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琼林，胡力荣，袁光锋

（1.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证券日报，北京100101；3.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关于受众的表述：中国传播学受众研究回顾（2000
——2010）

梅琼林1，胡力荣2，袁光锋3

（1.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证券日报，北京100101；3.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受众研究是中国传播学开展较早、成果较丰富的研究领域，也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切入点。选取了国内新闻传播学界6本核心期刊，搜集了自2000年以来在上面发表的所有关于受众研究的论文，通过定量分析，对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受众研究成果做了系统梳理。

受众研究；传播学；受众本位；受众调查

一、引言

在中国传播学界，受众研究是开展较早、成果较丰富的领域。由于中国“党管媒体”的媒体体制，长期以来，媒体作为党的宣传喉舌，是为党的宣传服务的。在这一体制下，受众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可以被灌输意识形态的抽象的“人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领域的逐步解放、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进入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由政治性的新闻学研究向学术性的传播学研究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受众”的地位和意义开始受到重视。1981年，北京新闻学会举行首次受众学术研究会议，副会长安岗发表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的著名演讲。安岗的这篇演讲，把“读者”（听众、观众）从接受媒体灌输的对象，提高到接受服务的主体，确立了读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我国受众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受众研究具有对传统受众观“拨乱反正”的意义。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产业化改革开始起步，因此，对“受众”的重视其实已经具有了商业的性质。这种对受众进行商业目的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正式兴起，一些专业调查公司相继成立，但“随着大量商业性调查公司介入受众调查领域，商业性和公正性的矛盾便随之产生”［1］。在中国“双重属性”的媒介体制下，受众研究一直处于政治性、商业性、学术性三种价值取向的博弈中。政治性控制商业性和学术性，商业性侵入学术性、挑战政治性，学术性反抗商业性和政治性，这使得中国受众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基于受众研究的重要性，笔者在本文中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受众研究做一个回顾性的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意见。

本文选取了国内新闻传播学界6本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当代传播》。以2000年以来在以上6本刊物发表的所有关于受众研究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刊名”作为检索项，对6本期刊2000年以来所有论文进行检索，笔者共搜集到相关论文483篇①。论文在各年度的分布如下：

二、论文分布情况分析

（一）论文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分布：新媒体/传统媒体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受众研究与传统媒体受众研究从总量上看处于“并肩齐飞”的状态。对传统媒体受众的研究总体上处于平稳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即使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受众依然是非常受重视的群体；而对新媒体（包括网络博客、QQ、MSN、手机短信等）受众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在2008年首次超过传统媒体受众研究，这种上升趋势已连续保持了3年，这说明随着现代信息化社会中新媒体作用的日益提升，传播学者对新媒体受众的研究也越发重视。传统媒体受众研究在此前积累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往纵深方向发展。新媒体受众研究形成了两个高潮，一次是在2001年，共有9篇文章，一次是在2009年，共有31篇文章。新媒体受众的研究主要还是使用定性的方法，侧重于网络等新媒体对受众的影响。

目前，新媒体受众研究还处于学术积累的“相对初级阶段”，因此这期间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波及人文社科的许多领域，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到文学、哲学、伦理学等，不断有新的学科介入对网络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几年的新媒体受众研究中，还将继续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主，这些新开拓的领域具有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同时，已有的领域将开始往纵深方向发展。

（二）论文研究方法之实证研究情况

受众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但目前中国受众研究中许多看似“思辨”的研究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思辨”，多数“思辨”的论文或者套用国外的时髦理论，或者流于形式化的“口号”，真正创新的成果很少。这种“思辨”的方法很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直观、体悟、想象，但缺乏逻辑和理性思辨。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学术研究中（不仅仅是传播学研究）就是，很喜欢就西方某种时髦热门的理论，甚至是西方某大师的某句话，发感慨谈体会，而不耐烦对西方理论进行历史的逻辑的梳理，缺乏思辨理性所应该具有的创造力。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发现了这种“思辨”研究的弊端，近年积极主张引入精确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也算是对国内“思辨”盛行的拨乱反正（当然也要注意矫枉过正）。由于我们难以确定国内思辨研究成果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思辨研究，笔者在此主要分析国内2000年以来实证研究成果的分布情况。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论文中，共有193篇属于实证研究，其中2000年共有8篇，2001年有6篇，2002年有7篇，2003年有11篇，2004年有8篇，2005年有8篇，2006年有16篇，2007年有29篇，2008年26篇，2009年28篇，2010年46。

