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无锡市文联创作室，江苏 无锡 214026)

2009年，陈河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在《人民文学》第12 期发表，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从史料钩沉中发现了隐秘的加拿大华人抗战素材，将其演绎成一部战争寓言式的小说。作者以史料为牵引，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描述了二战中奇异的东南亚丛林战场，让人感受到了错综复杂的海外华人抗战史。2010年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陈河也因之于2011年获得了“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也许是因为创作这部小说而接触到了南洋的抗战历史，陈河更深地扎进了马来亚华侨华人的抗战故事之中。

2012年第8 期《中国作家》发表了陈河的另一部马来亚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米罗山营地》，所不同的是陈河选择了从写《沙捞越战事》所掌握的史料中正面掘进，试图由史料梳理和实证考察到达那段历史所在的时空，回溯一段惊险、复杂的历史，重述被历史尘封的遗忘角落。然而这两部小说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是作者占有史料的丰富程度不同，也与作者写作姿态的变化有关，但是无疑这两部小说都触及了极其复杂的历史漩涡，它们所呈现的差异仍然对观察陈河的史料小说写作，乃至海外华人作家的相关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点，也为我们找到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坐标提供了借鉴。

一

《沙捞越战事》的题材来源于真实的史料，但是作者更多的是采用旁观的角度，他用一种“流浪式”的笔触写出了出生于加拿大的华裔青年周天化的参战经历:他出生在加拿大，与生父感情淡漠，生长于日本移民街区，与许多日裔侨民结下了良好的友谊，本想参加加拿大军队赴欧作战，却又意外地被编入英军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刚刚空降到马来亚沙捞越地区却又被日军俘虏，更阴差阳错地成为日军、英军的双重间谍，从而深深地楔入了波诡云谲的族群斗争中。虽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由于身份的特殊而备受猜忌，使他陷入身份的迷茫而无法解脱，最终在谍战中不幸身亡。

这部小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周天化的特殊身份使其有了隐喻性。小说屡屡提及周天化长相上和日本人有相像之处、安有一颗日本风格的金假牙、与加拿大日裔的友情等等，这些都不断暗示周天化身份的模糊性，在他军人职责之外植入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迷茫和尴尬。所以说，《沙捞越战事》存在的一处张力即在于，它从碎片化的历史事件中敏锐地捕捉真实之外的细节，在史料的梳理中发现更深的意义。小说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行为给予批判和谴责，但是并不局限于在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之间做简单的敌对划分，而是从适度超越民族性的角度去揭示战争的残酷。因而我们看到周天化辗转于英军特种兵分队、红色游击队、依班族土著部落、日军司令部之间，虽然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危险，但是他的行为又体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这既是特种兵的职责，也可能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超越民族仇恨的平静。

“《沙捞越战事》男一号周天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是有相当寓意的，作者赋予周天化一个几乎无国籍限制的‘客观’视角，从这个视角去看参战各方，对战争的性质与人类的愚昧做了一种有距离的、比较客观清晰的审视。”①从小说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几处旁证来作说明，小说着笔于沙捞越战事，却有大量篇幅在写当时加拿大的移民处境。例证之一是，当年周天化参军的时候华人受到当地白人的严重歧视，没有选举权，不能从事白领的职业，甚至没有国籍不能参军。华裔青年们只有在穿上了加拿大军队的军装后，他们才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了。例证之二是，周天化从小在日本街区长大，有一群很好的日侨朋友，作为没有母国经验的移民二代，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仇恨。例证之三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加剧，在加拿大深受二等侨民之苦的日裔侨民也面临着要不要为所在国参战的困惑。

应该说，源于亚裔移民二代类似的生活体验，周天化与他所认识的日本侨民有着一种质朴的友谊，即便中日爆发战争，他对日本人也并没有因此而怀有仇恨，然而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他自然而然地有着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例如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中国时，在昆明机场看到战火中坚守岗位的哨兵，心灵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奠定了他坚信抗战必胜的信念。只不过这种认同感与祖国(中国)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模糊空间，正是这种含糊造就出了一种距离感，周天化是加拿大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加拿大人的政治与文化地位，是会说流利日语的中国人却又穿着英国军装，更使他在战场上感觉到格外惶惑与尴尬。

因此，陈河从“超脱”的层面上，赢得了一个从容叙述的视角，周天化的故事成为他站在“他者”的角度，讲述一代移民华人的心灵史的药引子。“在战事的壳子里，我们望见的绝不仅仅是美国大兵式的为了战斗而战斗，而是每一幕战斗后面都有因为民族身份认同上的混乱与尴尬造成的存在张力。这种张力现在没有本质改变，依旧压在作者和其他移民者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讲述的并不是过去已经化成尘埃的周天化们的旧事，更是成千上万的中国新移民的现实。”②

