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云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作为一种叙事文体的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学浩如烟海的历史中仅是沧海一粟，毕竟百年的历史实在短暂。但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报告文学文体所散发的无可挑剔的社会影响力才让我们深刻地体察到了这一文体自身强大的辐射力与功能指涉。不胜枚举的经典文本更是以其无可辩驳的艺术魅力至今启发着人们的文学努力，其中所折射出来的读者意识与叙事功能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去发掘。

新时期伊始，以数学家陈景润为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发表的当时经由媒体的渲染便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后来的诸多研究成果及文学史叙述也往往将其作为转折性、标志性的代表作品，好评如潮。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佘树森、陈旭光毫无保留地将“新时期《哥德巴赫猜想》的轰然问世”定位为“真正标志着徐迟报告文学的光辉成就和独特地位”[1]190的力作。张春宁在其《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中，将《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人民文学》第一期的发表视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出现新貌的标志。而著名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尹均生更是将其视为夏衍《包身工》之后，“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二座高峰”[2]24。已有的这些文学史叙述为我们凸显了《哥德巴赫猜想》之于时代、于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但如同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研究本身所带有的缺陷与偏狭，研究者在面对这一经典文本时，往往是从报告的真实性、时代性或语言的诗意美等角度给出相关的评价，而忽视了其真实叙述下暗藏的文学文体自身的意义。这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处理方式，对于作品本身的价值确证来说，无疑属于文学研究的规避与盲点，应当予以真切地还原。毕竟，作为文学史经典的《哥德巴赫猜想》，事实上更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中的文本经典，这一点不容置喙。

将文学艺术视为一种生产活动早已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尴尬背景下，消费语境似乎慢慢成了文学不可绕过的话语场。在这一流程中，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是同一链条中的两个不同环节，接受面的宽广程度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价值高低评判的重要参照。事实上，这样的认定在现代传媒开始介入文学之初就已经产生，只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它变得更加明显。这就意味着，任何文学作品的完成都需要作者和读者的通力合作，失却其中的任何一方，文学生产都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作者富于创造性、苦心经营的付之笔端，读者就丧失了可资阅读的凭借；而如果没有读者体察入微、孜孜不倦的精心阅读，作品的创作也就不能算是完成，更深层意义上的价值渗透与观念潜移更无从谈起。不为过地说，文学作品事实上都是“被完成”的。对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德国文艺学家姚斯等人提出并逐步完善的接受美学理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作者、读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等概念的相继出现，将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种全新的文学研究思维方式很快地被各个文体的研究所采纳、推广，白纸黑字的文字符号在经由阅读过程所得到的自我膨胀有了更加合理合法的解释。文本的召唤结构在完成对读者吸引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再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了阅读受众，有效的文学生产无疑就等于半途而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本价值的生成与再生成需要作者同读者的共同努力。

落实到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中，“顾名思义，报告文学是报告与文学的结合。它的内容是报告事实，而它的形式是文学的。”[3]4这就充分确证了报告文学读者意识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哥德巴赫猜想》作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文本的一种，甚至可以说是被最广为传播的经典文本之一，其背后的读者意识显然不能忽视。如果不是相应叙事策略的采纳，如果不是文本自身艺术技巧的多变，简单地想要通过意识形态努力或是其他的途径推而广之无疑是困难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文学艺术生产自身的一种实践理性。

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徐迟创作《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报告文学作品过程中读者意识的高扬。鉴于媒体时代的读者需求，作者应激性的努力还是在叙事的策略上有了独到的运用。

一、调整人物与读者距离,增加人物对读者的吸引力与召唤力

在绝大多数的阅读行为中，感同身受也许是读者与文本人物之间关系的最佳状态，但并非任何文本中的人物都可以和现实中的所有读者达成这样的默契。毕竟，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个体，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等方面的差别都会左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同。这一方面解释了不同读者针对同一文本截然迥异的阅读效果，也更平添了作家创作过程中构思与考虑的困难。事实上，我们在文本分析中常常谈起的读者同文本人物之间的距离问题，按照时髦的话语就是二者在信息交流上的默契程度，简言之，叫做契约。如果双方并没有相应的信息上的共通与互动，那么通过文本实现交流就无从谈起。而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作者，他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精心的设置来不断调节、掌控二者的距离。富于变化的距离可以让作品中的人物更加血肉丰满，对现实读者的吸引力不言自明。

《哥德巴赫猜想》中所叙述的主人公陈景润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员，显然不可能被社会所熟知，而他所从事的数学科研更加远离生活实际。这样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他在现实读者群中能够寻得“信息共享”关系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作者在处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不断变化主人公陈景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距离，福建乡间的普通家庭出身突出了他的底层身份；废寝忘食、昼夜不舍的潜心思考与精密测算所体现出来的拼搏精神增强了他的人格感染力；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则让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迷雾中看到了依稀的星火。这样一来，不同层面的读者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些许的信息默契，距离的拉近无疑增加了这一文本在现实阅读中的辐射面。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者的这些叙述策略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很有力地控制了事先安排下的不同层次的理想读者，从而获得各个层次读者对人物认可的广泛性。若是作家一味地在数学家层面上云里雾里地绕圈圈，人物之于读者的吸引力必将会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徐迟的处理无疑是符合文学生产章法的。

二、设置阅读陌生感,诱惑读者的“阅读进入”

熟悉阅读或者精于阅读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结论：任何读者因为其个人生活阅历的差异性与严格意义上的不完整性，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阅读盲区，通俗地说是非兴趣点。“术业有专攻”解释的就是这样的缺憾。不过，这也带来了另外的好处，专注于某一文体或某一领域的阅读，完成对该区域的相对程度的熟络就显得顺理成章。当这样的熟悉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信息的参照当然会更好地帮助我们去完成阅读，却也失却了阅读当中的“发现”乐趣。的确，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所牵挂的并不是这些有助于阅读的惯性，反而是那些陌生化的东西，无时无刻地诱使着我们将阅读进行到底。

