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浅谈司马攻散文的怀乡叙事
——以散文集《明月水中来》为例

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泰华作家司马攻主要通过他的怀乡叙事来重新构建生活经验断裂后的文化身份，以此来释放身份焦虑。司马攻的身份焦虑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移居所造成的两地生活经验断裂后的个体文化身份焦灼，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失落与追寻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

司马攻散文；怀乡叙事；价值

说起司马攻，泰国华人圈子里无人不知，他既是生意场上的成功人士，又是文学界的知名作家。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泰国，能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游走得如此游刃有余的恐怕为数不多。司马攻说：“我的神经分裂得颇为‘成功’，我措理商务时，忘记了我是司马攻；当我写文章时，我是百分之百的司马攻。”［1］6一个人的成功必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考察司马攻的人生历程，我们发现他有两度离乡背井的经验。他1933年生于泰国，中国的抗战波及泰国，导致华文教育的倒闭，于是6岁离泰回归祖国求学，17岁又离开潮阳故乡奔赴泰国，21岁起就开始投身商场至今。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从事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中间由于某种原因①1965年到1975年泰国趋向美国，支持越南对华战争，泰国官方一度取消华文学校，并禁止学习华语，这对泰华文坛是个沉重打击。很多作家无法再进行创作。断过若干年，到80年代再次拾笔，笔耕不辍，创作颇丰，微型小说、散文、特写、杂文、诗歌、评论、序跋，各种体裁都操作自如，得心应手。在诸多体裁中，散文是他最为苦心经营的。他说：“我爱散文，我的散文是我心灵的结晶，意识的流露。”［2］双重故乡、双重生活经验使得他的散文具有和常人不同的观察与书写视角。他说：“假如我不是在海外，假如我少年时没有在中国居住过，假如我没有两个‘故乡’，那我也不会写出如此这般的散文。”［1］8司马攻的散文大都通过对故人往事、故乡风物的感怀，表现内心的迷惘与孤寂，吟咏出心灵深处的感叹，流溢出淡淡的忧伤。有着如此特殊的去国经验，当我们在对司马攻的散文进行观照时，我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出生在曼谷、在广东潮阳长大的司马攻，他身上所背负的“中国经验”是怎样影响他的散文创作的？17岁回到泰国至今，那么，泰国的环境又怎样影响他的创作？面对如此复杂的人生经验，他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焦虑并进行身份建构的？“故乡”是他永恒的话题，“怀乡”是其作品的主要叙述模式，而“中国”则是他永远的“情结”。

本文就《明月水中来》这本散文集对司马攻的散文作一深度研究，认为司马攻主要通过他的怀乡叙事来重新构建生活经验断裂后的文化身份，以此来释放身份焦虑。司马攻的身份焦虑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移居所造成的两地生活经验断裂后的个体身份焦灼，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失落与追寻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

一、浪漫的怀乡想象

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后，关于存在的身份焦虑、寻找失落的精神的“怀乡”模式不断出现。17岁时自我放逐到已经离别了11年的佛国泰国的司马攻，面对早已变得陌生的环境，疏离、隔膜、漂泊、焦灼的心态和情感体验，使得他常常返回“故乡”，抒写那挥之不去的落寞与乡愁，演绎着一个个“怀乡”的故事，释放因和周围陌生环境的联系发生障碍的身份焦虑。

故乡的青山、小石桥、石狮子、砺青母校等等都承载了司马攻浓浓的乡情和沉甸甸的记忆。他说：“离开了家乡已有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中，我并没有将故乡的面貌忘却。”［3］72诚如他言，国际大都市曼谷并不缺乏钢筋水泥桥和高楼大厦，也不缺少簇簇青山，但藏在司马攻脑海中的依然是“小时经常接近的青山”［4］73、“是故乡的那条古老的石桥。他虽是短短的，但却是长长的架在我的心头，通向我那遥远的故乡。”［4］34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回忆是为了忘却。司马攻的怀乡回忆，也许是为了忘却那背井离乡的痛苦、打入泰国商业社会又不被泰国认同的尴尬，是由潮阳进入泰国不可得才不得不返回家乡的一种深沉叹息。另一方面，司马攻的“乡土”记忆书写还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生存的协助。只要有移民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份记忆的重要性，它可以在心理上扩充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空间，并且可以通过记忆书写将故乡的色彩抹上泰国的天空，从而为自己谋得生息之地。“乡愁”，或叫怀乡愁绪、怀乡病，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5］9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陆作家蹇先艾的“贵州”、王鲁彦的“浙东”、许钦文“父亲的花园”，直至3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都寄寓着作者离乡的愁苦，司马攻笔下的广东潮阳亦是如此。

