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 张凤霞

一生忠党国，

肝胆贯云霄；

湖海胸怀量，

夕阳无限娇。

——马万祺《赞习仲勋》

习仲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全国仅存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一生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坚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生活，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始终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甘当公仆，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敬仰。

“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

1939年5月的一天，时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走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棵树下啼哭。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老大娘哭着嘴里念念有词：“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是个软性子人，听见老大娘哭诉，心里怪难受的。他问道：“老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

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一听是这老大娘的老汉有什么灾难，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

“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一下就不哭了。她抬头看了一下，果真是习仲勋，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搀扶着老大娘来到她家。这家姓李，老汉叫李青林。习仲勋走进窑洞一看，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奄奄一息。他鼻孔里的血一滴一滴正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

习仲勋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青林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也没有人敢管。”

这下习仲勋心里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青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

习仲勋背着李青林小跑前进，很快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安排进行抢救，结果血是止住了，但因李青林身体太虚弱，很快昏了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

一位护士听后马上说：“我是O型血，先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些人。”這位护士立即躺在床上给李大爷输血了。但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血，李青林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跑来拜见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

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驻军处，他叫出他的儿子，对他说：“你要是还继续在国民党队伍里干，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他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儿子表示：“国民党队伍里太黑暗了，我一定寻机逃跑，参加八路军，您放心吧!”

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了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

“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

1948年4月，延安收复之后，时任《群众日报》记者的延泽民回到了延安。不久，他的结核病复发了，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听说有一种叫链霉素的进口药品，对结核病的治疗非常有效。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价格奇贵，链霉素当时每支价值1两黄金。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卫生部也只储备了50支，而且卫生部部长曾玉生也无权批准使用这种药。要动用这种药，必须先经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批准，然后还要经政委习仲勋审批。延泽民作为一个小干部，哪能用得上这样奇缺而又昂贵的储备药呢?

延泽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李卓然并报习仲勋写了几句话，说自己快要死了，只有注射链霉素，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给他使用这种药。

当时部队正在逼近西安，战争之紧张，可想而知。可是，令延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习仲勋就批准了给自己用这种药。恰似甘露时雨，医院给延泽民注射了10支链霉素后，他的高烧退了下来，但仍有低烧。习仲勋又批准给延泽民注射了5支，结果不到20天，延泽民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从病魔困扰中挽回了自己的生命。

西安解放后，在一次晚会上，习仲勋看见了延泽民，老远就喊道：“哎呀，你还活着?”延泽民赶快走上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连连点头，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感谢习书记当年特批15支那么昂贵的链霉素治好了自己的病。习仲勋又说：“不怕死就死不了。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延泽民接着说到：“不是我不怕死才活过来的，是党的关怀才使我活过来的。”习仲勋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能让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950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门外散步，发现有很多人提着干粮，带着行李坐在西北局大门外边，看样子像陕北人。他急忙找来秘书问明情况，原来，解放陕北时有些农民的儿子因当兵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家人便跑到西安来寻找儿子。习仲勋当即让秘书通知传达室的老王：“对待乡里人要客气些，他们老远跑到西安找儿子，也不容易，我们要热情接待。让乡里人进来坐下，给他们好好地查询，一一地答复。”从此，西北局大门口正式设立了接待室。

习仲勋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还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报告。

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在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

张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涉及党的农村政策，有的涉及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习仲勋认为事关重大，应当专题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他让秘书起草报告，并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毛主席。但是，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习仲勋却皱起了眉头，问道：“群众不满食油供应紧张情况的实例为什么没有写上去?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秘書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原来，群众在来信中讲了两件事情：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要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4两，想起老蒋”；二是反映说，有位农民赶着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的叫声，这位农民气得大骂：“我都没有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秘书觉得，这些例子有些粗俗，不适合列举。

习仲勋说，这两个例子，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它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我们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说服力，还是加上好。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

在习仲勋看来，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懂得忍让的，他们能来信来访，一方面说明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另一方面说明他们还相信党、相信政府。正如习仲勋所说：“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

1953年9月，习仲勋开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主管文教工作。当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不是很好，作家面临的压力很大，创作时因放不开手脚，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

习仲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领导者责任心不强，不懂得关心和帮助作家，一些批评者不懂得如何运用批评的武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为了保护作家的创作激情，帮助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习仲勋多次召集有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界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要求大家为作家的创作去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他告诫文艺界的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低级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不能全盘否定；即使有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部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足够的时间。

针对文艺批评，习仲勋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喷头，结果弄得彼此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并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他指出，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岔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们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我们要鼓舞作家旺盛的创作士气，激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只要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就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关爱，使作家们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他们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顾虑，开始一心一意投身于文艺创作之中。

“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

习仲勋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心里却时常装着群众，在习仲勋的眼里，群众的事就是大事。

