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娜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5）

私人化、市场化、大众化与文学边缘化

周 娜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5）

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文学远离社会与集体、信仰及精神进入文学私人化；文学放弃对精神文化的形而上追求而屈服于商业市场将文学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文学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而以平庸和媚俗之态与大众文化合流。文学与社会和集体、与信仰与精神渐行渐远，与物欲、与市场、与金钱越靠越近。文学远离中心意识形态，半推半就地走向文学的“边缘化”。文学那曾有的光荣与梦想，那一度的作为社会关注焦点的中心地位，也随之一去不复返。

私人化；市场化；大众化；文学边缘化

如此，我们从“美女文学”、“青春文学”、“网络作家”、“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流行作品中读到的无论是带着癫狂和放纵的性宣泄，还是忧伤弥漫、充满叛逆和焦灼的青春抒写，抑或本能搅和灵魂的身体写作，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读作家的个人写真、私密日记和欣赏人体画展。正如一个新生代作家的夫子自道：“对我来讲写作主要不是一门事业，而是一种私生活，我不过是以写小说代替了日记。”因此难怪有人称这类文学为 “情色文学”、“梦呓文学”、“呢喃文学”、“泡沫文学”、“颓废文学”、“变态文学”、“消费文学”、“垃圾文学”。在表面颇为繁荣的私人化写作现象背后,掩盖的正是时代良知匮乏、信仰却失的人文精神危机。

与90年代兴起的“私人化”写作大不相同的是，今天的“私人化”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私语化”、“个人写真”、“个人话语权”在 21 世纪已成为各类文艺杂志大肆炒作的题目，成为各位作家竞相追逐的新时尚，而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等传统中心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则在文坛逐渐淡出，甚至成为某种落后、陈旧的标志。学者吴义勤在谈到“新生代小说的生活伦理”时指出：“新生代作家大多以‘在边缘处’相标榜，一方面，‘在边缘处’是新生代作家回避‘国家民族宏大叙事’以及‘革命’、‘历史’等巨型话语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在‘边缘处’也显示了新生代作家自我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在‘边缘处’意味着对于自我私人经验的强调和对于公众经验的远离，意味着没被污染、同化的个人化‘生活经验’被培育、被塑造、被建构，意味着与私人经验的呈现、挖掘相关的经验化美学的登场。”[4](p136-137)

描摹生活事象，刻画欲望沉浮，宣泄个人情绪，沉陷一己之私，放纵阴暗心理，消解深层次的思考与判断，瞬间取代永恒，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韵味，私人化写作作为对当代文学中曾经建构的身体禁锢和性爱稀缺的乌托邦世界的反动，无疑有其强烈的颠覆性和摧毁力量，在其寻求身体突围和人性探微方面，也为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增添了更为鲜活的审美元素，通过身体辐射出来的话语活力更使禁欲的语言死角充满生机和春意盎然。但不管是“美女作家”以私密示人的赤裸裸的欲望宣泄，还是所谓“下半身诗人”为满足肉体欲望的文字狂欢，一当文学失缺了家国这一宏大时空，一当文学没有了时代的感应和人类共同的精神寄托，在感官的刺激和愉悦之外，文学也就再难激起我们的情感共鸣和思索，再难牵动我们置身其中的真切彻骨的心灵痛楚，再难提供给我们观察大千世界、理解芸芸众生的多维视角，更遑论给我们带来生命和未来生活的启示了。还是评论家谢有顺说得好：“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人心的呢喃；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灵魂的叙事。这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5](p17)

二、坠入红尘，媚俗物语：文学市场化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文化全面渗透到现实的生存之境，市场化带来了文学生产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造就了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中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带有了鲜明的消费性，文学成了“消费者”来“消费”的“产品”，而作家也无可逃避地从文化提供者的单一身份向文化人和商品人合一的双重身份过渡。

