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 李晓梅

摘要：

1924年至1937年间，中国国内爆发了两次革命战争，战争期间先进的思想和中国落后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发展并壮大起来的。然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什么来捣毁落后的现实，实现最终的理想。毛泽东指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半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工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工人，还是“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他们怎样才能领导中国走向胜利？毛泽东又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但是，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而如何做到不失败：一是必须从思想上认清形势，二是必须从思想上分清敌友，三是必须从思想上团结一致，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国内革命战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

收稿日期：2011-12-22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毛泽东建设学习型政党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0B018）阶段性成果。プ髡呒蚪椋褐芟辉（197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李晓梅（196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为什么会突出表现在“思想建设”上？当时，党把思想建设和学习教育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那是因为“革命”检验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而如何消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产阶级”性质，[1](P.6)则只能通过学习和教育。然而“思想建党”理论体系的最终成熟，是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密不可分的，应该说，“思想建党”的思想认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不断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因为这三个历史事件分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先进性、群众性、公开性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可以说，革命的战场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通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确立了革命的领导地位、依靠的主要力量，以及革命的最终方向。

一、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此时，“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历史使命，此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可以不去刻意区分两个政党之间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因为此时两党就其革命性质而言都是“革命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正在通过革命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试图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状。但是，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谁更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认清的问题。在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实际，还要从思想上认清的是，在革命斗争中革命势力需不需要联合的问题？因为反革命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些都可以说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认清的问题。

国民党人依靠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在当时的中国有较强的实力，而同国民党相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根据大革命时期斗争形势的要求，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由此，中国共产党在三大后，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与国民党人进行了联合，尽可能的团结国民党的革命派，并争取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共四大时，对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在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此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其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阶级，由此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加之，党内无视资产阶级正在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言论，使得共产党人无法认清形势。

1927年前后，反革命势力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都迅速走向反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国共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走向失败。同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以及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以及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举措。

1928—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迎来了一项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将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据1928年党的六大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的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为7%。又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 [2](P.289)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建设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党员主要为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认清了所要面对的敌人，也认清了只有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才能使革命最终走向胜利。

二、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体系的逐步确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科学发展，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是与其分不开的。针对上述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都曾做过有力的回答，这些问题的解答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成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其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乃至全民族的先锋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地理论探索和实际摸索中逐步实现的，其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理论成果最终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体系。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这一理论体系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从思想上认清形势、从思想上分清敌友、从思想上团结一致。

（一）从思想上认清形势

面对着一次又一次革命斗争的失利，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训中吸取着经验，探索着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斗争之路。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曾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最主要的是他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评价了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性”问题。新旧军阀的长期混战，使得中国的社会状况异常的混乱，“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建立自己的新型人民武装，以革命的战争战胜反动势力的混战。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帮助广大中国共产党员认清形势，坚定信念。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因此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加之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这将极大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1](P.85)由此，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2](P.292)后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只有亲身做好社会调查，才能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井冈山斗争时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路线。“井冈山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逐渐摸索，实践上逐步验证的阶段。

后来，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更深层的意义是，确立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一切本本的、教条的、机械的思想认识都是对我们有害的。可以说，会议明确了党“思想建党”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原则问题。如果说，古田会议只是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想法，那么遵义会议就将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限定，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教条地、机械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都是有害的。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及特点，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由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中共能否吸取前一次的合作经验，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科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将其与国内形势、党的任务相结合，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的一次伟大尝试，预示着“思想建党”理论体系趋于成熟。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议不仅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指出中国共产党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总体说来，毛泽东在不断地向广大中国共产党人表明，在动摇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我们应该对中国革命形势有清醒地认识，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二）从思想上分清敌友

在革命斗争中革命势力的联合是不是暂时的，联盟是否牢固？我们应当从思想上分清谁才是我们必须始终倚重的，而谁最终是会与我们离心离德的？只有分清了敌友，我们的革命才能更彻底。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指出：应该将农民运动组织起来，并迅速纠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农村中盛极一时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等等。[1](P.12，47)推翻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但是，腐朽的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凭中国共产党一己之力是很难推翻的，由此，中国共产党应与国民党的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古田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作为同盟军来发展，依靠以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战胜旧式军队，并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新型人民军队应肩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内部思想认识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毛泽东提出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再次得到了确认。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新的敌我形势，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爱国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封建势力，我们都应该将他们纳入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此时，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而一切爱国的、反对侵略的同胞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随后，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在这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敌友在不同时期、不同斗争对象面前所包含的范围是不同的，而其中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最终目标，换句话说，只要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最终目标作为不变的衡量，在解决不同的问题时我们自然会分辨清楚“谁”是我们可以联合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永远在是非面前分清敌友，就要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和最終目标，而始终坚持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在思想上不断地学习。学习什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学习将科学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三）从思想上团结一致

在思想上认清了形势，分清了敌友，这还不能保证我们革命事业的顺利实现，只有真正革命的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在思想认识上团结一致，才会保证革命事业的顺利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遵义会议指出：“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使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士兵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2](P.418)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