、特立独行的个性特征，外向为目中无人、傲视一切、不苟言笑、我行我素的情态。

文章的第二部分，写徐老师内里的“凶”:作为“严师”的敬业精神与宽仁胸怀。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写他的“凶”。

首先，写国文教学秩序混乱的环境迫使他“正当防卫”。文章叙说清华学校国文教学的混乱、“糟糕”的背景:学校教育实行重正科轻副科的教学机制，上午安排正科，严格对学生的各种教学与考试要求;国文作为副科，则安排在下午，“成绩与毕业无关”。因此多数老师对学生放羊，敷敷衍衍，而听课的学生稀稀拉拉，到课的多数在课堂上或睡觉、或看小说、或写家信、或“神游八表”。徐老师出于自己的职业道德与责任，不得不拿出措施，进行“徐氏”的教学改革，以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他采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整顿教学秩序。写徐老师针对当时教学秩序散漫失纪状况，对学生采取“凶”狠的制服。当一位学生无理发问、无理取闹的时候，他抓住了契机进行教育，“勃然大怒”，“冷笑”、训斥、“吼叫”;当“我”为那位同学“分辩”的时候，徐老师则转移目标，把“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他以老虎般发怒吼叫的方式实施其师道尊严，从此真正把学生制服了。二是自编“新旧兼收”的教材。他编的国文教材，“有古文，有白话”，选了林琴南、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文章，对一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在当时确实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三是自定一套“情意化”的课堂教学法。亲切地介绍作者，以引发学生对作者其人的兴趣;吟咏课文，把自己当成“背台词”的“演员”，以活跃课堂气氛;“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以帮助学生进入国文审美空间，理解课文的思想情感意蕴。四是因材施教，重视作文教学。作文教学是把所学的古文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践环节，对学文的学生来说，今后的思想、见解、学问，全在于你的文字表达。徐老师深谙此理，故而十分重视。作者说，他“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最擅长的是用的大墨杠子大勾大抹”，“洋洋千余字的文章……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对作者也是因为那次在课堂上为同学“分辩”，就格外引起他的注意，当发现作者是可塑之材时，就对他因材施教，经常进行个别辅导。老师“把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给勾抹了，剩下“全是筋骨”;要作者体会:经他把文章里“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东西勾掉，文章就“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其实，徐老师作文教学的原则就是两条:第一，言之有物，是对文章内容的要求;第二，简练表达，是对文章语言的要求。这两条原则无疑是科学的作文真谛，也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措施。

徐老师对学生“凶”，其实就是“严格”，甚至是“苛严”。用呵斥与发怒整顿课堂秩序，是其组织教学的严格，内心是恨铁不成钢的痛心与焦急;自编增添新内容的教材，是其教学内容的严格，内心是让学生与时俱进的一腔热忱;自定一套“情意化”的教学程序与实施作文教学的两大原则，是其教学方法的严格，表现了他严谨不苟、诲人不倦的职业道德。徐老师作为严师，不仅一方面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且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他自己授业解惑的要求更为严格，自己的付出也因此更多，他的所作所为诠释了严师的全面含义。徐老师学问功底深厚，尤其教学方面认真负责，敢于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进行更新，是对自己的苛严，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模范教师”或“特级教师”。只是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表彰措施与称谓罢了。