实证研究方法从2005年以来发展迅速，2010年文章数量比2009年增长接近一倍（如果再考虑到各杂志最后一至两期没有被统计进来，那么我们可以估计，2010年应该会比2009年增长超过一倍）。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受众研究中去，这有利于受众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论文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大学生/青少年/农民工/农村受众/城市受众/儿童

受众作为一个传播学概念，具有分布广泛、人数众多、内部差异显著等特点。受众作为现实的社会人群，必会形成不同的受众群体。这些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使用媒介、媒介认知、媒介素养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表现对受众作出划分，区分出不同的受众群体，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受众研究。目前，中国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研究主要还是根据社会学的划分，集中在大学生、青少年、农民工、城市受众等特定群体，这些群体成为受众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年份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群体大学生农民工青少年农村受众城市受众儿童1 0 0 0 7 1 2 0 0 0 3 1 1 0 0 1 0 2 4 1 5 2 4 0 5 1 1 0 1 1 1 0 2 1 1 1 8 0 5 1 2 1 9 0 8 4 3 2 5 1 4 2 4 2 4 4 8 3 7 3 1 5 5 7 8 4

从论文在不同群体的分布来看，不同群体的被关注度是非常不均衡的。大学生、青少年和城市受众在2007年及以前是最受关注的群体，而农民工和农村受众则是被边缘的群体，但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工和农村问题，自2008年以来对农民工和农村受众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度得到明显的提升，“三农”问题一直是最令人瞩目的问题。《场域理论视野下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形成及其救助》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作为工具，检视了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成因，并制定了具体的治理方法［2］。《公文传播与农民政治素质的培养》一文中指出，“连续多年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足见政府对当前我国农民问题的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素质是重中之重”［3］。

相反，大学生群体的关注程度却在下降，2010年只有1篇关于大学生受众研究的论文。事实上，大学生群体显然也属于广义上的城市受众，青少年受众研究虽然名义上是使用了“青少年”这一没有空间界限的词语，但在具体的调查中绝大多数都还是以城市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从总体看来，对城市受众的研究还远远多于对农村受众的研究。联系到现实农村和城市在人数上的比例（当然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不能根据人口数来分配），其中的巨大差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另外，近两年还出现了对外国人及外国留学生受众群体的研究，例如《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媒体的接触状况及公信力评价——基于对在京外国人调查的一个探索性研究》指出，“中国媒体是在华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在长期在华外国人中，超越了人际传播渠道和本国媒体渠道；在华外国人同中国本土民众接触最多的媒体有较大重合，CCTV1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接触最多的中国媒体”［4］。作者认为“亟须重视‘对内传播’的‘对外传播’效应”。

（四）论文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分布

从搜集到的论文来看，2000年以来，受众研究除了对受众与媒体的关系（受众的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对受众的影响等）的研究取得许多成果外，还在其他一些重要领域有了不错的进展，论文集中分布的领域为：受众地位和权利、受众心理与认知结构、传统理论的验证。此外，受众素养、受众研究方法也是热门的领域，但考虑到篇幅问题，笔者在此不再对这两个领域进行详细论述（在其他的论文中笔者对这两个方面已经有所涉及）。论文在这几个领域的分布情况如下：

年份领域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81415 254151受众地位与权利受众心理与认知结构传统理论验证受众素养受众研究方法4 5 0 0 3 4 1 1 0 1 3 3 2 0 2 3 0 1 0 0 3 5 0 4 2 4 4 0 5 2 4 5 2 4 0 2 5 3 4 0 3 6 7 6 6 1 6 7 2

