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他穷尽毕生的精力在中国研究、讲授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造就了最初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笔者现将其在建党前后一些具有首创性的活动汇集起来，以示缅怀。

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一条新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逐渐认识到：“理想的中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为现实。李大钊兴奋并如饥似渴地搜集着有关十月革命的一切信息。1918年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论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同年底，李大钊又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明确地宣称：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此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更加深入和系统，不但在《晨报》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还分别于1919年10月、11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最早的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述。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中国捍卫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一方面主张“少谈些主义”，其目的实质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却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李大钊对胡适的公开挑战给予了坚决的反击。8月17日，他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胡适的错误观点，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开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人

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十月革命以后，他热烈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说：这个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李大钊从俄国革命的胜利实践中，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

李大钊不仅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同时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从1919年、1920年李大钊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中可以看到，他介绍得最多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共產党宣言》。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和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中，李大钊都着力宣传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李大钊潜心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以后，他逐渐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首先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建立这样的党，除了必须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外，还需要有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国，李大钊第一个自觉地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上，以S.C的笔名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文中强调指出：“最近谈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中国C派的朋友，哪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付托!”这是在中国最早公开号召要建立共产党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李大钊是在中国最早公开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的革命先驱。

中国最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的创立者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北京许多青年渴望寻求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出现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深切感受到需要有组织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于是他在与广大青年的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经过多次酝酿，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发起人有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吴汝明、罗章龙、黄绍谷、王後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羡、吴溶沧、刘仁静、范鸿劫、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宋务善、范斋韩等19人。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的著述为目的。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四种：一是收集德、英、法、

日、中等各种版本的马克思学说图书；二是讨论会；三是讲演会；四是编译，将德、英、法、日文字的马克思学说译成中文，便于国人研究学习。他们专门建立了名称很特别的“亢慕义斋”小型图书馆，负责收集中外文的马克思主义资料以供学习和研究。

当时的反动政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视为“过激派”，对马克思主义书籍严加封锁，使得寻求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非常困难。李大钊为此专门从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借来一些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由通晓外文的同志帮助大家学习。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学习会上，李大钊谦虚地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研究，“倘若各位能于读习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会上他还给与会青年讲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由李大钊等发起创立的这个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干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者之一

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途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魏金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当魏金斯基提出中国的建党问题时，李大钊深表赞同。然后，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魏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8月，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個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8月底，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开始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10月，李大钊按照俄共(布)的建党原则和方式，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在北京大学红楼他的办公室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他的家也成为活动地点。此前，陈独秀曾给李大钊、张申府写信，介绍了上海的建党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的组织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原来叫“社会党”的也已经或准备改称“共产党”，所以，还是叫“共产党”好。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支持。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介绍五一劳动节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前后，已经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工人和工人运动，并先后撰写了《可怜之人力车夫》和《上海的童工问题》等文章。他较早地以阶级的视角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映劳工阶级生活状况所作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是一篇充满着对工人阶级真情实感、饱含着对工人阶级热切期望的文章。他怀着对劳工阶级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愤怒，以生动的事实和鲜明的对比，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和包工残酷剥削的本质及矿工劳动生活的悲惨情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并在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这是在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李大钊在文中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及其发展情况，并预测中国工人运动必将蓬勃发展，他说：“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还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的“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又专门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和美法等国工人纪念五一的活动。号召中国工人把这年的“五一”作为觉醒的日期，并亲自领导了北京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天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学校召开了有500多名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李大钊亲任大会主席并发表讲话。何孟雄等8名北大学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传，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唐山矿工召开工人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高呼“劳工神圣”等口号，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这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由李大钊亲自领导的“五一”系列纪念活动，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了新的觉醒。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聘任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利用这一契机，李大钊筹划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通过大学讲坛、组织社团和创办刊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1919年5月，他主持《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最早的全译文。李大钊根据自己对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译本的学习理解，率先介绍了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释和宣传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这篇论著不仅是比较完整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开始传播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他最早介绍和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在于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考察并研究了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探讨了改造中国的道路。他最早提出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考虑了“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

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过程，着重剖析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的历史特点，剖析了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以及社会历史发展动因。他最早从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的辩证关系上，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造缺一不可的两方面任务。这些有价值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以及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据此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提出“帝国主义”概念的第一人

怎樣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正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在北京举行。北大师生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演讲大会，一连讲了两天。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而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大师生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再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他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指出了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还进一步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这篇文章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政府的丑恶罪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在中国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第一人

1920年7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从不放过任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10月初，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特点”四篇进行讲解；在经济系开设了“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课程；在法律系开设了“社会主义”课程。这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次开设这样的课程，李大钊成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导师。与此同时，他还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从事过“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西洋伦理学史”等课程的讲学。在女子师范学校上课时，他曾大声疾呼，“马列主义给妇女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他在课堂上精辟阐述基本理论，认真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充分利用讲坛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这是中共首次正式提出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为主要对象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文献。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中，中共领袖出于丧失独立性等方面的担心，多不赞成马林的建议，但为“尊重国际纪律”，并经过马林的耐心说服，最终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率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建立共产党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并就党内合作的可能性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他指出，国民党组织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约束，国民党内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也都是各行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李大钊透彻而精辟的论述，消除了党内部分同志的疑虑。

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于8月23日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首次会见，具体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二人“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在约一周的时间里，进行了多次交谈。经过几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是值得信赖的。他感叹道：“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孙中山主动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表示愿意亲自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明确告诉孙中山，他主张共产主义，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不久，李大钊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意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跨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