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杰［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 郑州 450001］

《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三部曲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中期的一部家庭悲剧，是对古希腊悲剧的现代演绎，更是对人的隐秘内心、家庭问题和女性悲惨处境的探索。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新英格兰一座小镇孟南将军的家中。在第一部《归家》（Homecoming）中，妻子克莉斯丁因为长时间与丈夫孟南不和，在丈夫出征期间和船长卜兰特产生了恋情，并欲与之远走高飞。于是在丈夫凯旋之夜将丈夫毒死，孰料这一幕恰被女儿莱维尼娅目睹。第二部《猎》（The Hunted）是莱维尼娅撺掇弟弟奥林为父报仇的故事。奥林杀掉了母亲的情人卜兰特，并引发了母亲的自杀。第三部《祟》（The Haunted）讲述奥林迟迟走不出因自己的行为导致母亲自杀的阴影，最终也以自杀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剧终时莱维尼娅意识到是自己一手导致了家中一幕幕悲剧，决定自我惩罚，将自己终身囚禁在孟南家的老宅，永远与死人为伴，慢慢偿还自己欠下了罪孽。

剧本的总标题和三个组成剧本的标题都显得寒气逼人，透出浓浓的死亡气息。孟家人一个个含冤而逝，最后唯有亲手导演了孟家悲剧、常常一袭黑衣的莱维尼娅一人生存。她仿佛一个黑衣的幽灵于寂寂寒夜中在尸群中独舞，令读者和观众心生恐惧、不寒而栗。而“恐惧感”恰恰是哥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非但如此，剧本中无处不在的封闭意象、恶棍式的主人公和复仇的主题等都在演绎着这个剧本和哥特文学的契合。而哥特特色的表象下却流露着剧作家奥尼尔对女性悲惨处境的深切关怀。女主人公虽然看似孟南家族的罪魁祸首，剧作家实则是通过一种扭曲的手段在叩问人类的心灵，试探人类良知的底线，引发世人对女性艰难处境的思考。

一、无处不在封闭意象

哥特文学故事发生的场景往往是阴森恐怖、破败寂寥的古堡、教堂、修道院、旧宅等一些幽闭阴暗的场所。这些场所往往早已无人居住，阴魂野鬼游荡其中，令人不寒而栗。吉尔伯特和古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详尽地探讨了一些哥特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密闭空间意象，例如幽暗的古堡、神秘的老宅、上锁的抽屉、衣柜、保险箱等“女性空间的道具”。她们指出，正是这些封闭空间的意象反映了幽禁于其中的女性自身的痛苦和无助感（Gilbert，2000）。孟宅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意象空间，无论从建筑风格还是里面的气氛都显得阴森、恐怖，与“坟墓”无异。

剧本一开始就给我们描写了孟宅令人不悦的古希腊式的建筑风格：“宅身是建在一个山坡上的，离街约三百英尺，是一所盛行于19世纪前期的希腊庙宇式的大建筑。白色的木制的门廊，带有六根高柱子，跟住宅本身的石雕的灰墙，适成对照。”（尤金·奥尼尔，2006）“那门廊就像是为了遮掩屋子的暗灰色的丑恶而钉在屋子上的一个不相称的白色的面具。”（尤金·奥尼尔，2006）幕启时孟宅所在的市镇上乐队所演奏的乐曲更是加强了孟宅的恐怖，因为乐曲的名字是“《约翰·布朗的尸体》”。甚至住在这个宅子里面的人都直言不讳地多次称这个大宅子就是一个“坟墓”。而故事的发展证明了这的确是一个活人和死人的坟墓：孟南将军在回家的当晚就被妻子在卧室毒死，克莉斯丁和奥林都是在书房自杀。卜兰特的被杀更是发生在夜幕笼罩下的一艘船上。总之，卧室、书房和夜幕笼罩下的船只都是狭小的意象空间，封闭、幽暗、阴森是其主要特点，恐怖故事恰恰总是发生在这些狭小的空间。

这些幽闭的空间仿佛一个个残酷的笼舍，而剧中的两个女人——母亲克莉斯丁和女儿莱维尼娅，宛如被囚禁在这些令人窒息笼舍中的雀鸟。她们向往笼外自由的天空，但笼子却成了她们自由飞翔的障碍，男权中心主义的鸟笼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剪掉了她们的双翼……