1.受众地位与权利

从近年的文章来看，受众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受众本位”的观念多次被学者所论述。比如陈文莉的《试论受众本位意识》［5］等文章。这反映了在媒体市场化进程、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受众观的形成。也有一些学者对受众地位表示了质疑。胡翼青指出，承认受众与传者的距离完全消失，认为专业传播机构将成为“信息平民”这一设想完全是空想，网络的出现也没有根本上改变受众的地位，一个后分众化传播的时候已经来临［6］。马锋则针对“受众即消费者”的观念进行了剖析，认为消费者的受众观念本质上是“受众本位”幌子下的“传者本位”［7］。

“受众本位”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介市场化的产物，因此这一理念除了容易流于形式化的口号外，还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弊端，即借助于这一理念，媒体“不断地用黄色与煽情报道刺激读者感官，提升发行量”［8］。因此，我们在提倡“受众本位”、反思其弊端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受众具体权利的研究。但从论文的情况看，这是研究中的薄弱点。对受众权利的研究，主要有对受众知情权的研究和媒介接近权的研究，如周葆华以上海网民为例对“Web2.0知情与表达”的研究，赵云泽、付冰清对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等。

另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逐渐被关注。《新媒介环境下西方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的策略分析》一文详细分析了美国的《传播净化法案》和《儿童在线保护法案》、英国移动运营商关于不良移动内容的行为准则、澳大利亚的网络内容共同管理机制以及比利时使用儿童电子身份证的“更安全聊天”计划等典型案例，最后得出其结论——“共同管制和技术手段的结合，或许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9］。但从总体数量上看，受众的其他权利被关注不多。

2.传统理论验证

祝建华指出：“众多的西方理论虽然都号称面向人类传播的普遍规律，但基本上只适用于民主政体、市场经济的社会，与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与独特的中国国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无法立等可取、拿来就用”［10］。

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一些传播理论进行验证，主要有两种验证途径：一是对一些传统媒体背景下提出的传播理论进行新媒体条件下的验证，比如赵志立对“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了网络传播条件下的验证［11］。二是对西方传播理论进行本土化的验证。比如张国良、丁未通过对上海和兰州的实证调查，对“知沟”理论进行了验证，指出“知沟”现象确实存在，并且相当严峻，不容忽视！——它普遍存在于各区域内部［12］。黄顺铭等学者通过对广州、成都两地大学生收看超级女声的实证调查，验证了“第三者效果”理论，“这是第一个立足于我国大陆的传播实践、专门针对‘第三者效果假说’的规范而严谨的实证研究”［13］。另外对“第三者效果”理论进行验证的还有禹卫华，研究以1772位上海市民为例，重点考察了涉入度、可信度等变量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以及‘第三人效果’认知与‘第三人效果’行为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第三人效果’认知也出现在网络上，受众的网络涉入度对‘第三人效果’行为有较明显的影响”［14］。

3.受众心理与认知结构

受众心理与媒体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受众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媒体的传播效果，因此较好地把握受众心理状态，就能够据此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传播技巧，从而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尤其是2008年以来对此的研究竟达到了118篇论文之多。比如杨鹏等就受众心理机制对广告劝服效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5］。刘京林通过调查北京市六个城区四个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观众的心理需要及其各类需要之间重要性的排序，找出其优势心理需求，旨在为电视对象性节目的编导者提供一种更本质、更深入的受众需要观［16］。

另一方面，媒体又会影响到受众的心理。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丰富。比如王燕星通过对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的400名在校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进行的实证调查，分析了手机短信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指出手机短信在开拓大学生人际交往空间、促进大学生社会化的同时，也会带来交往障碍、短信焦虑等不良影响［17］。《博客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影响初探》分析了博客对大学生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博客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18］。《短信广告的态度影响因素研究》一文认为“手机用户对短信广告总体呈消极态度，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短信广告没有存在必要且弊大于利”［19］。《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表明了农民工通过使用新媒体，“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20］。

还有学者探讨了网络游戏对青少年人格心理发展的影响。《精神麻醉：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一文认为，“暴力行为是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的主要负面效应；暴力默化是网络暴力游戏诱发暴力行为的传播心理机制”。文中解析了网络暴力游戏是如何成功“麻醉”青少年的，并从“规制保护”与“网络素养”两个方面提出了“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负面影响的规避策略”［21］。

