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菱

在咖啡厅，杨威略施粉黛，优雅地坐在那里。因为从事舞蹈行业的缘故，即便已近八十高龄，身体依然挺拔舒展；而大两岁的搭档袁水海笑吟吟地坐在一旁，不时颔首，绅士味十足。因为有过小中风，袁水海现在说起话来语速比较慢，有时发音会有些困难，这时杨威都会立即接过话头流畅地讲下去，哪怕是袁水海的个人舞蹈经历，她也如数家珍。

袁水海和杨威，一位是中国芭蕾舞界元老级人物，另一位是民族舞、古典舞、芭蕾舞方面的权威，与此同时，他们还是国内最早推广国标舞的专家，一同教学，一同出版了多部国标舞专著。如今，他们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成为舞蹈界的领军者、佼佼者，颇有知名度，相比之下，把他们培育出来的老师却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互联网上的资料也很少。然而，杨威和袁水海并不在意这些，他们更在意的是舞蹈给予他们的愉悦，忧心的是日后舞蹈的发展。

从同学芭蕾舞的师兄妹到舞校同事

高中毕业时，因客观原因无法报考法律系、新闻系，最后杨威选择了财经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乖乖女顺从了家里人的意见，在高考的转折点不曾往艺术之路张望。然而儿时就种下的文艺种子却并未因此枯竭，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地下党很活跃，用各种方式来吸纳青年人，其中包括艺术形式，各类舞蹈班也借此纷纷开设，优美的舞姿让杨威驻足，她开始了课余时间往歌舞团跑的日程，这一跑，就把业余跑成了专业。

学芭蕾、学民族舞，甚至跟着美国电影中的舞蹈场面边学边跳，杨威开始为舞而痴迷。生活拮据没有漂亮的舞蹈服，她与同学就把家里的被单、毛巾等蒙在头上、裹在身上跳。为了付学芭蕾的学费，杨威还经常把妈妈给她的车钱、中饭钱省下来。临近大学毕业时，杨威所在的舞剧团组建了一个文艺工作组去农村宣传土改政策，舞蹈家吴晓邦还特地为演出编排了几个节目，杨威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还学了很多当地的花鼓戏，积累了民间艺术技巧。然而当杨威从农村回来后，她发现无法跟上大学的学业，最后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对此，杨威也没特别遗憾，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最爱——舞蹈，并顺利地留在了红旗实验舞剧团，继续师承俄国芭蕾舞蹈家葛丽斯若娃、前辈舞蹈家吴晓邦及昆剧前辈汪传钤、张传芳学习芭蕾舞、现代舞和中国古典舞。1973年文化局把这个舞剧团正式接过来，成立上海歌舞团。

袁水海迈入舞蹈行业的大门与杨威有着类似之处。“那个时候男孩子一定要念书才有出息，所以家里人要我去念书，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当时的教材很多都是外文，我学得很累。我的兴趣还是在文艺上。”袁水海一字一顿地说。虽然那个时候学舞蹈会被人看低，但是他就是固执地喜欢上了芭蕾，参加了舞剧团的学习。16岁时袁水海开始师从白俄罗斯专家格列斯洛娃，每天早到半小时，晚走半小时，格列斯洛娃很喜欢这个刻苦的学生，自愿为他加课，减少收费。“解放前，地下党经常组织工农活动，主要让我们这些学生去唱啊跳啊，去教工农。我19岁时，解放了，那个年代需要有人用艺术的方式鼓舞人心，我也到了跳舞跳得最好的年龄，我家里人就同意我专门去学跳舞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跳得很好了，估计不会把我们这些学妹放在眼里。”杨威笑着回忆说。虽然同为一个舞剧团，但因为是不同级别的班级，他俩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建国后，吴晓邦把包括袁水海在内的五位学生带到北京，袁水海被安排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蹈团当演员，1994年他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院任教，成为中国第一位芭蕾教研组组长。在北京舞校，除了教学，他也是唯一一个学校派去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教师，深受专家喜爱，被称为：国内学习俄罗斯风格芭蕾最正宗的第一人。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接触中央领导人的机会，像毛主席、周总理、贺老总等等，我们年年接触。”袁水海回忆道，“当时，与他们一起跳的是最简单的俄罗斯舞等。我原来有很多和毛主席一起跳舞的照片，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大都被烧掉了，只剩下一两张。”

