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平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前沿 创新 会通
——读赵平安教授新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袁金平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赵平安教授新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是其古文字研究第四部著作，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抢占前沿，推陈出新，融会贯通之特点，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成果，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前沿；创新；会通；赵平安；新著

清华大学历史系赵平安教授所著 《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赵先生继 《隶变研究》、《〈说文〉小篆研究》、Chinese Characters then and now（合著）之后正式出版的第四部学术专著。书中收入作者近年撰写的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这些文章此前多已公开刊发，现辑集为一册，为学术界同仁学习或引用提供了巨大便利。该书由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作序，他在序文中这样说道：“深深感到所收内容尽管大多数是我以前在报刊上读过的，然而集中在一起，更显示出他（引者按，即赵平安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风格特点。用我的感受来说，就是在踏实的训练、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善于及时探讨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使自己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李先生此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笔者在拜读《研究》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赵先生治学所具有的鲜明特色。

抢占前沿。进行科学研究，树立前沿意识是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研究者只有密切关注和牢固把握该学科领域的发展动态与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避免研究工作的盲目性，并有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现，取得创新性成果。而《研究》一书给读者带来的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所讨论问题均与“新出简帛”相涉，这些“新出简帛”包括时代属战国的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郭店简、上博简等以及秦汉时的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尹湾汉简等，几乎涵盖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获得的所有简帛资料。时至今日，简帛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属于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的前沿阵地。赵平安先生很早就已经关注这些 “地下资料”，从而把握住了新的机遇，以更广泛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些学术史遗留问题或未成定论的观点，获得了新的认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甲骨文中有个”字一直以来未能确知其用法，而“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语），郭店简的公布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契机。郭店简中有个多次出现的“”字，通过与传世文献对读，得知其是用作“失”。在这种信息的启发下，赵先生很快撰成《战国文字的“”与甲骨文”为一字说》一文，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甲骨文中的“”与战国文字中的“”为一字，乃“逸失”之“逸”的本字，并从字形上阐明了二者的演变关系，从而解决了以前并没能认出的甲骨文的”字。而赵先生这一精确认识的获得，是与其卓越的学术前沿意识分不开的。

推陈出新。学术创新包括研究者在科研活动中所提出的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生命力的不竭源泉。而《研究》一书堪称学术创新的典范，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研究资料，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钻研，最终获得全新的研究成果，从而实现了对前人观点的超越。《对上古汉语语气词“只”的新认识》一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诗经》中有个做虚词的“只”，如《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旧时学者多以其为“语辞”，此似乎已成定论而鲜有人提出异议。而赵平安先生却独辟蹊径，根据大量楚地出土简帛文字资料中“只”、“也”形近容易混用的特点，明确指出传世古籍《诗经》、《左传》等中的所谓语辞“只”字其实就是最常见的语气词“也”的写讹，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清理出《国语》、《庄子》等典籍中语气词“只”（也）的相关借字。此文论证严密有力，资料翔实有据，更重要的在于突破了过去固有认识的框架，得出了更符合语言事实的结论，在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的同时，又为其确凿可靠而拍案叫绝。再如《〈容成氏〉所载“炮烙之刑”考》。关于商纣“炮烙之刑”的记载，见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众多古籍，然而自汉代开始，学者们对“炮烙”之“烙”的理解上存在严重分歧。赵平安教授根据清人郑珍、郑知同父子“烙”之本字为物名“格”的正确观点，再结合上博简《容成氏》简文“作为九成之台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的记载，进一步补充论证所谓“格”即为古时可用以盛炭的青铜器“盂”，从而使“炮烙之刑”问题得以论定。《研究》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我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自有领会。

融会贯通。清人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王力先生曾对此作出解释：“拿今天的话来说，淹博就是充分占有资料，识断就是具有正确的观点，精审就是掌握科学的方法。”（《王力文集》16卷之《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从三者的关系看，“精审”是最难达到的学术境界，是指利用科学的理论方法使所掌握的资料与形成的观点达到融会贯通之效的阐述方式。《研究》在这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具体说来表现有二：一，材料的会通。《研究》“新出简帛与古文字考论”部分，在论证相关文字形体演变时，作者往往能够上溯商代甲骨、西周金文，下探秦简汉印，可谓左右逢源，如《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战国文字的”与甲骨文”为一字说》、《关于”的形义来源》等，李学勤先生说此节部分内容“据简文推论商代甲骨文中的疑难文字，有不少精彩出人意料之处”，实为中肯之论。二，方法的会通。古文字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紧密联系，这就要求在求证相关问题时，除了谙熟古代文献典籍与传统文字、训诂、声韵之学，还要掌握和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到古文字学，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最重要的利器。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运用“纸上之材料”（流传至今的传世典籍）与“地下之材料”（出土材料，包括不带字的一般考古材料与带字的出土文献）相互发明、印证以考证古史（参《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而《研究》一书作者赵平安教授是此方法最优秀的实践者之一，他的很多论文都能体现这一特征。如该书第75页，在论证“曷”字的形义特征时，引入前蜀王建墓浮雕上人物击羯鼓的实物图像，使叙述十分感性生动，又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另外，这些出土文物正由于有了像赵先生这样的学者从语言、文献角度去印证它们，使它们从一堆死的物体变成了活的社会，从而为人们所认知。实际上，这个学术论证过程已经超越自身，而具有了社会发展史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说的“会通”，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治学方法，而且也能体现一位学者的视野、理论素养以及勇于探索的精神。在这方面，《研究》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着重谈了自己阅读《研究》的体会，其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很多，一些文章完全可以当做语言文字学的范文来读。但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个别观点似乎需要修正，如第69页谈到楚文字“曷”的几个字形，现在学界多将之释作“”之所从，此处宜加按语或在注释中予以说明。另外，校勘上也偶存疏误，如第330页所引郭店简“拔”之形体应是出自《老子乙》简15，而非《老子甲》。白璧微瑕，在所难免。

Frontier,Innovation and Digest——A Study onA Research on Newly Excavated Bamboo Slips and Silk an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Written by Zhao Pingan

Yuan Jinping

（Excavate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 Research on Newly Excavated Bamboo Slips and Silk an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which is the forth works written by Zhao Pingan has the features as frontier, innovation and digest.It is not only a new achievement,but introduces a new research topic.

frontier;innovation;digest;Zhao Pingan;new work

H121

A

1672-3708（2011）04-0078-03

2011-05-02

袁金平（1979- ），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