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祥，曾 冰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科技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恽代英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论题
——兼论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李中祥，曾 冰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科技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恽代英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实践，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先后接受和实验了多种西方思潮，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但他从进化论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革命、救国思潮等事关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六个重大现实问题一一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革命学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恽代英；唯物史观；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恽代英是湖北地区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实践，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并为之奋斗而英勇献身。今年是恽代英牺牲80周年，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不仅是要学习他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重大问题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创新精神，从中汲取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一、从进化论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恽代英在未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思想较为庞杂。一方面，既受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拥护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极力鼓吹和赞颂天赋人权论。与此同时，他又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一样，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一段时期里对无政府主义的进化论学说深信不疑，不遗余力地推行工读互助、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改良主张。不过，恽代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要深，持续时间要长。从1919年写给王光祈的信中可以看出：“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仔细的研究。”[1]（p146）由此可以推断，恽代英在1912年就已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了。但另一方面，恽代英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说起来还怕是空的，似是而非。”[1]（p146-147）这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信仰无政府主义。为此，他希望通过实践的途径变革社会，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相通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深深吸引了恽代英的注意力。恽代英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接受了政治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中国的实际问题需要用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但此时恽代英还认为新村主义也可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暴力革命是万不得已才最后用的手段。恽代英仍幻想用教育、实业等改良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不流血的渐进式的变革。这说明他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的羁绊。

恽代英思想变动的复杂性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自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数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思想，并将之介绍到国内，加以宣传。于是，西方各种思潮以及依此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近代化、现代化方案不断登场，让人应接不暇，可中国社会根本上依然没有改变多少。恽代英对这些涌进来的外来文化与思潮并没有盲从，而是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比较、借鉴，在实践中消化。当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选择过程，但正是这一过程，使他真正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靠工团主义、教育、实业等改良措施，而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才能达到目标。1921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湖北黄冈宣布成立“共存社”，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正式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此后，恽代英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批判各种改良主张，阐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社会，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由上观之，恽代英从进化论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而影响这个转变过程的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早期的物质实在论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是其转变的哲学基础。

1915年，恽代英转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1917年，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通过对西方哲学各派别关于物质世界是否客观存在的梳理分析，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物质观：“物质必为实在。”[2]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他看来，物质所以必为实在，是因为“吾人之知觉，必待感官受外物之刺激而后发生。吾人不能直接以见外物，因感官之既受激刺而发生知觉，遂决为外界必有实在之物质，此亦宜可信也。”又说：“盲者不见形色，聋者不闻声音，然形色。声音不以不见不闻而遂不存在……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也。”[1]（p40-41）可见，物质的客观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必为人的感官感知，表达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由此出发，恽代英在认识论上较好地贯彻了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任何人认识事物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才形成知识的，而要形成正确的知识，那得从声色臭味辨别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学术原理之类的理性认识。他明确提出，离开实践的知识，如“天启云云，揆之于理，断不能合”，[1]（p49）从而批判了先验论的智识天启说。正是基于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恽代英反对空谈，极力主张要通过社会实践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恽代英的唯物主义物质论、认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论、认识论有着许多契合之处，尽管他当时还没有自觉地把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贯彻于考察中国社会，还不懂得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历史作用，但是为他后来从许多新思潮中只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第二，“力行”参与社会改造的实践与探索是其转变的现实依据。

恽代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立场，使他厌恶空谈，力图提倡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去认识中国社会，探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为此，他身倡“力行”，努力投身到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之中，不断地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并将这些新思想运用于实际，加以检验。五四运动之前，恽代英较之一般青年具有积极进取和务实的精神，提出力行救国论，认为“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1]（p70）基于此，他进行工读互助实验，办教育做实业，推行新村主义等等，自认为“我信只要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他人，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1]（p149）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恽代英这些空想的主张无一例外遭到失败。可以说1920年至1921年上半年是恽代英最困惑与彷徨的时期，他在1921年6月15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创作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的苦闷，不过，恽代英并未因此而悲观失望。正是这种对真理矢志不渝的坚毅追求，身倡“力行”的恽代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的品格，并为之深深吸引，逐渐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群众心理”等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彻底地清算并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进化论，逐渐认同中国问题最终要依靠劳动大众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解决的革命学说。这表明，恽代英“力行”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