一方面，从作者角度讲，写歌的不如唱歌的，写剧本的不如演剧的现实尴尬，使仅靠微薄工资糊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明显地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成为“边缘人”。“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以坚守精神家园自居的文化精英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为稻粱谋’的生存困境，商品意识四处渗透，作品的市场生存直接关乎作家的个体生存，出版发行的商业化运作给传统文学以巨大冲击。创作主体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姿态。”[6](p15)“人们开始主动放弃对精神文化的形而上追求。这样，世俗欲望趁机而入，一些从事精神性劳作的作家也开始走下精神殿堂，直接面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并深入其后那生命本质的原欲之海，欲望，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景，已成为当代小说的重要表征。人们所习惯的文学过去的‘伟大叙述’、‘诗性关怀’，那些深邃的精神和思想，那些感人的情调和风格已很少再现，一种无动于衷的近似观赏式的视点正在支配小说的叙事，而那些欲望化的片断和场景则成为当代文学走向市场的得力凭借。”[2](p35)对此，学者陈晓明作了如下形象的阐述：“在文学领域，当代文学怀着的那么一点信念和信心，那么一点热情和意志，给商品化的几个浪头就打得落花流水，俗文化带着金钱的诱惑，来势凶猛，‘纯文学’唯有落荒而走，在不周山下，苟延残喘。”[7](p46)在文艺工作者们惊惶失措地重新审视现实、确立立场的同时，文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功能迁移和多元生成，走向边缘化。

另一方面，从读者角度讲，人们昔日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忧国忧民的精神理想已逐渐被日益膨胀的物欲所替代，中心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已经不能引起普通市民的兴趣，他们只关注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以及读书、看病等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利益。同时，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现代社会生存的巨大压力，也迫使人们无暇对社会人生进行过多严肃的思考与反省，无心对精神理想作形而上的探求，人们需要的只是令人轻松愉快的消遣读物。纯文学、严肃文学逐渐向文学的边缘地带、社会的边缘地带转移。有论者说“只要看看文艺市场的销售清单便一目了然：流行歌曲以各种精美的包装和炒作形式在各大媒体 ‘狂轰滥炸’，歌星、影星、另类小说家成为新新人类追捧的偶像；大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拥有大批观众；消遣性的通俗读物也堂而皇之地位居畅销书之列……与此同时，一向以‘精神骄子’自居的严肃文学无可奈何的被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至于那些诉诸理性和抽象思维的文学批评，更是退居边缘的边缘。”[6](p14)

“在市场的夹逼下，文学内在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性促使其迅速地调整、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并进而用市场包装、广告经营、媒体炒作等手段刺激市场、开拓市场，又从新一轮的市场反馈信息中更大肆地炒作为市场所看好的作品”。[8](p56)市场化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加深,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着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文学创作的环节链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位移。学者杨剑龙就此指出：“新世纪初，中国社会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市场与读者成为影响着新世纪初文学的基本因素，文学创作从以往的‘作家——作品——市场——读者’轨迹，逐渐转变为‘读者——市场——作家——作品’的过程，由出版社窥测读者阅读兴趣，策划创作选题，再请作家就某些有市场的选题进行创作，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环节链，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9](p21)

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其《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就指出在电信时代，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都会消失。作者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据，认为意识形态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文学的时代，依赖于印刷机和出版商而存在。当国际互联网取代了印刷机与出版商时，本来意义上的文学就不存在了。米勒引述德里达的意思说：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因此，面对强大的市场压力和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一部分作家痛苦抉择——远离中心意识形态，放弃艺术理想追求和创作形式上的探索，以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为导向，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听从金钱的摆布，一味迎合某些读者的低俗欲望，大量创作好看的、刺激的、新鲜的、猎奇的、能吸引眼球的、哪怕遭骂的“肥皂剧”之类的浅薄庸俗之作。为了获得比文学创作更多的利润，为了小说能够方便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强化故事情节、轻视小说形式的低劣之作大量浮现。甚至直接把电视剧本移植为小说，小说成了影视剧本的“副产品”。这类创作，商品价值大于精神价值，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文学价值。更有不少作家“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促成读者的消费欲望，作家们在包装上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赢得读者的眼球。”[8](p55)如此以来，我们看到：一篇篇平庸之作，一经炒作，即可大红大紫，成为“经典”之作，走俏海内外市场；一个个平庸浅薄的写手，一经包装，即可名扬天下，成为文坛新秀、知名作家；发行量动辄上百万，十几岁的写作“童子军”队伍在市场运作下发展壮大；被冠与“美女”的女作家身价倍增，作品畅销；以制造噱头的诗人成为网上风云人物，被万人注目；以情色和身体命名的作品受到市场亲睐；“超文学”写手易中天、于丹以及“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等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特别是“青春文学”的市场业绩更是文学市场化商业运作的成功案例。“‘青春文学’从登陆文化界就一路飙升，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市场的征服。”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他们拥有出版商喜出望外的发行量，有资深作家嫉妒的青春妙龄，有媒体企盼的高密关注度和网络点击率，“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30名一半都是青春文学作家”，青春文学图书已“占据文学图书市场百分之十，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整体份额旗鼓相当、分庭抗礼”。[10](p38)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称：“他们出一本火一本，从没亏过。”图书策划人说：“他们就是有市场。”而郭敬明直接被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成为文化与商业双重收益的标准样板。“80后”最小的写作者之一蒋方舟就不无得意地标榜:“我百分之一百二的早熟,早熟的苹果好卖。”这正是对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绝妙佐证。

