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 顾彬 铁凝 博文理等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名著名家灿若群星，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不同时期，众多时代特色鲜明、真切感人至深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大批艺术造诣精湛、睿智高远练达的优秀作家向广大读者传递着思想和智慧，促进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然而，虽然中国文学作品目前已达到相当高度，但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海外市场开拓不力等原因，外国读者一直无法领略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采。近年来，虽然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仅限于古籍经典，当代作品很少涉及，这使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旧时影像，难免误读中国。更有人认为，正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缺乏了解，才使得中国作家频频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近日，中国作家进军世界的号角已然吹响，四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北师大揭牌，北师大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一起，邀请了国内外著名的作家、批评家，以及世界优秀的汉学家、翻译家共同举行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更启动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计划三年内出版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把近20年来便于翻译、外国读者容易接受的优秀中国小说、诗歌、戏剧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此外，两校还共同创办了国内首本向海外读者推广中国文学的英文学术杂志——《今日中国文学》。无独有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清华大学等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版也于近日启动。这部6卷300万字的大作将分《长篇小说卷》《中、短篇小说卷》《诗歌卷》《戏剧卷》《散文卷》和《理论批评卷》，精选翻译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钱钟书、郭沫若、艾青、戴望舒、李金发、臧克家、丁玲、王蒙、冯至、卞之琳、王安忆、莫言、余华、胡风、周扬、朱光潜、李泽厚等中国经典作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的代表作品，向世界读者介绍20世纪中国文学全貌。不仅如此，中国作协也将于今年启动“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预计，届时将有上百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通过这三大工程走向世界。此外，国家汉办还计划将这些被译成英文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引入全球250余家孔子学院的课堂，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书”。

可以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桥梁和窗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是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国文学文化风采的战略举措，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范围，有助于沟通国内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构建起世界文化中崭新的中国形象。

壹

写作者说

中国文学一直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文学对中国不同时期的作家始终产生着程度不一的影响，而中国作家也一直在用世界的眼光讲述中国的故事，完全具备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介绍给国外读者的表述能力。因此，将底蕴丰厚、内涵深刻的中国文学传播到海外，促进世界了解中国，无疑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我们欣喜地看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传播到海外，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文学作品远远多于传播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这一不争的事实，促使中国的作家们在思考，也促使他们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表现时代精神实质、艺术质量上乘的佳作，让世界客观认识一个不断创新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把中国文学传播到世界去，需要中国作家们更多将目光收回到自身，思考如何通过创作表现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

铁凝（作家）： 在和外国作家、汉学家的交流中，很多外国朋友都谈到，他们对表现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品有特殊的兴趣，他们在生活中通过“MADE IN CHINA”时刻意识到中国的存在，他们想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想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心灵、感受和梦想。我想，外国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在我们这里，中国的读者和民众同样有一种认识自己的现实、认识自己的生活的热望，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狭窄的，而是宽阔的。文学之所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本质真实的能力，就是因为优秀的作家面对我们的生活能够看得更深刻和更宽阔。——在这个意义上，与世界对话和交流，有助于提高我们认识生活的能力。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理解中国需要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当一个中国工人的产品通过资本和流通的网络出现在一个外国家庭中的时候，实际上，世界就構成了这个工人的现实的重要维度，他可能对此并不了解，但文学有可能使他更完整地理解自身的生活。

老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准备“走出去”的我们有好酒吗？我曾经与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有一次会面，瓦尔泽非常羡慕中国作家，处在这样大的变革时代，可以描绘可以表现的东西太多了。瓦尔泽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这些？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变革时代，我们确实应该潜心地而不是花哨地、诚实的而不是讨某一个“他者”喜欢的那种心态去创作。好酒不是兑出来的而是酿出来的，要酿出好酒最终要看我们能不能更踏实地潜入到这个时代的深部。酿出好酒是最重要的，否则中国文学走出去拿什么给人家看？

不能设想一个经济腾飞的国家其文化是衰弱的。我觉得文化需要互相凝视，通过互相凝视、互相对话和互相阅读作品，以世界的胸怀，讲述中国的故事。

莫言（作家）：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实际上才是传播的真正开始。书被阅读，被感悟，被正读，被误读，被有的读者捧为圭臬，被有的读者贬为垃圾，在有的国家洛阳纸贵，在有的国家无人问津，对于一个作家，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既感到欣慰快乐，又感到无可奈何。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书被翻译出去，就开始了它独自的历险，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