另外，近两年有学者对“成人卡通化”现象及女性和老年群体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成人卡通化”现象探析》运用沃尔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G.格伯纳的“培养分析”和“媒介素养”等理论探讨了“成人卡通化”出现的原因、影响以及针对这种现象可以采取的对策”［22］。《女性观众喜爱电视剧成因分析》主要采用了电视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根据受众对媒介文本诠释的差异理论，从电视剧文本对女性形象呈现到女性观众对剧中女性形象的解读两种不同角度，剖析了女性观众走进电视剧的深层动因”［23］。《基于中国文化的老年群体媒介诉求分析》一文分析了“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处于当代复杂传播环境下中国老年受众的媒介诉求”，并指出“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老年群体的媒介诉求”，而“新媒体的介入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机遇”［24］。因此，如何应用新媒体为老年群体服务是当前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存在问题分析

2000年以来的中国受众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广度上，还是在具体领域的深度上，都有了令人欣慰的进展，这些成果是我们以后进行受众研究的基石。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的定量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但在肯定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我们的受众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甚至会成为受众研究发展的“瓶颈”。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许多学者缺乏与同行之间的“学术对话”，不了解最新的学术进展，这导致许多研究具有重复性，甚至一些研究领域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浪费了学术资源。当然，这种现象不仅是在受众研究领域存在的，而是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在研究方法上，已经有学者指出，近年的受众研究的研究方法仍不尽规范，有待改进。受众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即思辨和实证。思辨方法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是人类获取智慧、探讨真理的“思维利器”。但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传播学界流行的思辨方法其实仅仅得到了西方思辨方法的“皮毛”，而没有得到其精髓。绝大多数“思辨”的论文大多是发发感慨、谈体会，好一点的文章也就是对西方时髦理论进行介绍或者阐释。这导致我们绝大多数成果既无规范，又没有创新，真正有思辨色彩、思想深度的文章极少。那么实证研究呢？对实证研究的重视有利于中国受众研究的规范性，但从近年的受众研究成果看，实证方法被简单地等同于受众调查，并且绝大多数调查结果都还是处于描述的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的抽象层面，这导致了调查结果不具有普适性。

（三）在特定群体的研究上，不同群体受到的关注度是非常不均衡的，当然关注度不能完全按照人数的多少来决定，但目前，农民工以及农村受众作为中国占人数比例绝对最大的群体，仅仅得到较少的关注（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这是非常不平衡的现象。那么学者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哪些群体上呢？从前面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知道，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最受重视的群体。当然这不能算是坏事，因为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本来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群体，对这些群体进行调查，当然也具有社会意义。但现在的问题是，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的调查具有很大的重复性，另外，许多学者进行大学生和青少年的受众调查仅仅是为了图方便。另外，对青少年的调查其实主要是针对城市青少年的调查，如果再考虑到大学生群体也是广义上的城市受众，那么我们可以说，受众研究对城市受众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农村受众的关注。现实中的城市受众与农村受众的比例，与论文呈现出的两者的比例，是非常失衡的。笔者认为，在将来的受众研究中，应该增加对农村受众、尤其是农民工受众的研究，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来调查和研究。比如农民工的话语权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媒介使用和媒介认知问题、大众传媒与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媒体文化与农村文化的问题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不仅具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同时也都具有现实关照的意义、批判的意义。

（四）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还亟须加强，比如关于受众权利的研究。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受众本位”被多次论述。但国内对“受众本位”理念的论述主要还是侧重于市场的层面，即在市场化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被当做“消费者=上帝”来看待。相比而言，对受众权利的研究却还不多。就受众权利的角度而言，受众是应被当做“公民”来看待的。受众享有的权利主要有媒体接近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交流权等，目前对这些受众权利的研究都不足。此外，受众伦理、受众认知结构、新媒体受众等领域也都需要加强。

四、受众研究的另一种方法

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主要由经验实证主义和思辨方法两种，亦即“经验的归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方法”。但在西方哲学界，现象学方法与“经验的归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方法”是并列的最主要的三种哲学方法［25］。作为现代以来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现象学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著称于世。现象学的本质其实是对西方理性的拯救，即“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康复”。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对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实在西方学术界，现象学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而是向许多人文社科领域渗透。传播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在它所有的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受众研究是最具“人性”和人文意义的领域，因为受众研究直接关注的就是传播信息的“人”，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尤其是受众研究。这一点在国内还没有被重视。有学者明确地提出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的主张，认为现象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的超越，尤其有助于解决后二者无法妥善处理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26］。