文学市场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自由市场”为“松绑”中的文学提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为社会模式化的文学带来了突破的契机和活力，激活了文学新的生长点和创作机制；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在越来越赤裸的“市场暴力”下，选择其实是何等单调，喧闹繁荣的背后是何等冷漠和苍白；除了身体和欲望，作家已无生活可写；除了时尚媚俗，作家也已无话可说。文学在日益丧失它的精神价值，而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装饰和点缀，成为单纯的娱乐渠道和消费品的根源。而文学一旦在适应市场中失去内蕴，就会导致品质的丧失，最终导致精神危机的出现。正如批评家雷达所指出的“当创作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或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11](p23)

三、走向开放，亲众欢歌：文学大众化

大众文化是以其消费性、娱乐性,与大众传媒紧密结合为其显著特征。“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日趋全球化、文化日趋多元化、消费日趋时尚化，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身不由己地纳入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轨道”，[12](p29)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大众文化也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改变着当代文学的格局，导致其边缘化。首先，大众文化使人们的消闲生活方式更趋多样化，酒吧、咖啡厅、夜总会、KTV、迪吧、茶楼、健身、美容、旅游、购物，人们消闲空间无限广阔,互联网、电视、电影、DVD（VCD）、MTV等成了时代主流，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由此构成了对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学的竞争、挑战和挤压。评论家王干在《网络改变了文学什么》一文中指出：“网络的出现，应该说不是文学所期望的，但网络还是无情地进入了文学，并且毫不商量地改变着文学。”[13](p3)“‘读图(读屏)’时代代替了‘读书时代’，这不仅挤占了文学的位置，而且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阅读审美趣味。”[14](p138)其次，大众文化在满足了大众对文化艺术产品多样化的需求的同时，大众按菜单索取所需使文学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文化消费产品，受到小资白领亲睐的时尚文化刊物，雅俗共赏的各种音像制品，尤其是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学作品那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于是，不可避免地在高科技和市场化的文学生态背景下，与文化结缘的大众文学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先占有了市场。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作家’也经历了由社会精英和精神贵族向凡夫俗子回归的过程，‘作家’也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融入了平民大众的身影中，作家已不再是民众倾慕的对象，文学创作也不再是只有‘作家’这一所谓的社会精英群体才能从事的职业，‘作家’的神圣光环变得犹如风中摇曳的萤火，‘文学创作’成为千百种职业中极其普通的一种，人人都可以从事的工作。”[14](p140)评论家白烨在评价当前的作家队伍时说：“现在，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从三十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到八十年代出生的张悦然、郭敬明，大约有六代人在同时写作，称得上是‘六世同堂’”。“在当今的文坛上，可以说写什么的都有，怎么写都行，而且都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受众。”[15](p91)

