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与《宋濂年谱》序

邓绍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黄世仲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民主派中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在广州辛亥光复后被陈炯明以莫须有罪名枪杀，他的名字不像近代一些著名小说家那样彰显。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颜廷亮所著《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一书对黄世仲冤案作了详尽的考辨，对黄世仲作品在近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更充分的论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界有关这一论题的代表性成果。《宋濂年谱》系徐永明所撰，它吸收了既有宋濂年谱著作的优点和长处而更为丰赡、完备，征引广博，纪事繁富，是一部集宋濂年谱大成的新著。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宋濂；年谱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序

记得是2009年初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颜廷亮先生来信，说及他的几部书稿，其中有关黄世仲革命生涯及小说生涯的一部是他的自选课题的成果，篇幅很大，约有80万字，已经完成全稿，命我写序。我初甚犹豫，后又转念，因思廷亮先生与我本是同行故旧，以文会友，也属古训，于是我欣然回复，承允从命。去年秋天，他的专著定名为《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并获准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今年秋日，这部专著的最后定稿交付人民出版社，印刷有日，我在分享他的愉悦同时，谨为走笔，略陈读后感言，权以为序。

黄世仲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民主革命派中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由于各种原因，他不像近代一些著名小说家那样声名彰显，尽管他的《洪秀全演义》在南洋、美洲华侨社会中早就流传，但直到“五四”时期，著名的或比较著名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中几乎没有它的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的事功和文学业绩才受到阿英和杨世骥等学者的关注；杨世骥在《文苑谈往》中说他的小说“宛若经天的虹彩，在近代文学史上发放着瑰异的光芒”，应是那时的最高评价。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有关高校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中，黄世仲的名字更多地出现。最近30年，黄世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其中廷亮先生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之初，时在兰州大学任教的廷亮先生就开始阅读黄世仲的作品，并注意有关资料的挖掘搜集，那时他尚不满三十岁。四十余年来，廷亮先生的学术重心和任职单位几经调整，但他始终不曾忘情于黄世仲研究。2000年，他将多年研索成果结集，以《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为题出版。现在付梓的这部《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更是他的力作，他在全面掌握已有研究成果和材料的基础上，对黄世仲研究中历来未曾涉及的问题和莫衷一是的观点，作了深入考辨，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经过廷亮先生考辨，黄世仲革命生涯中不少隐晦不彰的情节浮出历史地表。黄世仲出身于走向没落的粤中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1893），他远赴南洋，备历艰辛。在异国十年间，他受兴中会会员尤列等人影响，逐步接受民主共和思想，并在新加坡加入兴中会外围组织中和堂。从海外归来（1903）直至被冤杀（1912）的近十年间，黄世仲置身民主革命漩涡，是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和同盟会南方支部联络员。他除了从事实际革命活动外，还积极参与或独立创办了多种革命报刊。他所撰写的大量报章文字，批驳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论点，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

正是经过廷亮先生的考索和论证，黄世仲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黄世仲在其短暂一生中，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戏曲、散文、小说和文艺理论作品，其中小说创作成就最为辉煌，光是中长篇小说就有《洪秀全演义》、《镜中影》、《廿载繁华梦》、《党人碑》、《宦海升沉录》、《五日风声》和《吴三桂演义》等二十余种。他的小说，无论取材于现实生活，还是取材于历史故事，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革命思想和民主革命激情，体现了一个共和主义者希冀祖国走向文明、繁荣的热望。他的多部以近代史事为题材的小说，反映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动荡时期的社会、政治巨变，构成了一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宏伟画卷。其代表作《洪秀全演义》以成熟的艺术手法对那场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作了全景式抒写，暴露了清廷的无道与黑暗，展示了太平军将士戮力同心、救民水火的功勋，塑造出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描绘出震天撼地的革命气势。章太炎将它与“文辞骏骤”的《太平天国战史》相提并论，热情地肯定了它的成就功绩。廷亮先生把这部小说定位为晚清民主革命派小说的代表作，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有识之见。