第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是其转变的主观条件。

恽代英从小就目睹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欺压百姓的种种罪恶行径，也深为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反帝的爱国精神所感染，立下了收复失地、刷新政治、“揽辔澄清”的远大抱负。191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处女作《义务论》，直指中国现实，揭露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强烈谴责西方文明实乃“杀贫以利富贵也”，驳斥了帝国主义的虚伪论调。他呼吁国家的兴盛需每位中国人各尽其权利义务。他身体力行，在1915年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时，积极组织武汉地区的学生，宣传动员广大群众举行反帝爱国的大游行，抵制日货。然而，这一切斗争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促使恽代英苦苦思索，不断地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等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寻求科学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也正是这种爱国情怀，恽代英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屡屡遭到失败后依然不悲观失望，依然孜孜以求救国真理。他在对诸多新思想的学习、比较、借鉴、消化的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现实的力量。湖北地区五四运动遭到血腥屠杀，恽代英认识到拯救中国仅依靠学生是不行的，还必须依靠广大民众，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期间，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将五四运动推向了新高潮，吸引了恽代英的目光。1920年，恽代英先后到湖南衡阳、长沙、新城等煤矿以及湖北等地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政治待遇状况等，了解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概况，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的巨大力量。这一特殊的社会调查实践，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程度，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进程。

二、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论题

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指针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认为：“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3]（p326）他反思自己以前的种种做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从学术、教育、爱国等上层建筑进行所谓的道德改造，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空想，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而也就无法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坚信“唯物史观是告我们造历史的途径。”[1]（p207）在恽代英看来，实现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根本途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p240）这表明恽代英已经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不能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而要依据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见，恽代英在党内已经较早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据此，他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革命、救国思潮等事关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六个重大现实问题一一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革命学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出发，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认为中国革命只能靠工农，只有工人、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动力。恽代英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不同于苏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而要完成双重的革命任务，“所应依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1]（p245）兵匪游民、智识阶级、商人阶级、俸给阶级、绅士阶级由于自身的利益和本身的软弱性，故而是靠不住的。但他们也有革命的可能，必须加以利用，以唤起更多的民众参加革命行动，因而，“我们应研究唯物史观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利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4]

2.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离不开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因此应在世界革命的大视野中审思中国革命。恽代英在革命初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要打倒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的帝国主义，一方面除了依靠我们国民自身的力量外，另一方面必须与世界的被压迫的民众联合与合作，那样我们的民族革命才有希望，才有可能成功。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恽代英非常重视与国际无产阶级联络，而且还认真研究了苏俄与世界革命尤其是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是要联合帝国主义的老巢中的共产党，（赤色兄弟），与我们自己的真正革命的人，以暴力煽动世界革命，只有在这种世界革命中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才会成功。”[1]（p285）因此，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要让中国每个革命的民众都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还认为，“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战线中，世界的革命势力要互相依势，互相协助。所以不仅是苏俄的革命势力可以帮助东方民族；东方民族的革命势力，亦是苏俄所急迫需要的帮助。”[1]（p258）就是说，中国革命与苏俄的联合与合作是相互支持的，并非是“依赖”苏俄。可以看出，恽代英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在与世界革命的联合中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及世界革命中各国无产阶级的平等性，这一思想显得尤为宝贵。

3.较为深刻地阐述了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首先，恽代英认为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假军队和群众之力”，强调中国共产党建立“无产者军队”十分紧要，要组织发展农民武装，消灭民团，从民团手中夺取武装，以壮大农民武装力量。而在革命军队中，“党高于一切”，军队要“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1]（p292）才能打倒敌人，夺取政权。他还认为，主义的教育比军事教育更重要。无论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还是筹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恽代英非常注重对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宣传党的主张，以达到武力与人民相结合，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从而保证军队不违背党的主义，使军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这说明恽代英在党内较早认识到了军队建设必须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在统一战线方面，恽代英多次呼吁党要重视统战工作并加强领导。他强调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因此要注重联合的政策。他还从中国现状出发，建议“革命政府必须侧重农工游民乃至其他方面的利益，以唤起多数国民的参加革命的行动。”[1]（p239）在恽代英看来，中国革命只依靠工人农民的势力难以最终成功，还必须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兵匪游民、士、商、绅、吏各阶级尽量站到革命的立场上联合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当然这种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五卅运动后，恽代英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面性，旗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使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才能防止被资产阶级和军阀掌控，保证中国革命成功。

4.辩证看待“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恽代英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我们所要作出的努力，无非是“破坏”。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民主革命的高涨期，革命与战争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因而早期的共产党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革命、矛盾斗争性等，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这种破坏是“有建设把握的破坏”。这是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最终是为了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而，“破坏”与“建设”的主体是广大民众，既“要能指导群众为最有效力的破坏”，又“要指导群众为最有效力的建设运动”。那么怎样看待“破坏”与“建设”的关系呢？恽代英指出：“我们所做的是破坏的事业，亦便是建设的事业，没有一件事比我们现在所做的更能建筑起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础。”[1]（p293）亦是说，破坏是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建设是破坏的目的。不过，“破坏”在当前的中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若时局不转移，大喊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是“不知事情的昏话”。科技、教育、实业只有在建设时代才有用，而现在只有通过彻底的暴力革命破坏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但同时，恽代英也看到，当前的破坏是为了未来的建设，我们要未雨绸缪，目前必须有些人要积极研究建设方法，以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

