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森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宁德 355000)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各种流派的出现在不停地演绎、促进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乾嘉学派作为主流学派，考评、考据的复古学风达到鼎盛，给当时空泛浮夸的文学界带来了朴实的气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很有研究意义。

一、清代乾嘉学派的特点

乾嘉学派是以考据闻名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主流学派，人们根据其学派特点又称其为朴学、汉学。作为清代极富盛名的考据学派，清代学术特征和学术思潮通过乾嘉学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自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1]老一代历史学家、经学史家范文澜先生的话对乾嘉学派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概括。乾嘉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分为吴派和皖派，代表人物分别是惠栋和戴震。其中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也为乾嘉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学术流派，能够被冠以乾嘉的名号，足以说明其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了鼎盛的巅峰。

提到乾嘉学派，不能不提到考据。考据，在中国的各朝各代作为著书立说的实证来源，一直都被应用。只是有很多时候人们对待考据的态度并不严肃，也就造成了空泛的学风。到了清代因为政治和文学的原因，考据日益被学者们所重视。学者们对于考据的专注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种实证的学风一扫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使清代文学和学术走上务实的道路，乾嘉学派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整理，系统地修订了各方面的文献，为现代学者查阅典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踏实的学风对后世的文学作风有相当大的影响。

乾嘉学派的学风：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这种求实、质朴的文风对于现代学者来说仍然具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二、乾嘉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文学是一个涵盖意义很广的词语，中国古代对文学的定义很宽泛，一切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虽然对文学进行了细分，但是诗词歌赋、古文、传史等大的方向并没有改变，文学内容所涵盖的知识是博而杂的，是各方面的知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现代文学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所以乾嘉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清代乾嘉学派涉猎的范围很广，如历史考证、学术研究、算学以及词学、艺术等。理性诉求贯穿于所进行的所有研究，以“护古惠后”为立足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理念，以及“辟持风气”的精神，这对于我国词学、音韵学、艺术思维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成就不但表现在史学、学术等方面，对现代中国文学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乾嘉学派的史学成就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乾嘉考据兴盛之前，很多文献典籍史据无考、不实、零散的情况常有存在。乾嘉时期乾嘉学派大规模的整理，使遗留的文献相对完整、丰富，后人可以更好地阅读，学习和借鉴。考据作为历史文献著作中常用的方法，到了乾嘉时期更加严谨，考据的成果更加丰富和充实。可以这样说，没有乾嘉学者的皓首穷经，我们现在对古书的阅读就不可能这么容易。读古书不读他们的笺注，要多走很多弯路。

文学和史学一直以来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史不分家是人们一贯的认识。一部经典的历史巨著可能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中的很多素材就有可能来自于史料的记载，同时良好的文学功底也可以增加史料的可读性。乾嘉学派对于近代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保证论点精确和论证有力，在史料的收集过程中取材范围广、态度严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可信度高、文采纷呈的书籍就是他们的功劳。学者们精于考辨、严于取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史料校勘中反映出学者们语言的功力，丰富的语言表达使文章内容翔实而又不枯燥，为现代文学提供可用资料的同时也丰富了语言文化。

在史料的保存方面，远史和近史在保存完整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远古史的很多结论都是来自于推断，这是因为时间久远，留下的证据和反证材料都很少，无法给出准确的定义。乾嘉学派的考据、校准工作弥补了多年之后史料不实或者无据可考的情况，使后人的研究相对容易。《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等史学巨著，都是乾嘉学者们下了一番功夫整理出来的。他们为古籍订正错误、补苴罅漏，大大提高了我国古代文献史料的可信度，施惠后人，功在千秋。这种学风和旨趣，对后代学者影响很大。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在文学和史学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对乾嘉学风进行了合理扬弃，继承了其精华部分。

(二)乾嘉学派对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整理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

清代古文经学兴盛，系统地梳理和校勘了中国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清代乾嘉年间，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从其他学科里独立了出来，语言文字学就此创立。它的创立于朴学家对经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推崇的从最基本处研究使得文字、音韵、训诂部分丰富并向纵深发展，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因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乾嘉学者将语言文字上存在的古今差异认为是造成对经典文本理解差异的根源，语言文字在形音义方面的古今差异，直接造成人们对于作品理解的差别，对语言文字的精确阐释成为填平古今文学鸿沟的最佳途径。