二、哥特青睐的复仇主题

复仇主题是哥特小说永恒不变的基调，哥特文学无不围绕着凶杀、复仇这些黑色的主题，来反映人性中善恶两极永恒的冲突。《悲悼》故事发生的中心线索也是复仇，一个具有强烈恋父情结的“复仇女神”莱维尼娅为父复仇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这个家庭一系列的悲剧。奥尼尔自己也坦言这个剧本是他对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复仇三部曲《奥瑞斯提亚》的借鉴和超越。《奥瑞斯提亚》由《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组成，戏剧冲突以复仇和神的正义为中心，主要是主人公奥瑞斯提斯为父报仇的故事。特洛伊战争爆发后，阿伽门农统率希腊大军准备出征，但因连日狂风不止，无法启程。阿伽门农只好献出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于是，狂风骤停，阿伽门农得以顺利出征。战争以阿伽门农大获全胜而告终。孰料，在阿伽门农凯旋而归当晚，却被妻子克吕泰美斯特拉及其情人埃古斯特斯谋害。阿伽门农之子奥瑞斯提斯得到阿波罗神谕替父报仇。在姐姐埃勒克特拉的协助下，他杀死了母亲及其奸夫。但是在他与姐姐替父复仇之后，复仇女神却对他穷追不舍，欲置其于死地。奥瑞斯提斯不得不逃往雅典，在雅典娜女神的庇护之下，他因为正义而复仇被宣判无罪。

在《奥瑞斯提亚》中，埃勒克特拉并非故事主角，但在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中，担当复仇女神角色的却是莱维尼娅，奥尼尔让她从幕后走上了前台，她的复仇是女性不甘心自己屈从地位的抗争，是女性反抗男权中心社会的一种破坏式的、近乎自杀式的垂死挣扎。她虽然父母健在，但母亲在生下她之后就在感情上疏远她，反而对自己的儿子奥林关爱有加。这让涉世未深的莱维尼娅从小就品尝到母亲乃至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她仿佛是玛丽·雪莱小说《弗兰克斯坦》中那个被制造出来的“怪物”，只因后者相貌丑陋就无情地被抛弃，让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漠与痛苦。于是，他产生了对他的制造者的怨恨，他要复仇。莱维尼娅的遭遇与其何等的相似！母亲虽然生了她，但并没有给她应有的母爱，让她从小就品尝到了世态炎凉。母亲对弟弟奥林的偏爱，更加剧了她心理的不平衡。母爱无着，她只有向自己的父亲寻求关爱，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爱爸爸比爱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厉害。为了要保护他不受伤害，随便什么事，我都愿意干！”（尤金·奥尼尔，2006）孰料，她的举动招致了母亲的一顿痛批：“我明白你，维尼！从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留心观察你。你从小时候就想做你现在正做着的事情！你想做你爸爸的妻子和奥林的母亲！你千方百计要想窃取我的地位！”（尤金·奥尼尔，2006）

目睹母亲毒死了自己的父亲——这个她唯一的感情维系，莱维尼娅彻底愤怒了。又加上母亲的出轨本已有违当时的清教道德，而对亲夫痛下杀手更是为“天理”所不容，于是她就对母亲举起了复仇的“正义”之剑，将母亲及其情人送上了不归路。从表面看，她这样做是为了家族的声望，为了替被谋杀的父亲伸冤复仇，为了维护清教的道德伦理。最根本上的原因是，父亲的离世使她感情再也无所寄托，她变成了精神上的孤魂野鬼，在寂寥荒芜的人生之漠中再也找不到归宿。如果母亲给她一点儿母爱，社会多给这个弱小的女子一点儿应有的关怀，也不至于让她复起仇来没有丝毫的顾及，而近乎于歇斯底里。

三、“恶棍英雄”式的莱维尼娅

哥特文学的主人公常常是让人既爱又恨的“恶棍英雄”。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说：“恶棍英雄确实是哥特体裁的创造……该体裁往往以恶棍英雄既引诱别人又自己遭受苦难、既迷人又邪恶为主题。”（Mulvey，1998）即恶棍英雄既是害人者，同时更是受害者。菲德勒接着说：这种主人公“是让人既爱又恨的混合物，既引人追逐，又让人惧怕”；“他漠视世上的一切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似乎是个陌生人”。（Mulvey，1998）其实，这种主人公和同属于浪漫主义的英国诗人拜伦笔下的“拜伦式英雄”具有相似的特点——高傲倔强、不满现状、具有强烈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有一些人性的弱点，诸如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等，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结果沦为叛逆式的社会边缘人。

《悲悼》中的莱维尼娅几乎具有了上述所有特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英雄”。莱维尼娅“二十三岁，但看上去老得多。她和妈妈同样高，身体瘦削，平胸而有棱角，平常的黑色衣服更使她难看。她的动作僵硬，走动起来带着木然的四平八稳的军人姿态。她有一种平板的干燥的声音，并且说起话来有一种像军官下令的习惯。”（尤金·奥尼尔，2006）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慢慢发现她是一位性格怪异，与世隔绝，形如鬼魅，散发着幽灵般气息的怪人。莱维尼娅正值豆蔻年华，有一颗青春萌动的心，她渴望拥有幸福的恋人和美丽的婚姻，但当时甚嚣尘上的清教“禁欲”伦理的横行、社会对她的不公、家庭对她的冷漠使她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激情，故意装得老诚、成熟、木讷，甚至冷酷与残酷。虽然和彼得彼此相爱，她却违心地对彼得说：“关于恋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强烈地）我恨恋爱！”（尤金·奥尼尔，2006）后来虽然爱上了卜兰特，但却发现他早已是母亲的情人，这一切都把她赶进了感情的死胡同，令她进退两难。当目睹自己深爱的父亲被母亲及其情人毒死，她彻底丧失了理智，丝毫不再顾及母女情面，也丝毫不考虑弟弟的感受，怂恿诱骗自己的弟弟杀掉了母亲的情人，结果又使母亲自杀。