1957年的一天，在陕西视察的习仲勋受邀与省领导一块去易俗社看戏。演出结束后，正当领导们要接见演员的时候，易俗社一位老艺人却径直冲到台前高喊：“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现在却有人想压制我!”整个剧场一片哗然。习仲勋愣了一下，没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深夜，易俗社领导针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习仲勋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昨晚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社领导接过电话说：“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处理方案。”习仲勋听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说：“那就好，我还正在为那位老艺人担心哩!这位老同志解放前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吃过不少苦，现在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有意见，你们一定要妥善解决，千万不要借此再去整他!”在场的人，一下子都被感动了。

1961年秋天，秦腔老艺人王天民到北京治病，习仲勋派秘书张志功帮助解决他的吃住行问题，并找老中医给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习仲勋带上夫人和孩子到宾馆去看望王天民，并特意安排和他一起吃年夜饭。席间，习仲勋举起酒杯对王天民说：“过年了，你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咱们今天就在一起过年吧，吃个团圆饭。”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放弃了在自己家里过年的机会，而除夕之夜专程赶来同一位在京就医的老艺人团聚，这是王天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感动地说：“旧社会老艺人病倒了，没人过问，只能躺在破庙里等死了。今天却不同，我这个老艺人病倒了，却有国务院副总理为我寻医问药，给我拜年，和我一起吃年夜饭……”说到这里，老人唏嘘不已，眼里含着热泪，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我这辈子……算是……值了!”

1985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到江西考察，汽车行进中，突然遇到了堵车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来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的，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汽车在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亲自向警车上的同志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提出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到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就是这样，时常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心中牵挂最多的是群众的冷暖。习仲勋知道，他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予的，他不是群众的老爷，而是群众的公仆。只有为群众多办实事，他自己才可以心安!

“把返销粮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

1961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收到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上说：“富平灾情很重，群众缺吃少穿，难度年关。有出外逃荒的，有卖儿卖女的，更有甚者，县东北老庙有位40多岁的哑巴妇女，家人养不活，就将她推到井里去了。”看了来信，习仲勋表情非常严肃，内心特别难受。关中自古米粮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让从小就体验过饥饿滋味、又与家乡人民有着深厚情谊的习仲勋寝食难安!

面对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当即将来信批转陕西省政府。接到此文，陕西省政府立即派员到富平进行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就从陕北紧急调拨了一批粮食，救济富平灾区。并允许灾区群众可以到陕北自由换粮，不受当时的政策限制。灾区群众到延安、甘肃陇东一带背粮，路途劳顿，苦不堪言。陕西省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动了八九辆汽车，帮助灾民们搬运粮食。

吃粮难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乡亲们从心眼里感激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感谢党和政府的救命之恩。可习仲勋却没有就此放下心来，1962年4月，他又写信给富平县的主要领导，信中说：“把返销粮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西北农村，知道农历二、三月间，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也正是在1930年的此间因饥饿和疾病相继死去的。

“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1985年11月习仲勋在江西老区视察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贫农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去，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遂川县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钹一家就是较为突出的特困户。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习仲勋一行来到他家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寒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直叫人打起哆嗦。屋子里陈设简单、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习仲勋望望已歪斜的屋梁和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吃的是什么，又摸了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习仲勋握住曾宪钹的手说，“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已经十分感动了。”曾宪钹说话还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口吻。他挺起身恳切地说：“我虽然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给了救济，我应该体谅国家现在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慢慢好起来。”

“你们看看，”习仲勋转过身来对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能这样体谅我们的政府。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习仲勋指示，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像曾宪钹这样的特困户群众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而眼下，要马上帮助曾宪钹一家把房屋修缮一下，让他们一家能够在温暖的屋子里度过这个冬季。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两年后，曾宪钹家的房屋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的被子，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彻底走上了脱贫之路。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1997年4月，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忽培元到深圳开会，听说习仲勋就住在这里，便前去拜访。

习仲勋一见忽培元，便问：“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忽培元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习仲勋接着又问：“石油和煤炭开发的怎么样?”忽培元说：“原油年产量已达到100万吨，煤炭产量现在突破600万吨。”习仲勋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忽培元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习仲勋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

习仲勋接着又关切地问：“延安老乡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忽培元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习仲勋说：“这很不简单。你们用了什么好办法?”忽培元说：“我们选择了走生态农业的路子，改变了过去单纯打坝修梯田的那种办法，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很明显的成效。”

习仲勋对此很感兴趣，又追问道：“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忽培元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三年内脱贫。”习仲勋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保证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听说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要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会见结束后，习仲勋坚持要把客人送出楼门口。忽培元已走出好远了，回头时，却看见习仲勋还站在那里，不住地向他挥手。此时，忽培元的内心深处涌出一股无法形容的感激之情。

习仲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关心群众疾苦，與工农群众、民主人士等各界朋友坦诚相见。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最后，笔者想用摘自张俊彪先生写的纪念习老的诗歌《不朽的习仲勋》中的两节段来结束此文：

从那片广袤厚实的黄土地走出来，

走过了长江黄河……

走遍了黑土地、红土地……

毛泽东早在延安宝塔山下预言：

他是中国的一位才子……

那人就是习仲勋!

布衣，草鞋。

这就是治家理国的格言；

大成、至爱，

这就是文韬武略的胸襟：

一个人民忠贞的儿子，

他就是习仲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