关于黄世仲之死，学界一直聚讼纷纭。廷亮先生以十余万字的篇幅，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考述。廷亮先生认为，广东辛亥光复后，黄世仲为建设和巩固新生的共和政权而不懈工作。由于他坚决反对陈炯明背离民主共和精神的专制行径，又在都督人选推举问题上成为陈氏心头之患而深遭忌恨，于1912年4月9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羁押。最终，在一场政治博弈中，胡汉民遵照陈炯明之意，将刚迈入四十之年的黄世仲于5月3日枪杀。廷亮先生关于黄世仲之死的结论持之有故、分析精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早先冯自由在《革命逸事》第二集中说到当年已有人为黄世仲遭受“重典”呼冤。现在，此一政治冤案已经水落石出，廷亮先生的考辨工作功不可没。

廷亮先生是陇上著名学人，他在敦煌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和甘肃古代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各类著述逾五百万言。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他不仅独立撰写了诸多论著，而且花费心血，凝聚学界力量，对一些重要课题作了开拓性研究，有助于推动敦煌文学研究的进展。他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受到季羡林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面，他最先提出“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和“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命题，又是最早提出“中国文学近代化”命题的学者之一。廷亮先生治学既善于宏观论断，也精于微观考证；因而，他能提出新的有价值的学术命题，又能发前人未发之覆。他在黄世仲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还同他锲而不舍的学术钻研精神分不开，这部专著正是廷亮先生数十年研究心得的结晶，也不妨说，它是近代文学研究界有关这一论题的最新创获和代表性成果。

廷亮先生原任教于兰州大学，1980年调往甘肃省社科院工作。我记得和他初次相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举行的全国省（区、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负责人联席会议上，那次会议是由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的陈荒煤同志建议召开的，至今已逾三十年。1982年冬，全国第一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开封举行，研究近代文学的学人自此有了一个定期会面、切磋学问的平台。廷亮先生经常到会，我那时因工作关系也时常与会，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1988年在敦煌举行第三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廷亮先生和其他甘肃学人为这个重要会议的顺利召开付出了很多辛劳。我在那次会议的开幕式上作了一个发言，我说：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包括学会的成立，继往开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还说：我有幸结识了近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朋友，受到很多教益。自那次会议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担任学会常务理事的朋友们大抵已退休，廷亮先生和我都已年过七旬，但他几乎精力依旧，这本专著的出版是他在近代文学研究上获得的又一重大成绩，当会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我愿意借撰写这篇序文的机会，向他表示我的热烈祝贺之情，我也想把这篇小序来作为一种纪念，纪念廷亮先生和我笔墨之交三十年。

《宋濂年谱》序

浙江大学徐永明学人多年来研究元代和明初的浙东学者和作家，卓有成就。2005年出版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一书，篇幅宏大、资料丰富，见出博览穷搜的实学勤攻特点，于述叙中出评论、于评论中寓褒贬，力戒当下常见的浮藻虚言，坚持实事求是的踏实学风，多有见解，更有创获。承他赐阅，使我获益良多。这部著作是他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时就已开始了部分研究，我曾收到过他所作的《胡助年谱》，后来发表在《古籍研究》杂志上。

永明学人曾于1993年到1996年期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那时李修生教授主持北师大古籍所工作，并已启动《全元文》学术工程，同时还举办元代文化研讨班，其中有不少各地高校来的访问学者，大抵是青年教师。我想永明学人当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形成他的学术志向的。

2006年10月，我应浙大文学院廖可斌教授之邀去浙大讲课，在杭数日，多承永明学人关照。离杭之日，他送我到车站，因列车晚点，我们在休息室多有交谈，我深觉他勤奋用功，必将有更多成果。果然，次年他的《文臣之首——宋濂传》就又出版。后来我还陆续收到他校点的《陶宗仪集》和《郑元佑集》。

今年8月，他来电告知他的《宋濓年谱》的增订工作已结束，并已向出版社交稿，嘱我作序。我对他的旺盛的学术精力和丰硕的学术成果，深表钦佩，也至感欣慰。因不辞谫陋，缀文充序，权置书前。