简单地说来，我们在对受众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把受众在传播中的生理方面和物理方面的东西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这样一来，受众在传播中的精神状态就最直接地向人呈现出来。现象学的眼光使我们看到受众不是接受信息的机器，不是可以被任意输入信息的数据库，而是有着丰富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的人，是在主动地接受和传播信息、并用传播来构建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把人规定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他既不是实证主义抽象的数学符号，也不是批判学派视野下的没有主体能动性的机器。人的传播也与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同，是自由自觉的精神性的传播活动。尽管这种精神性的传播活动也必须依赖于各种物质基础，比如传播技术、设备等，但这些是次要的，各种传播技术是人的传播“意向性”的对象化，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自由自觉的精神传播，因此不应该成为控制人、异化人的工具。笔者认为，只有通过现象学意义上的对受众的直观，只有在现象学的层次上，我们才可以超越实证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文化帝国主义、妖魔化理论等视角。笔者认为，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进行受众的研究是未来受众研究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途径。

注释：

①由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录入期刊文章有一定的滞后性或期刊本身不能按时出版，2010年各期刊最后一至两期没有被统计进来。

[1]贾亦凡.当前我国受众调查的若干误区[J].新闻大学，2002，（2）：32—36.

[2]朱清河.场域理论视野下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形成及其救助[J].新闻大学，2010，（1）：135—141.

[3]唐团结.公文传播与农民政治素质的培养[J].当代传播，2010，（1）：90—92.

[4]赵云泽.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媒体的接触状况及公信力评价——基于对在京外国人调查的一个探索性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2）：49—56.

[5]陈文莉.试论受众本位意识[J].新闻大学，2000，（2）：11—15.

[6]胡翼青.试论21世纪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4）：70—74.

[7]马锋.“受众本位”幌子下的“传者本位”——社会转型期“受众即消费者”观念本质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51—57.

[8]童兵.在上帝和仆人之间——解读中西受众观[J].新闻记者，2002，（2）：12—14.

[9]匡文波，高岩.新媒介环境下西方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的策略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1）：39—45.

[10]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

[11]赵志立.网络传播条件下的“使用与满足”——一种新的受众观[J].当代传播，2003，（1）：58—60.

[12]张国良，等.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与“知沟”现象初探——以上海和兰州为例[J].新闻记者，2002，（11）：37—39.

[13]黄顺铭.大学生与超级女声：“第三者效果假说”——广州和成都两地问卷调查之比较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31—42.

[14]禹卫华.网络恶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以1772位上海市民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83—88.

[15]杨鹏，等.受众心理机制与广告劝服效果[J].现代传播，2002，（1）：108—110.

[16]刘京林，丁迈.电视对象性节目与观众心理需要的应对性研究[J].现代传播，2005，（4）：33—36.

[17]王燕星.手机短信对大学生心理影响——以福州市大学生为例[J].当代传播，2007，（2）：63—65.

[18]张苑琛.博客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影响初探[J].新闻记者，2008，（4）：76—78.

[19]陈睿，刘振，黄合水.短信广告的态度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87—94.

[20]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8）：80—85.

[21]燕道成.精神麻醉：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2）：50—58.

[22]燕道成.“成人卡通化”现象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81—85.

[23]张开.女性观众喜爱电视剧成因分析[J].现代传播，2009，（6）：65—68.

[24]陈月华，兰云.基于中国文化的老年群体媒介诉求分析[J].现代传播，2010，（9）：16—20.

[25]赫尔曼.施密茨.新现象学[M].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6]范龙.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3—67.

责任编辑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G206.3

A

1007－905X（2011）01－0177－05

2010-11-10

1.梅琼林（1963— ），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务研究；2.胡力荣（1978— ），女，湖南长沙人，证券日报副总经理，主要从事财经新闻、受众调查研究；3.袁光锋（1985— ），男，安徽亳州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