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菲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后冷战时代，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技术的扩散，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安全内涵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安全，诸如领土、军事、主权等重要性在不断下降，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等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日趋凸显。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崛起不仅对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释放出浓郁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更面临着来自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大国崛起，不仅仅遭遇到国际政治结构性的障碍，更面临着地区与全球层面上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其中，经济安全、生态危机、信息安全、社会安全（恐怖主义、毒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内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根据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它的威胁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需要多边的手段共同解决。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必须联合起来，在一种“共同的外部威胁”之下，通过建立互利且有效的合作机制，积极应对。中国与东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并且在建立新安全观方面不谋而合，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经济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非常广阔，双方合作的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多层次的合作框架逐渐形成，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在当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蓬勃进行的时期，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无疑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是值得借鉴和研究的新课题。

一、非传统安全的界定

学界对非传统安全观念的界定源自于西方，认为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观念而言，传统安全领域外的新安全挑战，具体指一切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生态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际公共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超出了传统国家的地缘政治的主权、领土界限，其解决也并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能够实现的。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技术的扩散，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日趋成型，包括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多种渠道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伴随着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传统的国家权力包括军事与经济权力，开始萎缩。国家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威胁日益凸显。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产生出环境、贫富差距等问题，严重威胁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这些问题多数具有复杂多层、跨领域的特征，体现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乃至个人安全等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也由单纯的军事安全延展到经济、军事、政治、信息和生态环境领域，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二、 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环境

1.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我国陆地国界线长达22800多千米，与16个国家相邻，而且这16个邻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宗教都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我国在长达18000多千米的海岸线上，与6个东亚、东南亚国家遥海相望，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中的能源资源不断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围绕渔业、石油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岛屿归属问题产生一系列争端，中国的海洋安全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保持了相当长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积极利用形势，谋能势成，在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奉行和平外交战略，敦亲睦邻，稳定与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韩国和中亚各国建交，与越南和蒙古的关系正常化，并通过谈判逐步协调了中苏、中哈和中越的边境问题。这使得中国周边边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发展的良好时期，整个亚太地区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该地区诸种非传统安全日益占据国家间的议事日程。

当然，随着相互交往和联系的增多，中国与这一地区在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在不断提升，各种跨国性问题也在增多。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借着各种跨国渠道溢出国界，衍化为地区性问题。这些都使得这一地区国家间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信息安全、恐怖主义和毒品等问题威胁日益严峻。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仅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中国自身的崛起进程亦具有不容忽视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和防范。

2.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面临的挑战

（1）经济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参与各种国际机制，积极融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地区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这种“融入”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和可用资源，建构了与越来越多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相互依赖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许多外部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特别是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后，这种脆弱性表现在，当亚太地区及周边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会通过共有的贸易与经济网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共振效应。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逆转，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更直接的冲击，冲击烈度也将更大。

（2）生态安全。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安全方面的矛盾对我国双边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在逐步加大。比如，日本对源自中国的酸雨对其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一直不满，要求中国改善环境状况成为日本向中国贷款的主要条件。中国将大量工业垃圾和污染物排至黄海，污染了韩国的海岸线。在边境地区，中方环境污染是俄方的六倍。此外在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以及航道安全方面，中国与共有国均存在着许多重要问题。这些生态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产生极为不利的溢出效应，对中国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周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3）社会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毒品、非法移民)。亚太地区极为复杂的地域、经济、宗教以及民族差异，为地区国家间各种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毒品以及非法移民等社会安全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对地区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源自三股势力的存在：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恐怖主义。而且，中国毒品发展日益猖獗，已由毒品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国。此外，走私问题和非法移民都有上升势头，对我国周边关系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对中国的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全局。

（4）信息安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革新，深刻改变了人们生活、生产与管理的模式，加快了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然而，信息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各国信息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扩散，在网络上建构了虚拟的共同体，并以其强大的渗透力与破坏力，对国家的主权安全等问题造成巨大的挑战。中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其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其中包括基础信息技术对国外的严重依赖、信息安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信息安全意识淡薄等多种问题。因此，信息安全也是我国面临的战略性非传统安全问题。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非传统安全矛盾轻则有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重则会升级为国家间甚至地区军事冲突，演变为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仍在可控制范围内，然而，若是任其发展不加重视，则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造成极深的负面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共同性的特征，其错综复杂超越国家传统的地缘政治界限，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完整提出挑战。这种超乎传统国际政治的新特征也决定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同样超乎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窠臼，即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安全“囚徒困境”模式的新型解决模式——合作型的“保证博弈”。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不仅与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且双方关系的层次也从起初的磋商伙伴关系已发展成为现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于相似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且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内面临着发展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任务，在国际问题上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而且，中国的强势崛起，直接冲击到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无论奉行“搭便车”抑或“均势”战略，都必须认真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这种情势就推动了亚太地区“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加之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所产生的“共同风险”意识，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创建。

2002年11月，第6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双方在反恐领域的全面合作，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在反恐安全领域，2003年l月，中国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上提出深化国际反恐合作的四项主张，对双边反恐合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在禁毒合作问题上，2000年10月，中国、缅甸、泰国、老挝和联合国禁毒署代表签署了《东盟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此后禁毒进展迅速。在经济安全领域，《清迈协议》签订后，中国与东盟在10+3合作框架内建立了多边和双边货币援助，以多边合作为主的东盟货币互换机制逐步扩大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增长到10亿美元。2008年5月，东盟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等等。

四、结 语

当前，在应对亚太地区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方面，中国与东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机制体系，并在应对过程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这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大国崛起对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国家所引发的“威胁感”，于长远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然而，仍需注意到，在现实主义色彩依旧浓厚的国际政治中，这些合作机制并不能完全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与“焦虑”，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与“焦虑”严重地阻碍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亦面临着具体的合作方式、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必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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