永明学人早先所作《宋濂年谱》本是《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下编《考证篇》的第四章，2006年初我收到此书时，曾经读过，同时也读过书中《概论篇》第五章《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此文曾在《浙江大学学报》单独发表）。这次他的增订本较之原作篇幅增加了一倍，其中重要的增补是及时地采用了新发现的宋濂著作，如浙江师大黄灵庚先生发现的六十多篇《宋濂全集》漏收的佚文，关于那批佚文被发现的消息，我是在2010年12月才得知的；又如宋濂早期诗集《萝山集》，长期以来，大抵以为已经佚失，实际上日本国立公文馆藏有抄本，我虽早已耳闻，但关于它的具体内容是在读了《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发表的任永安先生的考述文章才得知的。永明学人在师友们的帮助下，得到了这个诗集的复制本。也正是在师友们的大力相助下，他还获得了存于台湾的孤本《宋学士续文粹》的过录本，这就使这个增订本在著录和叙述宋濂著作的文献价值上更为丰富全面。

此外，这部新著还添加了诸多历史背景材料和有关人物传记，如元末明初两位著名僧人释宗泐和释来复、参与《元史》写作的曾鲁和林弼等，曾鲁对《元史》撰写多有劳功，至于那两位僧人实是穿着袈裟的文士，他们还涉及胡惟庸案，卷入了政治风波。我还注意到，有些原谱中既有的简略记载，新谱中多有补充，乃至详引，如引录陈樵致宋濂的信即为一例。陈樵毕生隐居，自号“鹿皮子”，他是浙东诗派的代表人物，清人顾嗣立说他的诗风“步武西昆”，可见其文学道路与生活道路均与他的同辈人黄溍、柳贯不同，也与年轻一辈的宋濂相异；但他在治经之学上欣赏宋濂，他以年老之身，自忖濒死，乃致信宋濂，“欲以传人，苦无所遇”，拟以未竟的治经事业托付宋濂。这同杨维桢在辞世之际嘱咐门下弟子务必要请宋濂撰写墓志相似，这些同他政治或文学道路不同的人都愿诚挚相托，也就观照出《明史》本传所说宋濂性格“诚谨”的特点。总之，凡此人物事例的大量添增，使这部增订年谱较之原本更加显出征引广博、纪事繁富的特点。

学界大抵认为，年谱著作创始于宋，元明时代多有发展。宋代最著名年谱是洪兴祖的《韩子年谱》，实际上当时为韩愈做年谱的不止一家，吕大防也撰有《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吕大防还作过《杜诗年谱》。据说吕大防因编校韩愈、杜甫文集而同时编写韩文、杜诗二谱，并附集刊行。这种文集附刻本年谱成为一种传统格式，在人们的认识上，它们相关密切。清嘉庆年间戴殿江、朱兴悌编纂《宋文宪公年谱》，分别在序文中说：“惜诸本流传并未有年谱”，“读其集者惜未有年谱，无由综览其梗概”。嘉庆十三年岳炯为戴、朱所作年谱撰写的序文中也说：“读公遗集俱未有年谱总汇巅末”，是为“缺事”。所以《宋文宪公年谱》“凡例”第一条即云：“文集有年谱，所以考前贤学业进修之次第出处，取舍之本末，知人论世，最为读书要领。”

《宋文宪公年谱》是关于宋濂的第一部年谱著作，1912年孙锵又予补订，故此书又称朱兴悌、戴殿江撰、孙锵补辑《宋文宪公年谱》。清人顾栋高曾说：“有附集之谱，有单行之谱。附集者备读集时参考，故宜简明。单行者备不读集人得有常识，故宜详尽。”顾氏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全面，因为年谱的主要功能并不只在于导读或教识。即以宋濂年谱为例，1994年后出现的陈葛满先生的《宋濂简谱》和徐朔方先生的《宋濂年谱》（未刊本）都是单行之谱，较之《宋文宪公年谱》，它们的字数都偏略。尽管年谱著作格式不一，但其内容主要视谱主的具体情况来规划、决定，不同人物的经历有繁简之别，影响有大小之分，像宋濂这样的有3明一代开国文臣之首人物，他的一生荣辱交替、祸福倚伏，豈祇阳关大道，更有山高水低，比较详尽地记载他一生经历、著作、地位和影响，当以篇幅较多的年谱形式更为合适。上述诸种宋濂年谱各有特色和成就，而以永明学人的新著更为丰富、完备，这部集宋濂年谱大成的新著，当有助于学界对宋濂的深入研究。