“文学褪去了神圣的外衣,消失了耀眼的光芒,也就打消了大众对文学的敬畏心理,降低了大众进入文学的门槛,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距离,激发了大众对文学的兴趣,更增强了大众参与文学创作的勇气和信心。虽然当下文学市场颇为低迷,职业作家并不吃香,‘文学青年’也不再时髦,但文学创作的队伍却如股市中的‘牛市’一样,人数一路看涨。”“单就中国的作家队伍来说,虽然近年来曾有过作家炒作协鱿鱼的报道,然而,作家队伍的数量却是不断增长的,而且除了所谓的‘70 年代’、‘80后’外,又冒出了‘90 后’的一帮‘少年’作家，其年龄之稚嫩，恐怕连当年的王蒙、刘绍棠都会觉得有点汗颜。”[8]在过去，少年作家被视为天才且凤毛麟角，而今天，大众文化造就的少年军团已是浩荡千军。作家也汇入了文化明星的队伍，身后簇拥着像当红明星一样的追星族。韩寒、郭敬明的粉丝，对作家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意义的关注；对作家身价的关注也远远大于对作家才华的关注。人们纠缠着郭敬明眼睛的颜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争论韩寒拥有多少辆豪车以及豪车的品牌等级，不断炒作作家的版权官司和暧昧情史。偶尔我们还会惊异地发现，我们曾经熟悉的某位作家，竟出现在那些时尚消闲杂志上，出现在电视荧屏的黄金时段里，一边谈文学、一边享受着“大众情人”的礼遇。

即便是以前的精英作家，也在承受着被“消融”、被“遗忘”的边缘化危机中，为适应市场需要，转而搞大众文学。“文学写作由神圣化的精英专利转为草根性的众声喧哗，文学样式由相对完型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泛化为形态驳杂的多质化语言文本，文学功能从强调启蒙教育作用走向强化消遣娱乐作用，文学接受则由崇尚经典的审美再创造活动简化为追随时尚的文化消费行为。”[12]而当“大众的文学化”、“文学的大众化”（葛红兵语）生成后，我们看到：文学开始不断地为大众提供仿制的时尚模本：有围绕成功人士、优雅别墅、酒吧、咖啡馆、做爱等的“小资写作”；有忧伤着、叛逆着、戏谑着将颓废进行到底的“愤青写作”；有“热衷于展示青春和身体”、“把隐私放在祭坛上”、“对沉沦和堕落沾沾自喜”的“美女写作”；有抖露隐私或黑幕、欣赏智力犯罪的“反腐写作”；有混用文学话语、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以及民俗语言的“杂交写作”；有只需敲回车键就能复制粘贴的“梨花体”写作和以“身体符号”用“性话语”组合的“下半身写作”；以及广告宣传、网聊博文、短信回帖、描述评论的“超文学写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部作品一旦走红，大众就会趋之若鹜，“搭车之作”就会应运而生。

有些文学不能做到的大众文化却能助其一臂之力，让作家成为明星，让作品轰动全球，让财富榜上有名，这似乎是文学的幸事，但却潜伏着不容忽略的精神危机——大众文化依托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导致文学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于是文学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和理想导向转向了千篇一律、呼唤利益和消遣娱乐。文学精神日渐稀薄，文学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这才是当前文学最可怕也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置身于活跃不羁又变动不居的当下文坛，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文坛在变大，文学在变小。似乎谁人都能介入文学，谈论文学，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又日渐稀少，日益萎缩。”[15](p85)白烨先生的感受应该是真切而带有普遍性的。面对日趋严重又势不可挡的文学边缘化，我们曾不安、曾怀疑、曾失望、曾忧虑，但无论是边缘化文学还是纯文学，在寻求文学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上最终仍然是殊路同归。私人化、市场化、大众化的背后，有社会最需要的觉醒和创造；有人性最需要的真诚和良知；有文学最需要的激情和想象。文学终归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其中的一些糟粕必然被淘汰,是泡沫，终要破灭；是垃圾，终要速朽；而真正的优秀者则将留存史册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刘再复先生曾不无期待地说过：“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是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我们怀有同样的期待，文学总要前行，走过边缘化，文学也一定会迎来它的新生和希望。

[1]李琦.边缘化写作”成因剖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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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雷达.当前文学症候分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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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7

