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龙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办了黄埔军校。这所新型的革命军官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军校曾经三迁校址：1930年迁往南京，1938，年迁往成都，1949年迁往台湾至今。自1924年5月在广州创办至1949年底，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了23期，毕业学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23万余人。黄埔学生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北伐统一中国、抗日救亡等战役中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立下赫赫战功。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年的金戈铁马已经变成历史的记忆。1984年，黄埔军校的长洲校址已经变成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陈列的那一张张的照片告诉我们一件件往事。在这些照片中，有两张不同时期的毕业证书非常引人注意，它们分别是第一期学生潘学吟和第十一期学生曾会奇的毕业证书。细细观察这两张毕业证书，我们可以看到黄埔军校的种种变化。

第一期学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及其特点

潘学吟，1895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丰县沙田镇羊石上湾。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黄埔军校第一期从1924年5月5日至1924年11月30日)。毕业后留校在政治部任职，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北伐。1928年被选送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1929年1月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30年3月17日被蒋介石派蓝衣社暗杀在上海法租界。

潘学吟的毕业证书长约42厘米，宽约40厘米，蓝框黄底。正上方有孙中山的头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蓝框四角各有一字，即校训“亲爱精诚”。黄底隐约用篆书写有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毕业证书的字体是楷书繁体字，内容竖写右起，具体内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兹有本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潘学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落款处为“总理孙文、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的签名和印章。他们3位的签名按一个“品”字形来排列，即：孙文在最上方，蒋介石和廖仲恺并列在孙中山的下方。毕业时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校印)”，证书的左侧有半骑缝存根文及学校的印“埔字第玖拾伍号”。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证书有如下特点：一是存世数量少。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人数为645人，但现存毕业证书只有7张。其中3张在中国大陆。分别是贾伯涛、潘学吟和蔡升熙的毕业证书。另外4张在中国台湾，分别是王锡钧、伍诚仁、俞济时和容有略的毕业证书。二是唯一一期同时有创校3位最高领导人签名。黄埔军校创校时有3位最高领导人：校总理孙中山、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没有孙中山的签名。只有廖仲恺和蒋介石的并列签名。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接任党代表，第三期开始就没有廖仲恺的签名，只有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并列签名。所以只有第一期毕业证书才同时有3位最高领导人签名。这就是第一期毕业证书的珍贵之处。三是有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句名言出自孙中山先生1925年的遗嘱，其实这句话是孙中山1923年11月为《国民党周刊》出版的题词，并非出自孙中山遗嘱。第十一期学生曾会奇的毕业证书及其特点

黄埔军校第十一期约有1273名学生(不含转学同学)。曾会奇，湖南益阳人。1934年9月入读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学生，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四军军部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广东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等职。

曾会奇的证书长约28厘米，宽约275厘米，蓝框白底，正上方有孙中山的头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蓝框四角各有国民党党徽。毕业证书的字体是楷书繁体字，书写的方式是竖写右起，具体内容如下：“毕业证书，兹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一期炮兵科学生曾会奇年二三岁湖南省益阳县人修业期满成绩合格特给此证。”证书印刷有军校领导层的名字，分别是：“训练总监唐生智(红方印)，校长蒋中正(红方印)，校务委员：蒋中正、汪兆铭、戴季陶、吴敬恒、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张治中、陈诚、刘湘、龙云、余汉谋，教育长陈继承。”证书的最后一行是毕业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校训练总监红方印)”，“炮字第肆号(半骑缝存根文)”。在证书蓝框的左下角有曾会奇的一寸黑白照，并盖有学校的骑缝钢印。

第十一期毕业证书有如下特点：一是有骑缝钢印。在曾会奇的一寸黑白照片上盖有骑缝钢印。钢印中有学校的名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校训“亲爱精诚”。民国时期印章的主流是红色的方印，而这里却出现钢印，显得十分特别。二是唐生智排名第一。一般而言，学校的毕业证书校长排名第一。但是，这张毕业证书却是训练总监唐生智排名第一，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排第二。训练总监名义上掌管全国军队教育，实际上却是不掌握兵权的虚名。唐生智的名字排在蒋介石的前面“位高”却又“权轻”。蒋介石的谋略之深可见一斑。

从两张毕业证书分析黄埔军校的变化

从潘学吟和曾会奇两位黄埔学生的毕业证书，我们可以从中分析黄埔军校的若干发展变化。

一是校名发生的变化。黄埔军校从建校开始至今曾经五改校名。1924年，黄埔军校最早的名字是“陆军军官学校”(注：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和同学录则写完整的校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黄埔军校和全国其他军校合并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一次改校名。1928年3月，黄埔军校北迁南京。南京本校命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二次改校名。1928年5月，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注：1928年至1930年期间，南京本校、黄埔本校两校并存。蒋介石为了加以区别，将南京本校称为第一总队，黄埔本校称为第二总队)，这是第三次改校名。1929年9月，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这是第四次改校名。1946年1月，把校名改为最早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是第五次改名。这五个校名中“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大约使用了18年。是大陆时期使用最长的校名。

