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取勉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 济宁 272101）

隋代山东政治环境及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李取勉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 济宁 272101）

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帝王政治。帝王个人作为影响整个社会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又影响经济的发展。隋代前后期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山东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隋文帝统治期间，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经济得到复苏；隋炀帝统治期间，战争不断，苛捐杂税横生，致使民不聊生，农业经济迅速下滑。

隋代；山东；政治环境；农业经济发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过来集中表现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型动态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并非单方面地制约与影响对方。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对经济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当明显，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皆为政治所掌控，社会经济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浓厚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既往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1］283经济受到政治的胁迫而失去自由，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本身带来了双重影响，辖制的不单单是经济的前行和发展，同时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脚。这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2］6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皇权专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能否发展，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关系极大，因为他们的作为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又往往直接制约着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向。隋代山东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明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隋代时间不长，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而文帝和炀帝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带来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表现。文帝时期，政局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开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炀帝时政治腐朽，民怨沸腾，则断送了隋运。前后政治环境的明显变化和反差，使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随之波动。

二、隋代山东的政治环境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史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

隋代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两级（炀帝时改州为郡），当时设在山东的郡县主要有济阴郡、东平郡、济北郡、北海郡、齐郡、东莱郡、高密郡、鲁郡、琅琊郡、武阳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兰陵（今枣庄东南）、方与（今鱼台）县，下邳郡的郯（今郯城）县，东郡的离狐（今东明）县，梁郡的楚丘（今曹县东南）县等，都在今山东。［3］833-868

（一）隋文帝统治时期

隋文帝统治时期，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山东地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

在地方，官商勾结是最严重的吏治腐败，他们沆瀣一气，违法经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阻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种现象，朝廷皆予以严惩。如卢贲为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贲）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3］1143。张威为青州总管，“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3］1379。

隋文帝对行扰民伤财之事颇为谨慎。开皇九年平陈后，群臣皆请封禅，文帝坚决反对说：“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4］5522至开皇十四年，晋王杨广又帅百官扛表，固请封禅。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仪注，看后说：“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禅为东巡；至齐州后，筑坛于泰山，略具礼仪后，即起驾返京。如此就减少了对沿途百姓，特别是对山东地区的骚扰。

慎用刑罚，申明冤狱，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现，又是稳定地方治安的举措。薛冑为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3］1387。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閤”［3］1682。王伽为齐州行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尽脱除其枷锁，并约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动，无一人误期。文帝闻之，下诏嘉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3］1686

通过隐瞒户口以转嫁赋税，是地方豪强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隐漏户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家收太半之赋”的佃农。这种现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现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户口的措施，使隐漏户口成为“蒙轻减之征”［5］典四二中的编户，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抑制了豪强对农民的多余剥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3］1378

发展生产，是政治内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员颇有作为。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3］1388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国家统一，社会趋于安定。隋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3］35诸等措施促进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

文帝还关心民情，赈救灾荒，及时保障百姓生活。开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开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仁寿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3］41、43、47、52

在隋文帝统治的20多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势明显地趋向稳定。而山东地区也是“奸盗屏迹，境内肃然”［3］1695。稳定的局势，给山东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隋炀帝统治时期

隋炀帝即位后，统治日趋残暴，大兴土木，苛役四起，民不聊生。

第一，营建东都。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广即位，十一月赴洛阳并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虽曰“今所营构，务从节俭”［3］61，其实不然。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又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4］5617。为营造显仁宫，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4］5618。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4］5634。

第二，开通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4］5618。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馀万穿永济渠”，“丁男不供，始役妇人”［4］5636。

第三，通驰道，修长城。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馀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4］5629。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4］5641。

第四，四处巡游。隋炀帝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巡游，且每次巡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3］672，增加了沿线百姓的经济负担。

第五，三征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皆从山东海上进军，给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隋文帝这一系列不得民心的决定和举动，造成了民怨载道的社会局面，以致“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3］673。三次高丽之征，最终直接酿成了首发于山东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从而颠覆了隋朝。

三、隋代山东政治环境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古代社会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在短时期内农业科技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户口数便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

隋文帝是历史上的一位开明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由于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山东地区总体上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不断复苏，活力增强，人口呈增长趋势。