A

1003-8477（2011）11-0113-04

一、远离主流，自恋伴音：文学私人化

周娜（1957—），女，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邓 年

文学边缘化是新世纪文学最灿烂也最晦暗的一道风景，既繁花似锦、炫人眼目；又备受冷落，处境凄凉；既走向式微，又特有活力。从2000—2010年一路看过来，文学从未有像现在这样的喧嚣、靓丽、平庸和性感。文学也从未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迎合大众，如此地和市场血肉相连。“美女作家”、“躯体写作”、“80 后”青春文学、“网络作家”、“口水诗”、“下半身写作”、“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等各种主义、各种旗号在文坛竞相出笼，浪起潮涌、热点频闪。文化渗透文学，事件淹没了作品，新闻性取代了文学性。我们看到文学被包装、被营销、被炒作：“美女文学”粉墨登场，“青春文学”重装上市，“梨花教主”网上蹿红，诗人客串“裸体秀”，文人打架，作家行乞，诗人把玩行为艺术，恶搞在网上大行其道。我们听说谁和谁在博客上彼此叫阵了，谁抄袭谁告上法庭了，哪里又有签名活动了，哪里又在进行某个重要纪念活动了。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热点，使文学呈现出类似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文学成了私密日记、成了热销商品、成了大众把玩的文字游戏，在就范于大众传媒和商品市场的同时，文学逐渐远离中心意识形态，向世俗贴近，步入开放之境，走向文学的“边缘化”。探索文学的边缘化发展轨迹，理性梳理其历史动因和现实走向，有助于对新世纪文学的边缘化趋势进行客观的审视和更全面的认识。

今天，阅读当代创作，特别是流行小说，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变得非常“私人化”。“新生代”作家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疏离文学创作和现实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偏离政治、阶级、制度的束缚，鄙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意义，淡化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1]（p191）他们从“书写他者”转为“书写自我”,从“代言人”式的写作到“个人化”的写作，叙述立场已由“中心”走向“边缘”。不少作家更是自觉地选择了自我放逐的“边缘化写作”道路，“他们将叙述话语明确地指向了纯粹世俗的个人生存现实，放逐理想、信仰及精神追求，其叙事的一切策略都是针对生活现场，都是以世俗生活本相为依托”。[2]（p34）他们与红尘共舞，与欲望交欢，以“边缘化”的立场和“非主流代言人”的角色书写个人的感觉经验和隐秘的内心世界。他们宣称“肉身是活着的唯一证据”，“肉体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用心体验最本能的冲动”，“对即兴的疯狂不做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也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在写作中最大的快乐就是重新发现自己的感官,通过感官发现语词”。一些时尚化的作家，以身体这个狭小的窗口看世界，把生活变成袒露个人隐私的微缩景观。他们的作品中，不再有宏大的主题，回避社会责任，稀释爱情，消解亲情、友情和师生情，纯“个人的体验感受、个人的隐私欲望、个人的心理表白、个人的语言风格。作家在自己的私家领地里,以一种肆意张扬的姿态,自娱自乐的方式,絮絮叨叨讲述着故事。”[3](p95-96)他们以另类、叛逆、乖张、颓废、自恋、放纵的先锋前卫姿态,不惜以“全裸日记”、“口述实录”,将“绝对隐私”、“绝对秘密”示众；拿“一夜情”、“婚外恋”、“多角恋”、“性快餐”来说事；让‘上海宝贝’、‘三陪女’、‘情妇’、‘女人床’、‘迷花园’、‘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蝴蝶的尖叫’、‘孔雀的叫喊’、‘长达半天的欢乐’、‘天不亮就分手’”等“玉体横陈、肉身乱飞”；在孤芳自赏中反复咏唱 “自我展示”、“自我宣泄”、“自我抚摸”、“自我品味”的自恋浪漫曲。“某些文学演绎成了‘饮食男女’的流水私账”,“他们在粗糙浅陋的文字里,书写着极端的自我感受、梦呓一般的絮语、不切实际的幻想、夸大其辞的无聊。”[3]作家们津津乐道于自我体验的微妙状态,标榜着自我独有的性经验,从而让话语进入一个带有自传性色彩和个人隐私暴露癖的极端个人化的写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