我是俗人，各位见笑。我这样的作家，听别人说我的小说如厕纸，嘴里不敢说，但心里还是不高兴。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小说，嘴里不好意思说，心里还是很舒坦。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对过度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始终保持着警惕。尽管我根本无法干预西方读者对自己小说的解读，但总还是心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读者能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

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我想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而会从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一句话，好作品能让海外读者摘下“眼镜”。

李洱（作家）：现今大部分中国人，都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三种中国经验。这三种经验会形成一种新的现实，影响中国作家的写作。这种经验的复杂性，是以往中国文学所无法表达的，而当代中国作家正以自己的笔不断地书写着这一“新现实”。我个人认为，容纳这种复杂经验的文学文本是难以被翻译的，这恐怕正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之一。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别的概念。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一直以生气勃勃的状态发展，国外的朋友也能感觉到这种蓬勃之势，因而也有更多的人有了了解和介绍中国文学的欲望。但我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国经验与世界联通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世界文学并不等于西方文学，把二者等同的看法需要反思。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将目光盯住西方，还应该放眼亚洲、非洲、拉美等广袤的文学大地。其次，目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突出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中国有着世界上较为开放的文学市场，但由于读者接受习惯的原因，翻译文学在英美并不十分受欢迎。最后，超越了偏见视野的中国文学传播会有更好的发展。

张清华（北师大教授）： 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基本前提有两个，一个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产生根基当然是人文主义精神而不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本土经验又是这种传播的根本内容。因为说到底，西方人并不需要“用外语书写的他们的本国文学”，中国人民也同样不需要“用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介绍到国外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最具有“中国经验”内容的， 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经验的本土性”最强的。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凡具备了上述两个标准的文学，应该就是我们所肯定的文学：它们使用了普世价值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诠释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中国人民的经验，并且完成了艺术的表达，因此也应该是我们值得选择和向“海外推广”的对象。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我们来小心地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怎样？首先，不能因为某些环境问题、文学外部的问题而否定当代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高度是由它最核心的部分决定的，而不是由它的边缘部分和所谓环境所决定的：莎士比亚的时代也曾充斥着那些浅薄而自负的所谓“大学才子派”的表演与聒噪；清代中国文化的颓败和萎靡中也诞生了伟大的曹雪芹；前苏联时代的政治高压与文化冰河中恰恰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国新文学也恰恰是在危机四伏甚至国破家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熟。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我觉得既不能从逻辑出发，也不能从环境推论，顾彬认为凡“好的作家必须懂得两门以上的外语”，但懂得两门以上的外语和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才华。不能因为中国当代作家很少有人懂得外语的这样一个情况，来推论他们写不出好作品，事实上所有好的中国作家都是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西方文学的了解可以说远多于西方作家对中国的了解；再者，中国当代文学界确实存在着混乱的局面，但这种混乱总比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情况要好，它的高度当然也不是由郭敬明的作品所标志的。还有，混乱未必是衰败的标志。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点也不混乱，但那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充其量那只是一个青春的和学习的时代。

因此，怎样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我认为只能看文本，不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就无权对当下文学作判断。

我略举一两个例子，来证明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内核中强烈的人文主义和本土经验性，因为这两点，再加上它们出色的手艺与叙述的特点，可以证明中国当代文学确有好的作品。首先是莫言的《檀香刑》，这部小说遭到过很多批评，但这些批评都是基于对表层叙述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血腥”、“暴力”以及作家对这些叙述内容所表现出来的“迷恋”和“得意”等等，但我要说，《檀香刑》所表现的一切血腥、暴力和刑罚，都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某些弊病的真实表现。对于这样的弊病，一个作家是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呢，还是去作“真善美”的粉饰和提升？我以为，一个秉持了人文主义精神的作家一定会采取前者的姿态，而读者也一定会从触目惊心的叙述中做出判断。至于作品中作家的立场，是迷恋于暴力，还是对暴力进行批判，难道还需要他站在台前向读者表白吗？还有，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叙述是有风格的，喜剧的风格并不一定承载了“不严肃”的主题，恰恰相反，一部伟大的悲剧也许就是用了喜剧的方式来传达的，《堂吉诃德》即是如此。同样，李洱的《花腔》所叙述的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个人之死”，我想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读者和批评家都会看到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寓言，都会为自己的时代产生了这样的作品而感到欣慰和骄傲。还有艾伟的《爱人同志》，讲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尖锐的思考。

