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雪慧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0）

党争是北宋政治的最突出的表现形态，它萌芽于仁宗景佑、庆历年间，直至北宋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而宋代的官僚制度的原因，党争主体的士大夫多是思想家、文学家与政治家几种身份合于一体，这些政治争斗不仅对士人心态、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使他们的诗词创作受到了较大影响。

一、新旧党争的概况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晚唐以来的纷争。鉴于唐末以来皇权式微、分崩离析的教训，为强化中央集权，于是尽夺藩镇之权，客观上结束了五代割据的分裂局面。但由于封建政权的内部矛盾和封建体制自身的缺憾，又同时使北宋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其主要标志是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问题的出现。“三冗”之忧早在太宗时期即出现，仁宗时成了臣僚议政的突出主题，至神宗更是寸步难行。这也是神宗下定决心进行变法革新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对文人的推尊和倚重，使他们大多有较强的使命感和参政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熙宁初，神宗诏告“与天下人共定国是”，更是对士人的政治和社会主体地位的认可。文人的这种意识和责任感一与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便形成了积极狂热的变法情绪。士大夫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呼唤革新通变，纷陈救弊之策，这也使得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陷入论辩之中。士大夫们都基于一片拳拳爱国之心，以对新法的赞同与否为标准，分为新旧两派相争不息。

这种政见之争，进入元丰以后，渐演变成党派之争。反对王安石新法一派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人之训为攻讦武器，以君子之党自命，斥推行新法的一派为小人之党。新旧两党喜同恶异，肆意攻击，政见之争渐发展到对道德品质的诋毁，并造成了苏轼乌台诗案、富弼青苗狱等惨案。这种政治气氛下，士人心态渐趋矛盾，如王夫子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所说“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以“守静”为治世思想，启用旧党。其实，经过熙宁二年到元丰八年的十七年变法实践，各项新法的利弊得失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下，如果旧党能够秉承国家大义，对新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熙宁年间的革新通变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发展阶段，然而元祐元年三月，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的元祐党人全面把持政坛，废弃新法，以“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毁之邪党”作为分派标准，同时树立新党党人碑，立于朝门以醒时人，并炮制了“车盖亭诗案”，全面根除熙丰新党势力。如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所说：“（车盖亭诗案）成为激化、乃至毒化新旧党争的转折点，导致了绍圣新党的报复性倾轧。”另外，旧党在对新党肆意倾轧的同时，内部亦以“同我”、“异我”区分敌友，内讧不断，形成洛蜀朔三党之争，学术争斗与政治排斥纠结，肆意交攻。

所以，元祐政坛上，新党固然日日犹惊弓之鸟，旧党也并未因上台执政而心存愉悦，士人的心态和仕途均受到极大的震荡，畏祸及身的心态比前期更为更重。在功名的进逼和党争的严峻局势面前，文人们迫切希望寻找一条精神出路，安顿宦海浮沉中疲惫的心灵，这些心理历程在时人的诗文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

绍圣元符以后，党争进一步恶化。哲宗亲政，以“子承父命”重新启用新党。上台后的新党，满怀强烈复仇心理清算旧党，新旧党争进一步激化，种下了北宋灭亡的原因。新党首拿《神宗实录》开刀，立案勘治，为其“绍述”新法和全面排斥元祐党人张本正名。树元祐党人碑于端礼门，碑中勒名数百，视为永不复用，朝野为之震惊。同时大批放逐旧党成员到湖湘、岭南等炎瘴之地，借自然之力企图彻底消除旧党。及至徽宗上台、蔡京当权之后，党争成为无原则的政治倾轧，党争自此完全变质。在这种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党争环境中，士人们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忧虑，前期高昂的参政热情荡然无存。

二、党争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1.熙宁政见之争，强化了“以诗托讽”的创作倾向

诗歌作为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自先秦起便被赋予了“言志”的社会功能，而诗所言之“志”往往与社会现实、与政治抱负相关，历代诗篇中不乏讽喻时势抨击朝政者。宋代“以诗托讽”尤盛，究其原因，这与宋代士人集官僚、文人、学士三位于一体的复合性身份是分不开的。以往朝代，文人在官僚体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尽管他们也很关注国计民生，但人微言轻，他们的政治见解并不足以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所以，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对现实的批判多于对时事的分析与主张。但宋代是“文人政治”，文人士大夫在国家官僚体制中占主导地位，进入了国家政权的核心，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形成了“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创作倾向。尤其随着熙丰党争的展开，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新旧两党以文交争，以诗托讽，使诗文创作深深打上了党争的烙印。