亲人们一个个都带着怨恨离开了人世，莱维尼娅最终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过激与失当，积郁多年而爆发出来的复仇力量酿成的罪恶是永远不可能逃离的。她最终决定将自己禁闭在孟南家阴森森的大宅里，进行比死亡更为严厉的惩罚。在《悲悼》最后一幕中，莱维尼娅说：“我不会走母亲和奥林的路，那是逃避惩罚的办法，现在能惩罚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剩下，我是孟南家的最后一个人，我必须惩罚自己。我要单独和死人在一起，保守他们的秘密，让他们来缠我，直到孽债偿尽。”（尤金·奥尼尔，2006）这种惩罚又是一种近乎疯狂的举动！

四、“疯狂”背后的女性主义关怀

《悲悼》的哥特手法和风格给读者和观众聚焦和重现了一个“疯狂”的女性。叔本华说过，“风格是心灵的观相术，它比相貌更可靠地反映人的心灵特征。”（叔本华，1999）莱维尼娅的疯狂带给我们的感受各异，有人斥责其为疯女人，有人却对她的行为表示同情。但不管怎样，“疯狂”可能是大家对她不二的结论。按照福柯的观点，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米歇尔·福柯，1999）正是人类的“文明”中种种不合理现象和强加给女性的不公使莱维尼娅的心理失衡，乃至发生扭曲。因为依靠正常的途径和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严酷的现状，她只有通过极端的手段和飞蛾扑火般的牺牲唤起人类对女性处境的关心。人类文明种种所谓的道德伦理给人类套上了一副副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让人类痛苦万分。男权社会给生活于其中的男女规定了种种所谓的规约，人为地赋予了男性和女性迥然不同的性别特质和社会分工。剧中的三个男人可以是战功赫赫的将军（孟南）、英武豪迈的战士（奥林）和威风八面的船长（卜兰特），而剧中的两个女性却只能无奈地充当“家中的天使”。因为，社会规约要求她们必须呆在家里，纵然在丈夫不在家时亦要如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莱维尼娅只有通过极端的方式来使这种压抑得到消解。

莱维尼娅冲破传统的束缚，挣脱清教道德的羁绊，毫无顾忌地喊出了心中郁悒已久的爱和恨。她的爱和恨如此强烈，如决堤的洪水，急流奔腾，无情地横扫并毁灭掉横在它前进途中的障碍。她无所畏惧，只是想获得本应属于她的那一份天空、那一份爱。她这样做本没有错，残酷的清教道德和男权社会的种种规约已经将她逼上了绝路，让她变得几近歇斯底里。女权主义者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压迫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性对象自身的欲望被压抑时，她们往往会用她们的身体来反抗这种性压迫。（Hunter，1985）托里尔·莫娃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她们反抗社会角色的束缚失败后做出的一种呼救。（Moi，1985）从这个意义上说，莱维尼娅近似于歇斯底里的表现可以被看做是女性对男权社会规范的一种激烈反抗。

剧本的结尾以莱维尼娅近乎自虐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这需要的是勇气、超人的刚毅和勇敢，需要的是决断、非凡的决心和胆魄，它是莱维尼娅善良、刚强、严峻性格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善良人性战胜丑恶人性的结果。一个年轻的生命以这种自我折磨的残酷方式慢慢地走向了枯萎和死亡，这无疑是对现实社会的控诉。这是一个年轻少女的悲剧，是与莱维尼娅有相似遭遇的千千万万女性同胞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奥尼尔想以这种方式的结尾唤起人们的良知，迫使人们去思索，去忏悔，同时警醒人们并唤起人们的思考：莱维尼娅的悲剧难道仅仅是她一个柔弱女性之错？

[1]Gilbert，Sandra M.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2]Hunter，Dianne.Hysteria，Psychoanalysis，and Feminism[A].Nelson Garner，Shirley.The Mother Tongue:Essay in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C].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20-21.

[3]Moi，Toril.Representation of Patriarchy:Sexuality and Epistemology in Freud’s Dora[A].Bernheimer，Charles&Kahane，Claire.Dora’s Case:Freud’Hysteria’Feminism[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192.

[4]Robert，Marie Mulvey.The Handbook to Gothic Literatur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111-112.

[5]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87.

[6]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18.

[7]尤金·奥尼尔.奥尼尔文集（4）[M].郭继德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