另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回到周天化故事本身，由史料作为牵引，周天化的经历又有了传奇性。这种传奇性，为作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使小说颇具想象力。二战时期的沙捞越是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域，那里活动着英军、国民党一三六部队、华人红色抗日游击队和土著依班人部落等复杂力量。小说写出了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复杂战局，穿插着神秘的情报谍战、马共的游击队生活、依班族猎头部落的仪式和习俗，特别是小说埋下了依班族少女猜兰对周天化的痴情爱恋线索，为小说预留了丰富的挥洒空间。

这是一部很有发散性的小说，一如陈河小说的风格，在看似简单的布局之下有着多种延伸的可能性，它在不知不觉间把不同时空层面的话题聚拢起来，形成了相对丰富的内涵。我们简单回顾下小说的背景，可以看到小说故事场景从加拿大的雪山、木屋转到沙捞越的丛林、长屋，连接起英军、日军、马共的纠结角力与潜伏谍战，再铺垫上依班族少女猜兰的痴情、丛林游击队的生活，都让小说充满惊险、刺激的传奇性。而小说又不局限于就传奇而传奇，也展现出较为广博的知识面，糅合了日本渔民发家史、东南亚原始部族的宗教禁忌与仪式等等，在演绎与想象中，它把错综复杂的丛林斗争从容地穿插起来，也显示了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

二

在《米罗山营地》中，陈河不像《沙捞越战事》那样采取旁观的视角，而是正面突进，直面马来亚抗日战争中不同势力的分合冲突。小说以“我”前往马来西亚探访马来亚抗战史为起点，从当年的亲历者、知情者的讲述与实地考察中，串联起为人所淡忘的历史片段，在只鳞片爪中尽可能去还原历史的某一面。小说大抵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日军入侵新加坡后，林谋盛和他负责的一三六特种部队渗透到马来亚从事抗日活动，并与当地的马共游击队接洽合作的过程;二是围绕当地卡迪卡素夫人的回忆录《绝不怜悯》所还原的众多事件，回顾当时民众和游击队的抗日故事。卡迪卡素夫人是当地一位医生的妻子，利用家庭的便利为华人游击队治病疗伤，帮助当地穷苦病人，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卡迪卡素夫人的行为被日军发现并被施以酷刑，以致半身瘫痪。战争结束后，卡迪卡素夫人得到了英国国王颁发的自由勋章，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NO DARM OF MERCY》回忆录(中文译名《绝不悲悯》，陈文煌译，台湾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在作者看来，这部不为中国人熟知的回忆录完全可以与《拉贝日记》和《辛德勒名单》一样让人感动。小说从“我”到马来西亚探访卡迪卡素夫人的资料作为序幕，引出林谋盛及其一三六部队在新加坡从事抵抗运动的故事，并进而两条线索交叉推进，写出了一三六谍战队员和马共游击队在复杂局面下相互协作的努力与理念冲突，也通过许多生动的细节写出了卡迪卡素夫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无畏品质。

《沙捞越战事》中，作者可以从容地借周天化的足迹冷眼旁观，立足“他者”的视角，表达自己对战争和族群文化的思考，而在《米罗山营地》中，作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口传资料和文字材料，并试图通过实证考察来抵达历史现场，显然这与写作《沙捞越战事》时的心态和姿态有了很大变化。陈河由之前的旁观者逐渐转变为探索历史的局内人，这种写作姿态的变化势必会使这部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评论家施战军说“陈河的小说不是依据情节讲以吸引人为目的的故事，而是通过小说表现探索性思考，使作品呈现故事之外的深度，这是陈河非常鲜明而可贵的特点，也是今天的文学所欠缺的一种品质”③。如果说在《沙捞越战事》中，这种探索性思考表现为“从适度超越民族性的角度去揭示战争的残酷”的话，那么在《米罗山营地》中，这种思考的表现形态已经有所变化。毕竟，从战争史料的爬梳中，必须直面战争的血腥和侵略者的残忍，那么其批判立场就必然要更加强化，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相应地，作者的“他者”姿态似乎更多地表现为对几方抗战力量的超然观察，如冷静分析马共游击队与英军之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土著部落与英军及游击队之间的分合斗争，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各种势力的实力、作用及观念差异。虽然作者对这些内容着墨不多，但是臧否人物，对当事人就其一点，不及其余，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点评，如对林谋盛、陈平、卡迪卡素夫人的点评都不乏闪亮之处。

马来亚华人抗战史错综复杂，既有当时马共、英军、国民党战略分歧的历史背景，其中又交织着中国与当事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几十年来在历史的烟云中云遮雾罩，越发难以捉摸。海外华人作家以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其具有了一个“他者”的眼光，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同时他们的文学呈现也为我们展现了故事的另一种风采。相对而言，能够较少受到先验的意识形态束缚，立足于实证资料，更好地还原历史现场。“海外华人的身份使作者经常要面对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体味和思考移民者的所有感触;而作为作家的敏感又注定了他要为本民族的英雄树碑立传，要抒发表达自己对于民族性的客观思索。作为小说家，他习惯使用好莱坞的从真实历史里钩沉故事的笔法，将一段被历史淹没掉了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④马共游击队与国民党背景的一三六部队在严峻的抗日斗争背景下进行着合作，谍战队员需要游击队提供安全庇护，特别是转移电台、建立联络基地需要得到游击队的支持，但是二者之间也有着明显不同的战略，作者能够较为持平公允地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对于战争后期马共领导层与英军乃至马共游击队内部的分歧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这都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三