上述例子我想是可以回答“当代文学究竟状况怎样”的质问的。因为即便是从最苛刻的角度看，当代文学也是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其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恰当而且有力地使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对当代中国人自身的生存处境和基本经验做出了真切而深刻的揭示。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真正见证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站立，而不只是物质上的崛起，也真正能夠向世界输出它的文化价值。

张柠（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近期，批评界流行一种观点，说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必“仰西方之鼻息”，要描写和研究中国经验。我非常赞同这句正确的废话。是不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从来就没有独立自主精神呢？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本土经验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作家莫言、格非、阎连科、李洱等人一致表示，他们描写的从来都是中国经验、本土经验，他们也写不了别国和别处的经验。既然作家已经本土经验化了，那么谁在仰人鼻息呢？剩下来的当然就是批评家了。我看也是如此。从结构到解构，从殖民到后殖民，从西方中心到东方中心，从文学性到现代性，说的是西方流行的名词，唱的却是南辕北辙的反调。在一种“理论依附”的大前提之下，其深层逻辑无疑是一致的，同样是“冰炭相憎，胶漆相爱”的格局。批评要做的，不是像文学的奴才一样为主子争宠，而是做独立的、有效的、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写出属于文学自身的文章，批评文章要对得起文学，而不是别的什么。

文学经验的本土性或者说民族性，似乎吻合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流行的真理。世界文学经验的确是以民族经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民族经验不一定必然会成为世界的共同经验。既然中国作家写的都是本土经验，那么为什么在成为人类的共同经验这一点上遇到了尴尬呢？让我们来找一大堆借口吧：翻译的意识形态问题，西方中心观念问题，作家创作问题，批评家的局限性问题，等等。我只好中庸地说，是所有这些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批评家能够做的，只能是提高研究和写作能力，而不是找意识形态的借口。所谓的“本土经验”或者“民族经验”，不是去写一些人家不懂的怪癖，而是通过本土（民族）经验的独特性，去传达人类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题材研究要向经验研究逼进，主题研究要向母题研究逼进，风格研究要向意象演变史研究逼进。

简单地举几个例子。比如莫言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本土经验色彩，但他无疑包含着许多人类经验：他笔下的“母亲”，全都是“饥饿艺术家”，是饥饿经验的传递者。《食草家族》中的呕吐经验，既带有共同性，更有本土性；那些人见到美丽的绿色就呕吐，这是长期在饥饿中吃草产生的“呕吐经验”。他笔下人物的“成长经验”，不是向上、向强壮长，而是像野草一样横长，长出六个指头，歪脖、罗锅，等等，甚至直接就长成了动物。类似的经验，我们在《小城畸人》《铁皮鼓》，福克纳的小说中也见识过。之前出了一位“打工诗人”叫郑小琼，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被命名为“底层写作”的代表之一。这种无效命名，降低了写作的艺术性，增加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郑小琼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改写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中“钢铁”和“机器”意象的意义和走向。她将“钢铁”和“机器”这个在五六十年代代表火红的、社会进步的意象，改写成了一个冰冷的、人性倒退的意象。它们与社会表层的进步与倒退无关，它们自成一体，为世界经验体系增加新的内涵。

文学自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用不着往政治经济道德民族这些空泛的概念上蹭。我们应该检视我们的批评史和研究史，是不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世界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从来也没有进入过批评的自觉自主的时代？

贰

传播者说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并且已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作品的传播对于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已成为越来越多文学工作者的共识。在世界仍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割的时候，文学作品的传播使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能够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和善良，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他们将在这种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确是一座通向世界和谐的重要桥梁。