当下学人或谓年谱是纪传与编年相结合的一种体裁，或谓年谱是记载一个人物或多个人物生平事迹为中心的编年史，或谓用编年体裁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如果把传记的涵义扩大，把人物大事记一类都归为传记范围，那把年谱视为传记，未始不可。但我还是倾向传记与年谱有别的看法。前人常有参照人物年谱乃至以为蓝本来为人物写传的事例，但这只是说明年谱和传记关系的密切。年谱为传记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传记却可以作出更系统的评论。二者相辅相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把年谱和传记并列为“人的专史”，诚为有识之见。

永明学人对宋濂的研究是先作年谱，再写传记，继又增订年谱，在我看来，这个过程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仅仅体现在形式载体的变化和转换，而是表现为研究的进步和深入。在出版这部增订《宋濂年谱》后，永明学人对宋濂的研究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我希望他对元明之际浙东作家的研究继续下去，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忝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第二十三章曾述及元末士人在政治立场和态度上急剧分化的情况，其实这其间还表现出士人的自我异化。即以师出同门、都是黄溍弟子的陈基和宋濂来说，他们就在政治上相背异路，陈基自大都亡命南归后，在吴中几乎是隐姓埋名，后却又投效张士诚政权，当然此时的张士诚已是元朝的“太尉”。至正二十三年春，陈基随张士诚军攻入安丰，刘福通败死，朱元璋军往救，几经拉锯，张士诚军占领了定、濠、泗、汝、颖等地，朱元璋部大败亏输。此时陈友谅部也攻击朱元璋军，是年夏，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我们现在既可从陈基文集中读到那年庆贺“官军”（实即张士诚部）兵发吴门、攻打安丰的诗作，也可在宋濂文集中读到同年写的《平江汉颂》一类作品，端的是各为其主打江山。至于宋濂和戴良这对“理学兄弟”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更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

元代有三个主要理学派别，金华学派代表人物金履祥、许谦不仕元朝，是在野人物，这是他们与北方学派代表人物许衡和江右学派代表人物吴澄的重大区别，他们实际上是和方凤、谢翱一样的宋遗民。宋濂在经历了自弱冠到中年的经历、观察和思考后，在至正九年就拒绝推荐，不愿仕元。待到李善长推荐，朱元璋派专人礼聘，他几乎是踊跃投效。他或者正是以与元王朝保持距离的元初金华学派的早期人物的传统自承，承继着他们拒元的政治血脉，所以他就必然要投效高举抗元大旗的朱元璋。最后，他与坚决地忠元拒明的戴良一样，都在朱元璋高压专制下悲惨地死去，那又另作别论了……

总之，我对元明之际作家尤其是浙东作家的研究多有兴趣，惜我老病体弱，已无精力，但寄望于年轻才俊，在这方面多作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Preface to Researches on Huang Shizhong’s Evolutional Career and Fictional Career and Song Lian’s Annals

DENG Shao-j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Huang Shizhong is a well-known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and also a novelis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he was killed with unwarranted charges by Chen Jiongming so that his name is not as well-known as other modern novelists.Yan Tingliang，in his book Researches on Huang Shizhong’s Evolutional Career and Fictional Career，published by People Publishing House，has studied his case of injustice and expounded on the importance of his literary works in modern literature.Yan’s book is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 in this field.Song Lian’s Annals，compiled by Xu Yongming，is a new book of complete Song Lian Annals not only by absorbing merits of other related works and also by citing rich record events，extensiv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Huang Shizhong;Historical Novel of Hong Xiuquan;Song Lian;annals

K29

A

1008-2794（2012）01-0001-04

（责任编辑：韩廷俊）

2011-11-07

邓绍基（1933—），男，江苏常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熟理工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