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思潮的基本特征

2011-04-11董文桃

湖北社会科学 2011年11期

关键词：个人化思潮新生代

董文桃

（1.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2.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260）

论199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思潮的基本特征

董文桃1，2

（1.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2.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260）

20世纪9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思潮是社会思潮从终极理想世界向世俗社会下移和文化话语权转移的审美反映。它具有个人化的写作立场和对日常生活叙事空间进一步恢复的题材取向特征。在文本上，它具有自传性、卑琐性和客观化特征。

世俗化；日常生活；个体；个体私密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新生代作家为创作主体引领的文学思潮，是与十七年和80年代前期的宏大叙事思潮相对立的“小叙事”思潮。这一思潮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无论在发生规模上，还是表现深度上，均超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其他任何时段而具有极其突出的特征，故被称为“日常生活叙事思潮”。日常生活叙事思潮对传统叙事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性和解构性，在文化观念、写作立场、题材取向和文本形态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征，下面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文化特征：是社会思潮从终极理想世界向世俗社会下移和文化话语权转移的审美反映

1.是社会思潮从终极理想世界向世俗社会下移的审美反映。

1990年代出现的日常生活叙事思潮，不是单纯地发生在文学领域内的文学现象，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生活观念等社会观念在现代转型进程中综合地对文学产生影响的结果，换句话说，日常生活叙事思潮是整个社会观念从神圣的彼岸世界向世俗社会下移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即它是一个文化事件。建国至80年代前期，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使文学排斥日常生活和个人性，崇拜英雄，向往彼岸理想。90年代前后，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实施引发了世俗化思潮。世俗化的特征是：“一是以理性精神解除宗教狂迷，二是以现世态度悬置终极理想，三是以大众欲求濡化精英意识，四是以物质功利取代禁欲主义”。[1]（p223）世俗化的这些特性使它在颠覆等级、打破偶像崇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消解了“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教条化意识形态”，[2]（p376）把人们的观念从国家意识形态（如专制思想、乌托邦、终极理想、英雄崇拜等）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世俗化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社会理想从神圣的彼岸世界向世俗的此岸世界下移；（2）生活观念从集体时代的禁欲主义转向市场时代的享乐主义；（3）关注对象从集体转向个体；（4）表现对象从崇拜英雄转向关注普通民众。文学的世俗化以其自身强大的解构功能，使文学表现的重心“下移”，向“不要自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非中心”下移，[1]（p221）使文学表现的对象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终极、英雄等话题转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把超越日常生活的抽象的集体的价值观转向具体的个体的日常生活观，它直接引领了90年代前后出现的两次日常生活叙事思潮：新写实小说思潮和新生代小说思潮，也影响了这两次思潮的基本走向。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是世俗化的第一次结果。新写实小说通过诉说对艰窘生存的无奈和对常态的质量较高的生活的向往，使终极理想向世俗的日常人生方向转移；随着整个社会观念的进一步世俗化，在新生代作家笔下，进一步转移为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关注。新生代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在文学精神上有继承性。新生代作家沿着新写实小说家用世俗化消解泛政治意识形态、用日常生活消解终极意义[1]（p218）的方向，向深广推进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在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上，“新写实……大多只是呈现了现实生存的无奈和庸俗，其批判力和否定力均显得微乎其微”，[3]（p23）如只想“好好过日子”，新生代则以认同和沉溺于日常生活为策略，以“无聊”或“随波逐流”的“边缘人”形象与既成传统对抗；在价值立场上，新写实作家是“平民化”的，代表着一个较广泛的阶层[1]（p232）认同庸常的市民价值观，新生代作家则坚守个人化立场，个体意识大大增强；在与叙事传统的关系上，新生代解构权威和传统的动机更加强烈，目标更加明确；等等。

2.是文化话语权从集体转移至个体的美学表现。

9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思潮也是文化话语权从国家意识形态向民间个体意识形态转移的美学表现。自建国至90年代，文化话语权发生了两次转移：一次是从十七年与制度、与官方权力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的“阶级”手中，转移到了80年代以精英叙事为表现形式的“集体”手中，到了90年代前后，第二次转移到了以日常生活叙事为审美表达方式的民间个体手中，文学的表现对象也从阶级、政治转换为个体的日常生活，价值立场从集体转换为个体。文化话语权的转移也是世俗化在文学上的反映，个体从此登上了艺术的前台，日常生活叙事思潮就是一场以个体的自由解放为目标的从肉体到心灵的解放运动。新生代作家对个体意识的追求与表达是80年代追求自由、反抗专制行动的深化，它们之间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但80年代对自由的呼唤主要表现为体制内的对抗，是要求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权利的物质性对抗；9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如对个体自由权隐私权的捍卫、对日常生活中的专制的揭露等。对个体的强调具有对抗专制统治的强烈意图。新生代作家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启动了追求自由平等、反抗专制的行程，多数作家逃离到体制外成为自由职业者，同时，他们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发掘自由平等、独立人格、个体欲望等长期受压抑的内容，关注个体生命，张扬个体意识和个体欲望，表达个体要求自由的呼声常常成为他们创作的主题，如韩东的创作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卑微处境；毕飞宇在《雨天的棉花糖》、《玉米》等小说中揭露了存在于日常生活里的权力幽灵；荆歌的小说“有某种寻找的主题，反抗的主题”；刁斗的小说《证词》“表达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不自由状态的抗议和对于自由生活的选择”，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展现了作为个体的“我”对群体的“类”的男权社会的绝望反抗；陈染对私人生活空间中的权力专制进行了反抗：“过度的爱导致侵略，……在《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描写了反抗母亲控制的微妙心理，……突出母女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很能让人发现无处不有的‘权力的眼睛’、‘权力的耳朵’”，等等。