“怀乡”包含了背井离乡自我放逐的命运，“怀乡”是司马攻对已逝的大陆经验和记忆的追寻。对他而言，从中国潮阳离开家园，来到文化上、政治上迥然不同的异国，“怀乡”是正常而合理的情感。由于过去的中国经验无法延续，故以文字来重新唤回过去，寻找精神归宿。当然，记忆里的过去，往往会在想象中变形，事实上，无论时间中的过去或地域上的故乡都无法恢复旧貌，但透过作者想象中的修复，“过去”在观念上依然完整美好，观念上、想象中的“过去”，风景依旧，人情不变，作者就在这种变形的文学想象中来释放自身的身份焦虑。［6］159

《故乡的石狮子》开篇就写道：“离开故乡四十多年……总是忘不了我家祖祠门前的两头石狮子。”［7］1石狮子是作者小时候去祖祠学习古文的酸甜苦辣的见证，也是他课余时间最好的玩具。石狮子身上每一寸肌肤都有作者亲手抚摸过的痕迹，特别是它口中的那颗圆圆的石珠。每当“我”想尽办法，试图从狮子口中掏出那颗圆溜溜的珠子时，却总是无奈地最终放弃，而狮子也犹如饱含生命的机智、包容的长者一样，笑骂着这个傻孩子。石狮子在司马攻笔下如此温情，又如此美丽。多少年风风雨雨，商海沉浮，司马攻看到过欧洲、缅甸、香港等不同地区的石狮子，也见到过线条简而有力、身长腿短的汉代石雕狮子，昂首挺胸、张开着口、前肢长长的唐代石雕狮子，还看过线条优美、缩足俯首的明清时代的石雕狮子，千姿百态，风格不一。“但我总是觉得还是故乡的潮州石雕狮子的造型最可爱。”［7］2即使如泰国大皇宫、玉佛寺之前的威猛中带着柔顺可亲性格的潮州风格的石狮子，作者也还觉得有点陌生。在作家的想象性记忆中，家乡的石狮子永远是那么美丽可爱，即使经过岁月侵蚀变了模样。作者就是这样运用浪漫的想象把怀乡的温情涂抹到了泰国的上空，一次次来释放内心的身份焦灼。

二、个体的身份焦灼

“遭遇与情结”一向是个非常重要的文学课题。太多的作家由于某种至深的人生遭际，而始终被困在一个自己根本走不出也永远解不开的“结”中，而这个“结”不可救药地与他的生命扭结在一起。司马攻的“情结”无疑根植于两度自我放逐的遭遇，那种可以称之为“移民情结”的东西，不管是作为推动力还是创造力，在他的散文中都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伴随着个体生命的遭际，17岁的司马攻背井离乡来到泰国另谋生路，因为移居到新的文化环境，就与原有的朋友、家庭、社区以及传统习俗相隔遥远，需要默默承受陌生的文化情境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于是作家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会产生情绪上的孤独，并转而外化出精神产品。诚如司马攻自己所说：“我的散文多数是在我孤独、寂寥的情况下写出来的。”［1］7

司马攻移居泰国，失去了地理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故乡。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其精神居所。面临不同的情景变换，在商场征战的司马攻始终无法取得一种确定的身份，因而时刻感到迷茫和焦虑，而他的“怀乡想象”无疑可以转移其内心的焦虑。某种程度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是生命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泰国商业社会虽然没有如香港、美国般高度物质化，但是人们早已被异化了。面对此种情景，文学创作就成了司马攻的精神避难所，他可以在此休憩、在内遨游，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司马攻在商场和文坛之间来回游走，做生意和写文章是他人生的两项互不相关甚至互相矛盾的事业。但是他常常在繁忙的商务中抽空来写文章，有时甚至为了写文章而放弃了很多商务。很多商界人士笑他傻，文化界人士笑他大老板爱出风头，但是司马攻继续坚持创作，苦中作乐、乐中寻苦，因为只有创作才是他生命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才可以使他不至于迷失在商业性的物化世界中，从而可以释放自己的内心疲惫和焦虑，从而建立起自我的身份归属和生存安全感。

从17岁回到泰国至今，司马攻已经是非常地道的老泰国了，但是当他在从事创作时，却非常自觉地选择华文作为自己的创作语言，这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8］134语言本身又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9］用华文进行写作，从作家个体来说，“我极不愿意做‘末代的作者’。我希望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是永远没有末代的。”［1］8从大的方面来说，“目的是不想让华文文学在泰国断根。因有泰华作协这一组织的影响，使一些华裔青年对华文文学产生兴趣，学习华文创作。而通过华文创作，可以传播中华文化，也可把泰国文化介绍到中国，这样可以起到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促进中泰世代友好。”［10］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司马攻对中华文化在泰国华人中传承发展的忧虑。因此，司马攻的身份焦虑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移民所造成的两地经验断裂后的个体身份焦灼，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失落与追寻而产生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