5.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过渡性理论。恽代英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认识到“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长的阶梯。”[1]（p240）可见，恽代英预见到了中国革命发展具有阶段性、过渡性。一年后，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他在《民族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出发，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谬论，向全社会阐明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主张，指出共产党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只希望先实现联合各阶级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待打倒帝国主义后，“再以无产阶级的实力谋求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以渐进于共产主义”。[1]（p281）也就是说，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完成第一步方能进入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但关键的是，由民族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为主力，才能获得胜利”。[1]（p350）有了这个关键，中国革命才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前途必达社会主义。这无疑是毛泽东思想中革命发展阶段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6.批判各种社会思潮，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合法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国内也相应地出现了各种救国主张，争夺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其中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戴季陶主义等。恽代英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当时流行的上述几种思潮的唯心史观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彻底的批判。关于无政府主义，因恽代英受其影响最深，故对其批判也就更为彻底。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大谈自由、排斥一切政府、一切为了个人等，只不过是在堆砌名词，于革命无任何实际意义。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之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5]（p288）因此，“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1]（p174）关于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恽代英认为这是迷信现代社会制度的昏梦，犹如在黑夜里摸路，幼稚不可靠。若还抱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不放，则极其愚蠢。只有依靠工农群众，发动工农群众，采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才能推翻旧的经济制度，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关于戴季陶主义，恽代英和其他共产党人纷纷写文揭露批判其虚假性、宗教性、反革命性。恽代英指出，戴季陶借孔孟仁义学说反对阶级斗争，完全否认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他的所谓“四点独创”完全是反革命的，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一是“使中山主义改良化宗教化”，二是“使中山主义完全被反动派利用”。[1]（p280）恽代英通过对上述社会思潮的唯心史观的批判，教育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认清革命形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

三、恽代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始终以方法论的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求中国问题之解，满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需要，从而在同党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

1.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不断地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它不是教条。正如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p742-743）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是教条主义的。1924年在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他就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较深的认识。他还从理论上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和任务等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苏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即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而帝国主义是造成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元凶，因而，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所以革命的第一步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恽代英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确立农、工、士、商、绅等是民主革命的动力，革命的主体是农工。这些论断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革命规律、制定新民主主义总路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来源。

2.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学说，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应理所当然唤醒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人民所掌握，把武器的批判变为批判的武器，彻底地改造旧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我们的党去宣传、动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恽代英很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从自身革命的实践和经历出发，把宣传和普及的重点放在青年学生和农民的身上。近代中国经历着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国内形势错综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思想上，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都通常采取拿来主义，不加分析和辨别，自以为它们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而大肆宣传。恽代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清算了错误思潮对自身的影响，而且还成立读书会，吸引广大进步青年参加，经常给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还创办《中国青年》杂志，将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他一方面编辑稿件，另一方面亲自撰文，以答青年学生问的形式解答青年学生思想上的困惑，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帮助青年学生辨明是非，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他还号召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去。恽代英还认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是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因而，他明确提出向农工平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把他们吸引而组织到革命的旗帜下。如何宣传，如何吸引呢？恽代英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我们要到田间地头接近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学习他们的谈话，用他们易懂的语言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农民，使他们赞同而拥护革命的行动；二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宣讲国内外大事，剖析帝国主义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本质，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三是利用戏剧、歌谣等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灌输革命主张，清醒他们的革命意识；四是成立农民协会，为他们争取物质利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信服力。

3.与时俱进，勇于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真理而不是终极真理，是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它要呼应时代的主题，解答时代的诉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胜利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讲，只能靠中国人在革命实践中去摸索，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上予以回答。恽代英深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与他与时俱进地探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品格分不开的。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形势总是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不断地思考，试图从理论上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新的观点。如他和周恩来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他认为国民革命决不能脱离武装的手段。大革命后期，恽代英进一步认识到党组织和领导武装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共产党应有自己的军队，但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为党的主义英勇杀敌，因此，他极为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工作期间，非常注重加强军队的主义教育，力图使军队真正变成党的军队，变成广大人民的军队。这些建军原则，开创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先河，丰富了我党建军工作理论。又如关于农民问题，他明确提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的论断，表明了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以，他在闽西视察期间，顶住李立三主义错误路线的压力，积极支持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号召全国工农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此外，恽代英在宣传工作、统战工作、革命发展阶段、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等等问题上，都有新的实践开拓和理论创新。

恽代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总是勇立于时代的潮头，与剧烈变化的时代交互作用，反映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需求，无一不对我们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我们应学习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法论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响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地科学总结和解答发展中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修订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恽代英.物质实在论[J].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03-01.

[3]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J].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06-01.

[5]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D61

A

1003-8477（2011）11-0009-05

李中祥（1974—），男，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讲师。曾冰（1983—），男，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助教。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jtye200

责任编辑 张晓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