1960年上海市舞蹈学校创办，需要广纳人才。第一任校长李慕琳看中了袁水海，因为他不仅双人舞跳得好，跟苏联专家学过6年的芭蕾训练，而且懂教学法，能教男女班，这样全方位的人才国内很少见。为此，李慕琳亲赴北京邀约，但是苏联专家却不点头，他们不愿意最好的学生兼同事离开。最终还是周恩来总理大笔一挥、钦点特批才放行。就这样，袁水海回到了上海，进入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芭蕾舞科，之后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舞蹈家：凌桂明、陈家年、林建伟、施惠等。“当年就是袁老师把我招进舞校的，袁老师很聪明，脑子很活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上课非常认真。”凌桂明告诉笔者，“另外他口才很好，很会说。可惜，上了年纪后小中风了一次，有一段时间讲不出话来，后来慢慢能说了，但是还是有点困难。师母玩笑似地安慰他说，你年轻时说话说得太多了，所以现在上天让你少说一点。”

调到上海市舞蹈学校，袁水海又碰到了以前舞剧团的小师妹——在民族舞科教学的杨威，成为同事的他俩经常在一起交流、排戏。袁水海和杨威都是很务实的人，所以意见比较相近，合作起来很默契。更让杨威感动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袁水海給予了她特别的精神支持。

因为杨威的父亲是早年的国民党军官，虽然参加完抗日战争就退伍了，没有参加内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威依然被列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由于会英语还被怀疑成特务。“那时有很多人对我有看法，连很亲密的人都贴我大字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把糖拿出来分给那些比我年长的已经生孩子的同事，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说我因为有海外关系所以糖比较多。”杨威回忆道，脸色不由变得有些凝重。有一次，她和同事去看电影，当电影里出现一位出身不好的女子时，一位同事忽然说：“那就和杨威差不多啊！”冷不丁冒出的一句让杨威非常心寒，气愤、委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她一时不知如何辩解。“没有这种事，这是不能比的。”坐在一旁的袁水海立马愤愤不平地提出，让杨威颇感温暖。

“那时我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人家一提到我，就说我思想偏激。大家都躲我远远的。但是袁老师没有。其实他出身好，完全可以在政治上歧视我，但是他没有，还帮我讲话。这种支持是很重要的。”回忆起当年，杨威有些唏嘘也有些感动。“因为我是搞业务的，政治不是我判断的主要标准。”一旁的袁水海憨厚地笑着解释道，没有什么大道理，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而真诚的人。

率先推广国标舞的黄金搭档

“四人帮”粉碎后，大家从牛棚里出来了，社会氛围也宽松一点，一些公共场合有人开始恢复跳国际标准舞，当时跳的更多的是老国标，袁水海和杨威也加入了这个群体。“学舞时很自然，一点也不枯燥，有时是通过家庭舞会的形式，把床和椅子都搬掉，留出更大的空间。我们想向老同志多学点东西，就带点蛋糕啊什么的去。”杨威回忆道。

“其实我当时在北京就学过国标，他们都觉得我跳得最好，能很快掌握，可以算是名声在外。但是——”袁水海向我这边倾斜了一下，稍稍压低声音说，“实际上，我跳得并不是很好。（笑）国标分为拉丁和摩登两种，我比较喜欢摩登，因为跟芭蕾舞中王子的气质比较像，拉丁比较奔放，我开始学时有点不太适应。”

国标与芭蕾同属外来舞蹈文化，袁水海对国标舞的喜爱也比较顺理成章，但是一直沉浸在民族舞世界中的杨威为何对国标舞也是痴迷非常呢？“我过去读的是教会学校，比较容易接受先进开放的思想，不太喜欢一些偏禁锢保守的事物。我发现，民族舞里有些动作比较拘谨。比如以前女孩子学花旦青衣，出场一定要跑圆场，那是旧社会裹小脚后形成的习惯，当然这是一种技术，我们也不能否定它，但是到了现在还跑圆场，我就不知道抒发了什么美。民族舞在革新，也在改变，包括学现代舞中的一些方式，但也没学透。所以我对民族舞开始有点叛逆，这时接触了国标舞之后，觉得这种样式很新奇也很美。还有一点是，搞民族舞的很多，学生毕业了不知道将来去哪。而国标舞既有审美价值，又有群众基础，大家可以自己跟着音乐跳，当做集体舞跳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