二是领导人的变化。从毕业证书的签名可以看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有3位最高领导人：校总理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孙中山以国民党党总理的身份兼任黄埔军校校总理，是黄埔军校的最高决策人，但他身系国家重任，从1924年创办到1925年逝世，只视察过黄埔军校5次，无暇具体管理军校事务。党代表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党内地位、年龄、声望均比蒋介石高，但他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工作重心放在广州，很少到军校办公。3位最高领导人中孙中山和廖仲恺是“兼职”领导人，只有蒋介石是“全职”校长。他“有

统辖全校人员，总理全校一切事宜之责”。虽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比不上孙中山和廖仲恺，实际上却是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人。第十一期时黄埔军校领导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会奇的毕业证书一共有17位领导人的名字。随着第一期3位最高领导人中其他2位的去世和时局的变化。黄埔军校从1928年12月南京本校第七期开始设立校务委员会。第十一期时军校的领导层有：训练总监1人、校长1人、校务委员16人(注：含训练总监和校长在内)、教育长1人，合计17人。校务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的全面控制，从校务委员的人数和排名情况(见表一)看，孙中山、廖仲恺去世后，蒋介石已经完全掌控黄埔军校，只有他才能根据形势的需要和个人的意志决定委员名单和排名顺序。

三是教育模式的变化。教育模式的主要变化是由苏式教育改为德式教育。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是模仿苏联红军模式训练学生。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联系德国军事专家来华推行德式典范。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苏联军事顾问离开了黄埔军校。1928年到1934年是蒋介石政府和德国关系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以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部队。蒋介石逐步把黄埔军校改为德式教育。从1930年第八期开始，黄埔军校有德国军事顾问。总顾问巴德、步兵顾问布鲁贺欣、炮兵顾问胡诺斯坦、战车顾问皮尔纳、骑兵顾问诺尔泰、通信顾问爱迪基和问哈拜兹。一直到第十期有名可考的黄埔军校德国军事顾问一共有12位。德国顾问引进了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和训练模式，让黄埔学生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现代军事科学。黄埔学生大多怀有从军报国的愿望，他们认真学习，很快就建立起新的军事理念和思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德国装备武装的部队有：教导总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等。这些部队在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立下赫赫战功。1938年，德国作为日本的盟友宣布将全部军事顾问撤离中国。除军事教育外，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特务系统“复兴社”也深受德国影响。

四是党代表制度的废除。党代表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是黄埔军校借鉴苏联红军经验而设立的，直接参与军校领导。党代表负责“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黄埔军校发出的一切重要命令和文件生效有两种情况：一是孙中山亲自签署，直接生效：二是校长和党代表同时并列签署而且缺一不可，否则无效。因此，党代表的权力非常大，与校长相互平行、相互制约。第一任党代表是廖仲恺，他为黄埔军校劳心劳力，付出甚多，被同学们称为“军校慈母”，可惜在1925年被暗杀。廖仲恺去世后汪精卫接第二任党代表(时黄埔军校第三期)，汪精卫当时地位显赫，是以广东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党代表，不负责实际工作。“中山舰事件”(时黄埔军校第四期)后汪精卫离开广州，黄埔军校从此没有党代表。

1924年底。黄埔军校成立校军——教导团，实行“三三制”，每个团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负责党务工作。教导团1925年改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26年初，党代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全军推行，并建立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到1926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中共有876名政工人员”。北伐时，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实际统帅”。随着权力的上升，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党代表制度的制约。1927年6月7日，蒋介石下令取消各级党代表。从1924年在黄埔发源到1927年在北伐中被废除，党代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只存在了短短的3年时间。但是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却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中牢牢扎根，在战争中不断的发展和改善，形成自己的建军路线，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五是政治信仰的变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明确规定学生入校后要自愿加入国民党。创校初期正值国共合作，所以除了三民主义，学生们还能信仰共产主义。1924年底，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建立“黄埔支部”。到大革命失败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共产党员大约有800人。通过黄埔军校，中共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他们从黄埔奔赴全国各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27年“清党”时，大约有400名共产党员遭到捕杀。此后大陆时期，黄埔军校清一色是国民党党员。

时光飞逝，当年的黄埔长洲校址早已成为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的著名景点。黄埔军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吸引着游客们细细的观赏。潘学吟和曾会奇这两位黄埔学生的毕业证书，不仅记录了他们人生精彩的一刻，而且也引出了一段段动人的黄埔故事，令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