二、个人化的写作立场和对日常生活叙事空间进一步恢复的题材取向

1.写作立场：个人化。

尽管创作都是以个人化的方式切入的，但唯有新生代的创作以“个人化”命名，因为其“个人化”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有根本的区别：

（1）在个人化叙事文本中，个体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表现为个体从公共空间逃回到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里，个体的私人生活经验和不断膨胀的金钱与性欲望等被传统压抑的个人欲望成为个人化叙事的主要内容，因而个人化写作有“逃离集体、返回个体”的含义，如张旻《寻常日子》中的周钧有逃离情结；朱文“小丁系列”中的小丁，始终处在一种逃离集体、逃离他人的心态中；刁斗说：“逃离一直是我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逃离，也是我对我所生存的环境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里，我们对于强加给我们的一些外部的不自由的反抗的唯一可能，就是逃离。”

（2）逃离后的剩余物。相对于十七年以阶级、政治为基本立场的群体性写作（如十七年的创作常常以群体方式署名）和80年代前期精英叙事的“集体”价值观而言，新生代的创作有意站在个体立场上，敞露具有私人性质的隐秘的个人体验，如陈染说：“我只愿意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在一个很小的位置上去体会和把握只属于人类个体化的世界”，因此，个人化立场同时也“意味着自由的莅临和自我的重新发现”。[4]（p403）

（3）关于“小叙事”。从传统叙事观来看，日常生活叙事属于“小叙事”。陈晓明认为，后现代时代的文学，“本质上都属于一类，那就是‘小叙事’——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觉，小悲剧，小趣味……”[5]（p2）对此，新生代作家有自己的看法。毕飞宇说，作家关注的，“不只是人的类，而应是人的单位个体，由个体生发，个体外张，再回到个体，再由个体推及‘类’的可能性”；陈染认为：“个人化不等于‘小’，群体化不等于‘大’”，她说：“……今天，已是多元的时代，……公共的背景已不能完全地构成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这一个体与那一个体差异很大。但是，倘若提炼出来，他同样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孤独意识、空虚感、物欲等等人类诸多的困境。这些个人的个体的，其实是每一个个体所面临的，因此它是十分宏大的”，[6]（p181）也就是说，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升到对人类的本质的关注这一高度，是个人化写作的目标，韩东、陈染、毕飞宇、朱文等人通过创作，体现了个人的体验“逼真地切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痛楚”[5]（p2）这一美学追求，但多数文本存在着表现空间狭小、与社会、与时代精神缺少联系的倾向。

2.题材取向：对日常生活叙事空间的进一步恢复。

自十七年至80年代前期，个体的日常生活受到人民、革命、阶级等宏大叙事话题的遮蔽和排斥，日常生活只能与国家、阶级、集体等有关，“日常生活”成为被抽空人性内涵的空洞的抽象物，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是脱离世俗的英雄和超人。对日常生活重新进行挖掘的是新写实作家。新生代作家接过新写实小说的这一话题，对个体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了深度关注，大肆书写私人生活经验，个体的欲望得到高调张扬，叙事文本中情爱欲望、发财欲望、具有私人性质的欲望场景等被突出地大规模地表现并导致欲望泛滥，如何顿的小说描写了下层市民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邱华栋的作品表现了外省人进入都市后渴望财富和女人的心理，卫慧煽情式地呈现隐秘的性爱和私人生活等，他们的创作构筑起了一道道颇具规模的欲望化景观。

新生代作家在挖掘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向个体的私人领域开拓。私人领域指个体的私人生活空间，包括个体的私人物质生存空间和私人精神生活空间两部分。在十七年和80年代前期，私人生活空间是文学表现的禁区。90年代，新生代小说把新写实小说的家庭生活空间进一步向个体的私密空间推进，卧室、浴室、镜子和性行为等隐秘的私人生活被彻底敞露，使文学的表现对象从十七年的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转移，私人领域这一隐秘的人性角落得以敞开。