这是一篇写人物的散文。作者回忆徐老师的林林总总，是从人物的外部特征有层次地写到人物的精神风貌，是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一般作家大凡写老师或亲友，都在外形体征上往尽善尽美的方面写。可梁实秋写他的徐老师却很另类。他用了漫画的线条与色彩描述徐老师的外部形象特征:凶、怪、丑、脏。其中关于“吸溜”鼻涕的描写花了很多笔墨，仿佛是黑色幽默的滑稽与残酷。为何这么写?为何如此“黑色幽默”?这正是这篇散文艺术表现上特别出彩的地方。作者故意用欲扬故抑、相反相成的手法，把徐老师作为“严师”的思想品格更加凸现了出来。先真实描写徐老师的凶、怪、丑、脏，强调其不修边幅、极不儒雅的外表，后写徐老师忠于职守、悉心育人的本质，如此造成外表与本质的反差与对照，产生了美丑联体、合而为一的强烈艺术效果，而且还明显创造了滑稽的喜剧色彩。这种手法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如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赋以敲钟人阿莫西多古怪丑陋的外表，又赋以他一颗金子一般善良正直的心;《西游记》写孙悟空、《水浒传》写李逵和鲁智深也用此法;至于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在《阿卡奈人》中写特律该俄斯(骑在粪甲虫身上去救和平女神)，喜剧戏曲《张飞审西瓜》《李逵装官》写张飞与李逵，一些童话中写“丑小鸭”“阿凡提”“伊索”等人物，也都是用这种外表与本质悖谬、真意在于肯定的喜剧艺术手法。不过，这些都是小说、戏剧、童话写人物的非否定性滑稽。梁实秋则把它活移用到散文中来写他的老师，这是他在散文中的一种肯定性滑稽的创造。

文章结尾时说，作者回忆老师，是出于近50年后还对他“怀着怅惘敬慕之意”。说得很明白，文章对徐老师的一切叙写，最终是发抒对老师的怀念感激之情。读者细细体味就不难发现，作者的诗情就像隐蔽的山溪，自始至终在叙事的背后流动着。从写老师的音容笑貌到写老师执教的严格和勤勉，抒写了作者与同学们对徐老师由憎恶到喜爱的感情变化的过程。从第二部分开始，字字句句看似实写老师教书育人的功德，其实文字里流漾着对老师无限敬仰的感情。尤其是文章的结尾部分写到的“作文的技巧”，这一节仿佛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其实不然。第一，“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硬转，该接……硬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话”、“难分难解处来一个譬喻”等等，这些是老师教的、自己受益的作文技巧，无疑对青年学生和爱好写作的读者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第二，这些作文技巧是徐老师亲自传授与“我”的，“至今有用”，自己之所以成为著述等身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离不开老师给与的这些夫子之道。所以借一一叙写技巧的同时，则舒缓地、一唱三叹地发抒内心的感恩戴德之情，老师的这些教诲，化成了自己作文的个中三昧。在作品的最后，作者说与徐老师离别近50年，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早已归道山了”云云，流露出未曾拜访先生、报答一二的悔恨与抱憾。惟其如此，在今生今世无法弥补的情况下，只能写这样一篇缅怀老师的散文，并且用这样一种公开纪念的方式(公开发表，见诸于世)，告慰九泉下的恩师与告知他的读者:自己对先生永远有着挥之不去的“怅惘敬慕”。如果徐先生九泉有知，那么他会为他学生的这篇“作文”而感到无限欣慰的。作者说过:“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②其实，这些话就是徐先生作文教学的思想。假如我们拿徐先生传授的两条作文原则和一些作文技巧，来检验其学生梁实秋的这个文本，那就可以品味出学生是如何把老师的夫子之道，溶化在字里行间，变成了自己的“简单”的最高理想。其实，梁实秋在散文中把人物描写的种种技巧，化成了对老师描写的“简单”，是举重若轻的“简单”，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简单”的艺术。散文创作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作家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第二是在艺术上进行绝佳的表现。这两点在《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得到有力的证明，而且还证实了梁实秋艺术第一的美学理念:“散文的文调虽是作者内心的流露，其美妙虽是不可捉摸，而散文的艺术仍是作家所不可少的。”③而梁实秋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般散文家所能企及的，因为，对于梁实秋来说，作为大学者的知识基础、文化修养、文学理想和智能结构，是他取得成功的决定性的前提。

注释:

①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163 页。

②③《论散文》，《新月》第1 卷第8 期，见佘树森:《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