三、民族文化的身份焦虑

如果说故乡的青山、石桥、石雕狮子、砺青母校等物象承载的是司马攻个人的身份焦灼，那么茶壶、水仙的故事则道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泰国的断裂和认同危机，承载的是整个民族文化的身份焦虑。《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中，水仙，有着文化人的优雅清秀，“我爱水仙花，我爱她纤细的花朵有纯洁的白，和淡淡的黄……我更爱她能促使我回忆起童年时家的温暖和祖父给我的爱。”［11］13因为“爱”，司马攻对水仙情有独钟，然而在泰国却无缘见到水仙，只能以水仙花盆聊慰相思。机缘终于来临，朋友为他从汕头买来若干水仙，激发了作者浓厚的培植兴趣，并且期待着水仙花在异国的美丽绽放。然而被女儿当做是蒜头的水仙花，在大家充满希望的等待中花蕾却一天天地枯萎下去。作者如此写到：“我终于失望，心里有些惆怅，水仙啊！你为什么不开花？这里不适宜你生长么？还是你太固执！”［11］18一声声的追问道出了作家内心的忧虑，中华传统文化难道就在下一代中失落了吗？难道中华文化无法在泰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华人后代对泰国身份的自觉认同中显现出中国身份认同的危机，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焦虑和危机感透过“水仙”移植泰国的失败体现出来，可谓写得巧妙之至。

然而作者对中华文化又是充满着希冀的，他坚信在泰国华人的后代中依然甚至肯定会有自觉延续中华文化传统的年轻人。一把壶底刻着“明月水中来”的宜兴朱砂茶壶，祖孙三代，从中国到泰国，从寂寞到忙碌，承载着多少中国文化的感情。那个曾经不会喝功夫茶的“我”现在学会喝茶了，而且茶瘾越来越大，小茶壶终于不再寂寞，也跟着越来越忙碌起来，作者内心的欣喜和中华文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于是就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延续这个传统，如同当年祖父希冀自己的那样。然而事与愿违，儿子只喝了小半杯，就大叫着“苦啊、热啊”地跑开了，令“我”的心一沉，祖辈的“茶壶”可能将永远的寂寞下去了，中华文化之根在“我”的后代中可能要断裂，这着实令“我”内心伤痛，也让读者的心沉了下去。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写到，一日访友归来，就是那个儿子，“他坐在我经常坐在那儿喝茶的地方，用他生硬的手法，拿着这把小茶壶，正在冲他的工夫茶喝。”［12］11-12希冀终于变成了现实，内心充溢着笑意，虽然儿子手法“生硬”，但却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华人后代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将会逐渐消失。作者最后写到：“‘明月水中来’这个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乡的那轮明月。这明月我将留给我的儿子，以及他的儿子。”［12］12《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和《明月水中来》这两篇散文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结尾，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对年轻一代文化断裂的焦虑和对他们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期盼。

四、结语

司马攻横跨泰中两国，面对移居泰国、经验断裂所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司马攻在进行身份建构的书写时常常会处于两种文化身份混杂交融的情境。一方面，他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地区的商业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曼谷的商业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怀乡记忆和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新的商业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多地的生活经验给他带来了丰富的文学养分，同时也造成作家的身份多元。多元的身份使得司马攻具有更广阔的视角，他很少孤立地看问题。对作家而言，边缘有时不是一种流放，也不是一种无奈的困境，而可能是一种独异的文化财富，一种有价值的生命归宿。考察《明月水中来》这本散文集，我们发现如《冬潮》、《纸船明烛照天烧》、《游河》、《东北人》、《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考艾山之夜》、《景甲庄记游》等散文并非故乡怀旧之作，而是非常具有泰国色彩的散文。我们欣喜地看到作者泰国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但我们也发现移居泰国、经验断裂的司马攻在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冲突面前常常感到失落与迷茫，于是在“怀乡想象”中企望寻找精神家园，继而在个体价值的痛苦认知和身份确认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来确立自己泰中交融的文化坐标。

［1］司马攻.这是一个梦外之集（自序）［M］//明月水中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2］司马攻.苦缘未尽其乐融融（自序）［M］//司马攻微型小说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司马攻.青山［M］//明月水中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4］司马攻.石桥［M］//明月水中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5］鲁迅.小说二集·导言［M］//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计红芳.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司马攻.故乡的石狮子［M］//明月水中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8］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M］//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58-59.

［10］蔡金才.记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司马攻［EB/OL］.潮艺网，（2008-03-23）［2011-11-25］.http://www.csmynet. com/1abd2097-a69b-4a54-b0ef-9a6800e34859.aspx.

［11］司马攻.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M］//明月水中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12］司马攻.明月水中来［M］//明月水中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Homesicknes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Sima Gong’s Prose: A Case Study of Essays of The Moon in Water

JI Hong-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China)

Sima Gong，the Chinese Thai writer，reconstructs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leases identity anxiety mainly through his homesickness narrative.Sima Gong’s identity anxiety is reflected in his individual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tlessness after his immigration.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e identity anxiety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bout the loss and pursuit of the roo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Sima Gong’s prose;homesickness narrative;value

I206.7

A

1008-2794（2012）01-0064-04

（责任编辑：韩廷俊）

2012-01-01

计红芳（1972—），女，江苏常熟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