然而，目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力却并不乐观，由于“中译外”的滞后，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译成地道的外文，难以出版。曾获得老舍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受活》，2004年底分别与日、法、意、英四国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却因为翻译的问题，四个译本过了数年却依旧无一问世。而在国外书店里，各种介绍气功、菜谱的中国图书却版本常新、销量看好。这些现象无一不在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目前在國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比如说，我们对德法等国古典、现代文学的了解，远比对方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多。客观地说，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知之甚少，而中国要向世界打开自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有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化与文学的交往。事实上，在许多国外文学论坛、文学讲座里，中国作家介绍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情感，都对最普通的外国听众产生着生动而积极的影响。

一个民族最深处的创新能力和不断的想象力、勇气，最终来自于文化的勃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促进国际文化平等交流方面，文学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铁凝：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美国汉学家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位汉学家翻译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觉得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恐怕不卖钱，就说如果你给它改个名字，比如《上海小姐》，我可以考虑出版。——这不是一种不平等吗？要是换一个同样优秀的英语作家，我认为出版社不会轻易提出把他作品的名字改掉。所以，如何使国际交流平等、健康，并且保持自己的尊严，是我们在对外文学交流中经常需要面对的。

莫言：文学的海外传播，最重要的环节是翻译。翻译，包含着选择的艺术。一个翻译家选择了张三的小说而没选择李四的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张三的小说。当然，如果李四的小说写得其实也很好，那自有另外的翻译家来选择。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

近年来，国家拿出了基金，向海外推介中国的文学，好像已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班子，选出了一批向外推介的书目，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但任何选择都是偏颇的。鲁迅先生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一个人的选择必受到他的审美偏好的左右，一个班子的选择也必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左右，因此多一个班子就多一种眼光，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

有些报道里说我是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想这个事实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这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我深知中国当代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作家，我向西方翻译家推荐过的作家不少于20人，我盼望着他们的作品尽快地更多地被翻译出去，将我这样的老家伙尽快覆盖。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出版总署正在对翻译的稿费进行分层，根据翻译的难度不同确定不同的稿费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比单纯的创作更为艰巨，翻译人才的缺乏是目前中国出版业在引进来或走出去中遇到的最大的瓶颈，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中遇到的瓶颈。目前从事中译外工作的中坚力量主要是老一辈翻译家，优秀中青年译者严重不足，翻译队伍“断层”令人担忧。每年的两会都有人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学院、在外语院校增设出版翻译专业，培养专门翻译人才，建立翻译人员信息资料库，完善翻译人才队伍的管理制度。近几年，教育部已经在一些高校试点开设了独立的“翻译”专业，系统地培养全面的翻译人才，以解决现在翻译的燃眉之急。

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翻译基金，罗致顶级专家专事翻译出版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翻译工作，并设立有国家级的翻译大奖，对此，我们出版署也正在借鉴相关的经验，对于在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翻译者进行奖励。

博文理(Paul Bell，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文理学院院长)：我的梦想是为西方了解东方、为世界了解中国、为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打开一扇窗，通过这扇窗去看一看当今真实的中国，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了解一种异己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架构中的人的观点和动机，最好的渠道之一就是文学。从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自己的所思所想，我们能听到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进述自己的中国，通过中国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的视野来审视中国人的中国。我希望，文学这条纽带，不仅连接中国与世界，还把中美文学爱好者、把热爱中国文学的各国朋友紧紧相连。

顾彬（德国汉学家）：从我自己近年来推介中国文学的经验来说，在我一开始向海外受众推介中国文学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但我后来不得不改变了这种纯学术思考模式，转而寻找推介人更需要而受众更乐意接受的表现形式。在德国，这种表现形式就是“朗读”。由作家本人朗读自己的作品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在德语国家有着深厚的传统，我认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在德语国家的传播，有赖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种表现形式。其实，在中国，王蒙、张承志、杨炼、欧阳江河、郑愁予等中国作家对文学朗读亦有着清晰的理解，他们善于吸引听众；但大多数中国作家可能更习惯于对文本的讨论。自1979年以后，任何重要的当代中国作家被介绍到德国都不仅仅通过翻译，他们同时会被邀请到德国举行朗读活动，这让德国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国当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