陈河在谈及《沙捞越战事》时似乎并不满意，“我觉得我是在把它当一部战争寓言在写，当然，作为小说，它还有许多不足，因为是通过史料想象还原的，所以还不能变成大的作品”⑤，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标准再看《米罗山营地》，作为一篇立足于回忆资料、考证资料组成小说，又显得有点想象力不足。作者在文中并不讳言自己的写作困惑:“(对于马来亚抗战)说真的，我已经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所掌握到的很多资料是独门的，但我还是觉得十分迷茫。我感觉到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和那段历史隔着一层不可逾越的时空”⑥，“我收集到了许多的故事，但大部分是些个人的记忆和口头传说，没有找到可以支持我重新构建一整段历史的扎实而系统的可靠资料。直到我找到了卡迪卡素夫人所写的《NO DRAM OF MERCY》(《绝不怜悯》)一书之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⑦

可见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已经占有了相对翔实的资料，对游击队员、潜伏谍战人员、卡迪卡素夫人都怀着敬意，对他们的牺牲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感佩于心，那么在这个思想心态下，作者实质上已经介入了这段历史的书写，他所做的不是要不要构建这样一段历史而是如何去构建这样一段历史。

虽然冠以长篇小说的体裁，但是在《米罗山营地》中，作者的自由挥洒的尺度显然有所“收敛”，由于依托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史料考证，这部小说更像是一篇非虚构的纪实作品。如果按照长篇小说的要求而言，这篇作品不足之处是过于依赖史料，而有时候关于马来亚华人抗战的资料是残缺不全或是不足为训的，可能不足以支撑叙述的需要，在行文中显然有所顾忌，显示出某种拘谨。上文说到这篇小说大体显现两条线索，而这两条线索在资料上是不对等的，造成了小说在叙述上的偏重不一，有时文从句顺有时又显得仓促而失于从容。例如，文中描写突击分队经过丛林、农田、村庄，突破日军、警察检查站，前往米罗山营地的过程时，部分段落的语气、句式雷同，记叙模式比较单一，在有限的篇幅内一些常用词高频率出现，就文字而言不够生动。其原因可能是，作者有意根据资料秉史直书，从而不宜展开文学想象，而现有纪录文字又不够丰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叙述上的弱化。

此外，作为小说而言，作品对人物形象刻画不够清晰，小说人物关系众多、线索千头万绪，除了卡迪卡素夫人着墨较多之外，其他人大都来去匆匆，出彩的地方不多。例如，日军入侵新加坡后，对林谋盛等逃离新加坡的情况，小说摘抄了林谋盛逃亡期间的部分日记，以表现这一华人社团领袖视死如归、坚决抵抗的意识和决心，但是单从林的日记来看，记录事情多于记录心情，对突出他矢志抗日的精神来说略显欠缺。此外，小说对林谋盛的形象刻画也不够丰满，使得林谋盛这一中英合作一三六谍战部队的领导者形象显得较为单薄。小说中关于林谋盛让人印象深刻的倒是他被捕的情节和结局，如作者直言，“林谋盛其实不是一个职业的军人，更不是一个高级的间谍”，“他之所以让后人永远铭记不是因为他的间谍技巧，而是他的民族精神和无畏的勇气”。

总而言之，陈河的两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和《米罗山营地》呈现了马来亚华人抗战的复杂历史，作者以其“他者”的视角和想象力为我们描述了历史的一种姿态。由于占有史料的不同和写作姿态的差异，《沙捞越战事》有较大的自由想象空间，文字更加恣意率性，笔触游移加拿大、东南亚之间显得开阔自如，而《米罗山营地》则文字朴实简练，笔触紧凑集中，对于想象有所克制。就这两篇小说来说，“他者”视角好比把海外华人抗战史与海外华人作家做了跨时空的连接，想象力则是一剂历史与纪实相糅合的粘合剂，其“用法”与“用量”考验着作家重构历史的能力，而这些恰恰为我们观察海外华人作家提供了一个支点，为我们找到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坐标提供了借鉴。

注释:

①②④谭湘:《历史与现实的民族身份认同——评陈河〈沙捞越战事〉》，《文艺报》，2010年10月29日。

③舒晋瑜专访陈河:《把经历作为写作来源很危险》，《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4日。

⑤孙小宁专访陈河:《时间之河上的一条鱼》，《北京晚报》，2011年11月14日。

⑥⑦陈河:《米罗山营地》，《中国作家》，2012年第8 期，第141 页，第1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