总之，在新生代的创作中，个体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以势不可当的规模和前所未有的体验深度登上了文学的历史舞台。日常生活世界是充满人性的领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与表现，也是对人性的关注与表现，新生代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增加了文学表现的人性含量，同时，对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开拓也是对宏大叙事传统的反抗和解构。但是，部分作家的创作存在着无节制地表现私人生活的倾向，如身体写作对感官和欲望的沉溺与放纵，导致了“个人远离公共生活，使他沉溺于私生活领域，使人们彼此疏离”[7]（p9）的倾向，文学也沦为了抖露个人隐私的容器。

三、文本特征

个人化写作的立场决定了个人化叙事文本的基本面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自传性。

在个人化叙事中，个人真实生活的经历或痕迹常常被带入到创作中，如韩东认为：“我认为小说方式是以个人经验方式为源头的，是个人经验方式的延伸，至少它的差别部分如此”，朱文说：“我的作品源于我的痛痒”，如其“大厂”经历，“小丁”的故事“等同”于作者“某一刻真实的心境”……；海男说：“我的写作意味着把我记忆深处的体验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南方记忆和南方情结回荡在她的作品中；何顿、西飏的作品富于“现场感”；而《不要太感动》和《寻常日子》里的钟鸣与周钧，有现实中的张旻的影子；刁斗说：“我的小说写作实际上就是在写我自己的内心感受，所谓的精神自传，也就是写我自己”……个人化叙事也充满了个体人生中某些真实的、瞬间的、片断的体验：李冯的《在天上》中大学同窗的怪异行为和荒谬的教育管理是他的真实体验，鲁羊在《液态屋檐》里借郑玄虚幻伤感绝望的人生传达了一种枯寂宁静的个体生命体验状态，这种体验是作家“个体灵魂的一段行走”。这些私人生活经验多是“被社会公共经验和群体意识视为禁忌而要加以排斥、压抑和遮蔽的东西”，[8]（p286）而“对于那些对公共性、集体性的文学想象不再抱任何幻想的人来说，自我是一个人停泊的最后港湾，个人经验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信赖，能够把握的东西”，[8]（p284）可见，自传性是个人化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2.卑琐性。

个人化叙事把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进一步推向了琐碎化、散漫化，它常在缓慢、停滞甚至无聊的日常生活或卑微的个体身上，挖掘传统叙事认为没有讲述价值或表现意义的内容，以此来表达对个体存在状态的关注，如朱文的《幸亏这些年有了一些钱》、《傍晚光线下一百二十个人物》、《五毛钱的旅程》等讲述的是人们生活中无聊琐碎的小事，而在《弯腰吃草》、《吃了一个苍蝇》、《去赵国的邯郸》、《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中的“我”或者小丁，“厌恶平庸，却似乎无力振拔”，[9]（p328）在沉闷无聊的生活中随波逐流；张旻的《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描写毕业前夕师生琐碎无聊的生活状态，《两个汽枪手》写一对中年夫妻因无聊而用汽枪射路人；韩东的《三人行》、《新版黄山游》、朱文《我爱美元》、《单眼皮，单眼皮》等表现了一大批漫无目标的游走者；吴晨骏的《往事或杜撰》中的“作家”，是个满不在乎、随波逐流的都市漫游者，《一次考古旅行》是小说作者的一次无聊的精神之旅；鲁羊的《红衫飘零》、《越来越红的耳根》描写了一群无所事事、疲惫无聊的都市漫游者；何顿的《我不想事》、《无所谓》、《不谈艺术》等表现了城市底层无业游民进入市场时“不想事”和追求吃喝玩乐的生存状态……这些“四处游荡的人”是新生代作家把新写实小说中卑微的人主动“游走”为边缘人的产物。海男说：“我有边缘心态，我实际上一直是在边缘的”，边缘心态也是她笔下人物的心态；陈染说：“我的兴趣点就是在那些‘边缘’的人物身上”。卑微是现实处境中的个体的一种生存体验。当现实从物质性的生存或精神性的追求等方面挤压或剥夺个人，个人无能无力或无法改变这种处境时，产生的人格感受就是“卑微”。在新写实小说中，卑微是被动的，是外界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的，人们只能被动接受；在新生代小说中，卑微却是个体主动的选择，个体自甘沉沦，自甘堕落，主动沦为边缘人。

总之，这些小说集中表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存的卑微和无意义性，日常生活的诗意和浪漫消失，琐碎化粗鄙化被有意突出并被推向极端，正如朱文所说 “生活是一根屎”。