古今字形之变的文字学、古今字音之变的声韵学、古今字义之变的训诂学这三方面造成对语言文字意义的演变和引申。乾嘉学者解决了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字形变化和讹误的问题，奠定了文本正确理解的基础。声韵学清儒根据“去古未远”的原则，在恢复汉代的语音系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训诂其实就是语义学，是对字词的本义或古义考察。在古书中“余义”“引申义”“假借义”等的运用很普遍，特别是“假借”，乾嘉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通过可替换词语判断字词的假借义，使很多疑难的字义迎刃而解，保证了理解经典文本原义和解释的正确性，使现代人对于古代书籍的理解更容易，现代文学中很多词语的运用仍然采取了这些方法。作为文学语言的最小构成单位，这种研究成为跨越文字时间距离的重要桥梁，为现代的文学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乾嘉学派对词学的影响

词学又称为乐曲学，其主张韵律之美，不但能体现文学之美，也能体现艺术之灵性。词是现代很多文学人士的最爱，吟诗诵词是文学欣赏中最美好之事，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对古典诗词加以引用，其中的语言美、意境美以及艺术思维也经常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现代文学，增加了文学作品的韵味，对词学的研究更进一步推进了古典诗词的发展。

清代乾嘉学派对于唐宋词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搜集、整理和考订，同时展开了对词学中复雅、重情、协律等问题的词学研究。词籍整理、词韵修订、词律编纂和词乐研讨等多方面的研究为文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和资源。清代乾嘉年间对词学研究的各支派中，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影响最大，作为地域性流派，与吴派、皖派在乾嘉学派中处于并列的地位，该学派推崇的是今文经学，学者们将经学与治经方法运用到词学的研究中，梁启超曾这样说：“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2]可见今文经学对词学的影响。大家所熟知的龚自珍、康有为都是常州学派后期的知名人物，他们的思想也多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惠言，他首先是一位经学家，研究其留存的46首词作，词学思想与经学思想完全一致，他将词学的地位与诗赋放在了同一水平，他的词作风格对当时的词风起了扭转和指导作用。

清代乾嘉学派中王昶、王鸣盛、程瑶田、吴锡麒、凌廷堪、焦循等学者的贡献也很大，他们将“复雅”、论词必论其人、重情、协律等新观念贯穿进了词学，同时在词学中融入汉儒的文学思想，对词学思想的构建起了很大的作用。学者们认为词有助于宣泄人之性情、舒展人的“柔委之气”，诗、古文能表露人的“清劲之气”。他们对于词学中“柔委之气”“清劲之气”的认识意识与现代我们对于古诗词的理解完全相同，亦或说我们的认识沿袭乾嘉学派时期对于诗词的认识。其中，焦循对于文学和经学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对于现代文学同样适用。他指出，文学具有“移情”的特性，当然人在对某个观点百思不得其解时，“移情”可以令人思维开阔，性情(性灵)在经学与文学的互相连通方面起了枢纽作用， “盖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3]。这种思想 “移情” “性情(性灵)”的认知观现代文学一直在沿袭使用。

三、从郭沫若等人的成就谈乾嘉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乾嘉学派对现代文学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范文澜等多位现代学者都从中受益。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乾嘉学派对郭沫若的影响。

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中国文坛占有相当的地位。郭沫若作为知名的文学家，留下了《棠棣之花》《孔雀胆》《凤凰涅槃》《星空》《反正前后》《新月与白云》等不朽的作品，很多知名作品不仅吸收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也使其文学作品增添了特有的色彩。在郭沫若的文、史、甲骨、金文及考古学等多部作品中，文字、音韵、校勘、训诂、辨伪等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和手段都被成熟地应用。

四书五经是郭沫若童年时代的主要背诵内容，他的兄长在其十岁时就教他学习段玉裁的《说文》及《群经音韵表》。对《皇清经解》中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产生兴趣是在高中时，郭沫若通过自学了解其中的知识，后来对于乾嘉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的著述也很感兴趣，并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加以运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更是研读了乾嘉学派整理的所有文献，“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我都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 ”[4]之后在他的名著《青铜时代》中，乾嘉考据学的应用随处可见。郭沫若在随后的诸多作品中，都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思想和考据方法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在古籍整理方面也不无成就，有《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等书籍出版。“要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知其所以然’。”[5]郭沫若的话集中反映了自己所有创作中遵循的思想，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超越成为其思想的显著特点，科学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

四、结语

乾嘉学派主张言之有据，凡立一说必得旁征博引，对于所需资料也会精心选取。梁启超认为这种搜集和考辨的方法与西方的逻辑归纳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这种认识在现在看来并不全面，但也是对乾嘉学派所做贡献的再一次肯定。文学是各种学科知识的综合反映，乾嘉学派在历史科学和文学以及其他学术方面的成就，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发展造成影响。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在对传统文学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引申和升华，批判地继承乾嘉文化对今天的中国文学走出虚无主义的认识困境会有很大帮助，在21世纪，重新认识乾嘉学派的意义，会让今天的中国文学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参考文献]

[1]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25.

[3]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M]//《雕菰集》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