这期间，以诗托讽者，以苏轼为最，黄庭坚亦以“好骂”概括苏轼此段的创作风格。除苏轼外，当时缘诗人之义，批评时政的也不在少数，“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如黄庭坚作《按田》、《和谢公定河溯漫成八首》、《和谢公定征南谣》等一系列批评农田水利法、用兵西北和西南之策的诗歌。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的诗文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党争中的创作主体不可能不受到党派意识的影响，甚至形成一定的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文创作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2.广兴“文字狱”，诗人普遍将豪放外发之气内敛为含蓄深沉之致

北宋党争中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复合一体的主体结构使北宋党人在党同伐异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时代党争的一个鲜明特点，即广兴“文字狱”，如元丰的“乌台诗案”、元祐的“车盖亭诗案”、绍圣的“神宗实录案”和“同文馆狱”等。文字狱一方面造成了“文字”遭禁被毁的命运，另一方面诗祸造成的一次次灾难性打击，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往往一人获罪而波及同党中的诸多人，苏轼的“乌台诗案”，被贬逐和责罚者共25人。所以，这种因诗得祸给文人的教训极具普遍意义，畏祸及身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理。

如前所述，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好写抒发政治情怀的小诗，借诗托讽，风格“好骂”。在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变动后，包括苏辙在内的许多人都在书信中规劝苏轼不作或少作诗，苏轼在《答参寥书》中也表白：“比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诗风也由前期的“纵笔好骂”化作“漠然自定”的人生态度。黄庭坚远谪黔州、戎州时，诗的创作大量减少，几到搁笔，究其原因，大略也是出于远身避祸的考虑。而他所开创的江西诗派，作诗追求理性，对政治的切入甚少，这和诗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此外，随着党争愈演愈烈，士大夫对人生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创作主体的畏祸心理驱使了个体主体对自我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反省，他们以诗歌创作的方式，为自我营造一个可供灵魂安息、心灵悠游的世界。如黄庭坚作于元祐二年的《题郑防画夹五首》其一、其三云：

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徐生脱水双鱼，吹沫相看晚图。老矣个中得计，作书远寄江湖。

第一首借画中“烟雨归雁”之景，抒发“扁舟归去”之意，第二首借画中“脱水双鱼”，喻“远寄江湖”之思，都表达了诗人寄迹林下的飘然高情，典型体现了当时士人身陷党争不能自拔，而渴望个体主体的自由、自悦的价值取向。

3.北宋党争促进了“以诗为词”的转变

按照传统诗教，诗词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诗言志”、“词言情”，词仅是花前、樽前的娱乐工具。但是题材的单一与单薄严重阻碍了词体的健康发展，尤其“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的审美主流，在它的牵引下，词不可能不与社会民生发生广泛的联系，词向言志发展应该是历史的必然，只是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以晚唐李煜为例，当他后期面对国破家亡，再也没有了以词娱情的心情了，他此期创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等，情真意切，尽抒写了家国之痛。所以北宋的新旧党争，社会矛盾的加剧，就给词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为词向言志的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方面诗祸留下的心理阴影使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言志”异常敏感，另一方面，庆历以来文人群体“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得那些涉及时事或个人之志的内容需找寻另一载体表达出来。苏轼在《与陈大夫八首》其三中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减少了诗歌创作，却创作了近100首词，占其词作总数的近1/4，使黄州时期成为他词创作的辉煌期。黄庭坚《与宋子茂书六》之一云：“闲居绝不作文字，有乐府长短句数篇，后信寄之。”词作为“诗余”、“小技末道”，一向不为世人重视，文人在畏避诗祸的同时，却可以肆意填制小词，党争双方也少有人会在词中寻找攻击对方的证据。这种宽大的政策，使文人在有意无意间将个人之志填入词中，词由此获得了部分诗歌的“言志”功能，从而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诗歌的吊古、记游、言志、抒怀等题材渐渐被移植到词中，拉近了词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词的境界为之一新。

所以，尽管始于唐五代就有文人借词形式抒发“诗心”，及至北宋前期亦有晏姝、欧阳修等文人词也显露出诗化的迹象，但直到苏轼的“以诗为词”，才使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由于党争的反复使得新旧两党都历经宦海沉浮，心灵的疲惫、命运的无奈、未来的茫然在他们的诗作中都有真实的反映，其中抒写个人失意的政治情怀是这一时期词人创作的一个共同主题。《古今词话》记载苏轼“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所怀”便是如此，秦观后期的贬谪词，更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将孤处的无依、远谪的悲恨，以及更深的面对死亡的绝望，以自己所擅长的“艳词”形式，吐呐出来。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也多有所作。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党争背景促成了词由言情向言志的转化，给词注入了“士”的精神和情怀，拓展了词的题材，改变了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言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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