3.客观化。

在叙述策略上，新生代小说以私人生活经验为主要讲述对象，叙述主体从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写作”之处继续向后撤退以至完全难以看到，叙事态度冷漠，故事的讲述呈现出客观状态的展示，被称为“客观化写作”。客观化写作“区别于传统叙述之处，在于它重在揭露叙述过程的人为性与虚构性以及叙述的不可能性，它……重在过程的叙述”，[10]（p68）目的在于摆脱“文学语言中政治和历史的介入”，[11]（p369）“摆脱沉重的社会责任”，[12]（p50）如陈家桥的创作，“力图结束那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情结”；朱文的“小丁”系列只是对小丁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流程的展示；韩东的《障碍》“冷漠地”表现“我”和朋友的女人偷情，却不愿承担道义、责任之类文明规则，而《房间与风景》中的孕妇莉莉，对自己被窥视并不恼怒，反而隐隐存着一种自愿的被窥视欲；海男有意模仿卡夫卡式的冷漠；张旻认为卡夫卡在精神上影响了他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情幻》中的“我”捉到妻子与人通奸时的恼怒被叙述者化解……在叙事策略上，这种“客观化写作”是继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写作”之后，从传统叙事的道德劝诫、精英叙事的启蒙训导之处所作的又一次彻底的逃离，它凸现出这样的特色：“第一个方面……是对以集体、团体的名义侵吞个人的传统的彻底否定，同时还是对作家主体性意识、独立自由的写作意识的张扬和肯定。另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对象主体，即小说人物和故事来构成反抗和拒绝的姿势”。[13]（p27）

不过，客观化使其部分作品的美学风貌冷漠阴暗，价值立场缺失，文学在此时此刻“失重”。这一倾向在“70后”的写作中更加突出，如其作品常常缺乏现实人生的力量，缺乏明朗健康的精神指向。

4.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热主要出现在卫慧、棉棉等“70后”的创作中。“70后”的写作搭上了60后讲述日常生活故事的顺风船，沿着“60后”的欲望叙事和用性话语反抗传统的路子走向了身体写作的极端。1950—198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原因，“身体”是缺席的，1999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那样疯狂》、2000年棉棉的小说《盐酸情人》、《棉棉文集》出版后，被贴上了“身体写作”的标签，标志着“身体”的出场。事实上“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是市场和某些“70后”共同制造的噱头，它说明“70后”写作成了“被制造”的时尚事件，是文学市场化的“征候”；同时，“下半身写作，首先是要取消被知识、律令、传统等异化了的上半身的管制，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肉身写作，而非文化写作，是一种摒弃了诗意、学识、传统的无遮拦的本质表达，‘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14]（p374）因而身体写作反抗的是叙事传统中的文化、等级、意识形态等对身体的种种强加。卫慧在《上海宝贝》、《像卫慧那样疯狂》、《蝴蝶的尖叫》等中展示了性放纵、嗜酒、扮酷、呓语等欲望场景，堪称身体写作的“范本”。棉棉的创作最有代表性。她说：“我想这‘身体性’指的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创作时把叙述者、写作者和自己的真实身份融合，通过都市昏暗的、糜醉的、狂野的酒吧和迪厅，传达出动荡不安、混乱斑驳的青春意绪，《啦啦啦》、《盐酸情人》、《九个目标的欲望》、长篇小说《糖》等作品记录了青春的残酷、吸毒、性爱和以极端个人化的方式寻找人生等有争议性的另类话题：《糖》中充满了摇滚、卖淫、吸毒、滥交、同性恋等欲望场景；《白色飘渺》中的“我”，“喜欢 HIGH，……是时刻HIGH着的一个人”；《啦啦啦》中的“我”，“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我”在毒品、性爱和酒精的狂迷中寻找爱情、反思人生：“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失控?”棉棉这种把个人“另类”的经历和体验真实地表达出来的写作姿态，撕下了文学面孔上伪善的面纱，挑战了传统写作观，也折射出消费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们的生活态度。

此外还有戴来的《洋娃娃》、《我们都是有病的人》，金仁顺的《月光啊月光》、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等，讲述的都是性爱分离、欲望迷乱、伦理丧失的故事。

有人认为，身体写作“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反身体的文学的矫枉过正”，[15]（p89）把文学推向了底线，丧失了身体的“灵魂、伦理和尊严”，[15]（p92）丧失了身体的现实人生内涵，导致了“身体暴力”的肉体乌托邦。

总之，9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思潮对日常生活更多的是沉溺而不是批判和超越。对韩东、朱文、刁斗等作家来说，沉溺可能是一种策略，与脱离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有意形成对抗，而对卫慧、棉棉等70后来说，却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但过度的沉溺使多数创作缺少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而导致了狭窄、封闭的缺陷。

[1]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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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治纲．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4]孔范今，施战军．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下）[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5]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J]．文艺争鸣，2005，（1）．

[6]陈染随笔集．阿尔小屋[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7][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M]．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程文超．新时期文学的叙事转型与文学思潮[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9]陈思和，杨扬编．90 年代批评文选[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