《哥德巴赫猜想》所呈现出来的之于那个辞旧迎新时代的诸多陌生化讯息中，“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性的数学难题本身无疑是最大的诱惑。科学在那样一个压抑的时代显得可有可无，数学推理运算这种看似简单无趣的纸上谈兵自然就更加不会被社会所熟知与认可。因此，作家在对陈景润这样简单而复杂的身份进行阐述的时候，就不得不将许多科学界的术语名词纳入到文学创作中。看似无心插柳，实则用心良苦。这可以从文中使用陈景润相关论文的时机看出：开头部分的导入方便了读者对这个概念本身的第一印象，第五章中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概要性的介绍则是伴随着情节展开必须的呈现，而第八章、第十一章演算过程的片段式引用则让我看到了陈景润作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秉承的执着精神与忘我的努力。这个改变本身的陌生感本来该是阅读的一种障碍，却在另一个层面上“胁迫”着我们的阅读。换而言之，选择“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题目本身也暗含着若有若无的对读者的诱惑。

三、巧用“插入”等策略,打破读者的阅读预期

正如上文所述的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在每一个的阅读流程中，读者总是会依照自己的阅读经验、阅读喜好等对文本中提供的事件发展作出符合自我期待的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阅读快感的获得事实上也在这一方面获取了很多的仰仗。但是，如果叙事过程总是在读者的期待中进行，那么阅读的快慰就会大打折扣。这就要求作者在文本写作的过程中对读者的期待有足够的预期，并采纳相应的如“重复”、“中断”、“插入”等技巧实现对阅读者的有效刺激。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的隐退可以增加叙事的紧凑感，但非叙事话语的存在有时候却能够打破读者的阅读预期。

《哥德巴赫猜想》的整体写作显然采用了许多适宜的插入与打断。“说这话的人才像白痴呢”，“真是愚公一般的精神啊”，这样的带着作者情感评判的非叙事话语不胜枚举，而且这样的“评述是必要的”[4]17。叙述的节奏发生了有意的变化，叙述链条的完整性不断地被作者的主观介入所冲决，那些本来该是读者自己阅读过程中即兴而发的感受突兀地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出现在了读者的眼皮底下，这样的阅读间歇带给人的是一种阅读的快慰，佐证了我们的阅读感受的同时也串联着我们的阅读流程。看似无意“中断”，实则是有意的辅助。作者时而在场，时而退场，却无时不刻地召唤着、引导着我们的阅读。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断裂性（或者叫做过渡的跳跃性）平添了几分阅读的陌生化。阅读预期在被打破的同时，却也不停歇地实现着自我的建构。

正是凭借着这样高扬的读者意识与主动的叙事策略，《哥德巴赫猜想》作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经典文本之一，至今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我们通过阅读，除了可以了解陈景润这样丰功伟绩的科学家外，还能够对曾经的数学难题有所了解。其他的意义似乎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地销声匿迹，但就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言，《哥德巴赫猜想》所彰显出来的公共功能指向则是更为丰富的。毕竟，“在这乍暖还寒的季节，写这样的知识分子，确实是需要一些胆识的。”[5]379

晚清以来，中国的作家似乎都步入了追求所谓“现代性”的大潮中，集体性地沦陷，无法自拔。这样略显惜懂的现代意识因着时代的转型而看似无可厚非，但喧嚣之中些许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却不容忽视。简单粗暴地将任何写作都当做是一种自我灵魂的孤独旅程，这无疑伤害了文学自身可以拥有的丰富性及其更大范围的意义展示。如果真的都只是忽略了读者的自我独行，那么文学所具有的许多现实功能将丧失，教育、讽刺、暴露等无迹可寻，更加深层次的批判、歌颂甚而治愈功能则更是无从谈起。所幸，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西学东渐”，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实时地为我们传递着林林总总的真实讯息。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的赞歌与抗美援朝的歌唱同样都显示着这一文体特有的现实效用。

当历史的车辙来到文革刚刚结束这样的特殊机缘，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以及所能够承担起来的社会功能就变得更加富有分寸感。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的转型到底何去何从，这样的追问在当时显得迫切而又低沉。当时当地，勇敢地站出来担当了历史重负的还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所引发的震颤余音绕梁，而社会在遭受时代创伤之后的无言的呼号同样被这一作品的出现有效地治愈着。纪实性文学中所彰显的时代的全新选择让知识分子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有尘埃落定的松弛，而喧哗时代的假大空也终于渐趋消失在历史自身的秩序中。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徐迟在等待着被时代进行治愈的同时，事实上却凭借着这一报告文学文本完成了对于那个时代的有意无意的恢复与重建。在这个方面，任何其他的文体都无法像报告文学这样坚定而有力。这样的功能呈现更加强化了《哥德巴赫猜想》作为时代经典、文本经典无可挑剔的叙事力量。

透过历史的迷雾，梦想终于有了照亮现实的依稀。徐迟以自己的艺术努力，将那个时代报告文学的“学理性”[6]65追求进行了有限制的突破，也使得《哥德巴赫猜想》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到了规训下的极致，而那个文学之花原本渐趋凋零的时代在选择了它的同时也渐渐开始变得平稳而有序。

[1]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尹均生.人间春雷文苑奇葩——解读《哥德巴赫猜想》兼论诗体化风格[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

[3]白润生，刘一沾.报告文学简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4]涂怀章.报告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5]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6]章罗生.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J].浙江大学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