至开皇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3］672。隋平陈之前，全国约有著籍户700万。①《隋书》卷42《李德林传》载：“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参见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00页。到大业五年（609年），据《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6］73-77可知：全国著籍户为9，070，414，口为46，019，956，而到唐初高祖武德年间天下户仅剩200万。②《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条，杜正伦奏：“大业所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参见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典四〇中。

隋炀帝统治期间，政府强迫农业劳动力去从事远远超出其本身负担能力的劳役、兵役，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离开了生产岗位或丧失生命，生产力破坏严重，致使当时“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3］673。山东当时许多州县处在河南、河北地区，是直接的受害区域，隋炀帝的乱政，尤其是对高丽的战争，直接给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

（一）百姓负担剧增，生命无保

战争增加了百姓额外的经济负担和无尽的劳役，使百姓的生命朝不保夕。大业六年（610年），征高丽伊始，“有司奏兵马已多损耗。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3］687又“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大业七年二月，正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由于敕命急切，服役之人“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以致于“死者相枕，臭秽盈路”。［4］5654、5655

（二）国库空虚，官员搜刮民财

战争致使国库空虚，官员薪俸不能自保，许多地方官员乘战争之机，行搜刮民财之举。时讨伐大军，齐聚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山东官员“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3］688。炀帝好大喜功，于大业七年（611年）二月，“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随行官员及侍者数千人，于当年四月至涿郡，“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4］5653、5654。沿途郡县官吏催逼百姓修整道路，照例贡献方物、宝贝及美味食品，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骚扰和灾难。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流经今山东的馆陶、临清、武城、德州等地，这些地区的百姓与大运河经过的其它地区的百姓，共同遭受了此次灾难。

（三）战争不断，社会资源耗尽

长期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隋军两次出征高丽，皆从山东东莱海口出发。第二次出征前，他获悉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围攻洛阳，于是率军回师救援。杨玄感败后又率军从东莱渡海，征伐高丽。［3］1515-1516如此反复往来，所需给养皆由山东地区百姓承担。来护儿在第一次与高丽征战中，“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3］688。征伐军中，山东地区百姓被迫服兵役者，应占很大比例。

（四）三征高丽，破坏经济发展秩序

高丽之征直接破坏了山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战争开始后，于山东“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4］5656，无人耕种。杨玄感叹息：“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3］1617张须陀为齐郡丞，“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3］1645。再加上自然灾害，人们是苦上加苦。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3］76。大业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3］83。但是“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人们只能“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3］688以延续生命。总之，山东地区已经面临“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的境况，人们最终走向“相聚为群盗”的道路。［4］5656

（五）政乱民反，经济停滞或倒退

隋末乱政直接导致了农民战争，山东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在山东地区，活跃的农民军主要有王薄领导的义军，窦建德、刘黑闼领导的义军，张金称、刘霸道等领导的义军，北海郭方预、綦公顺、杨厚等领导的义军，西部有徐圆朗、孟海公、卢明月等领导的义军，以及一些曾经在山东作战的义军如杜伏威、孟让、李子通等等。［7］11-26农民军与中央官军和地方军阀，在山东地区不断进行交战，使山东区域的经济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王朝建立后的武德七年（624年）才得以结束。

四、结语

古代社会，劳动力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礼记》有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8］533而确保人口的稳定增殖，则需要一个清明安定的政治环境。如此，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安土重迁。否则，将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深重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述可知，隋朝文帝和炀帝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统治，前者政局出现“开皇之治”的繁荣，给山东乃至全国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后者出现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局面，致使山东地方经济发展受挫以至倒退。所以，古代社会帝王君主的作为，影响着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又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王子今.权力的黑光［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3］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杜佑.通典：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高凤林.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8］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Shandong Political Climate in the Sui Dynasty and Its impacts 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LI Qu-mian
(Jining Municipal Museum，Jining 272101，China)

Politics in a society of tyranny is the politics of monarchy.The monarchy’s behaviors，as an individual，exert influences on the whole social and political climate，which in retu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gricul⁃tural economy.In the Sui Dynasty，during Emperor Wu’s reign，the society order keeps stabl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covery has gained while during Emperor Sui’s reign，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declines drastically and people’s living worsens due to constant wars and exorbitant taxes.

the Sui Dynasty;Shandong;political climate;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J2

A

1008-2794（2012）01-0098-04

（责任编辑：顾劲松）

2011-06-25

李取勉（1975—），男，山东济宁人，济宁市博物馆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