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文

（武夷学院 政教部，福建 武夷山 354300）

现代性视野下梁启超“道德革命”思想的再认识

陈 文

（武夷学院 政教部，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早期阶段，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感受到了中国固有道德面临的危机，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他的“道德革命”思想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今日中国仍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危机与困境。梁启超关于“道德革命”和道德重建的思考，对于深处现代性道德危机中的中国人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信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性；梁启超；道德革命；再认识

梁启超提出道德革命的目的是要发明一种新道德，“要在中国树立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思想，用近代形态的道德取代传统形态的道德”。[5](p75)他所倡导的“新道德”是指新民伦理道德，其主要内容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公德与私德、独立与合群、自由与服从、权利与义务、利己与利群、进取冒险和尚武等为主要范畴的伦理思想。同时“在梁启超看来，用资产阶级新道德批判中国传统旧道德的道德革命仅仅是手段，道德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资产阶级新国民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全面进行道德建设”。[6](p77)梁启超明确提出“道德革命”之论就表明了他要实现中国道德重建的志向，而培养以“新民德”或“公德”为主要内涵的“新民”就是通过道德革命而要实现道德重建的首要标志。[7](p2)他提出“道德革命”的基本策略是“斟酌古今中外”，培养“新民德”或“公德”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8](p29)1903年之前的重点是贯彻“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原则，批判传统道德中的三纲五伦，用西方道德的自由、平等、独立思想补旧道德之所无；1903年后，其重点则转向“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在对道德改造和重建过程中，认识到传统道德的局限性和西方现代道德的弊病，完善了道德重建的方向，对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进行综合创新，传统与现代互补。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试图用西方文化的视角解读“过渡朝代”社会整体落后的深层原因，并尝试着提出救国救民的整体方案。一定意义上说，梁启超“道德革命”思想推开了中国道德转型的大门，成为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一环。

二、当代中国现代性道德危机与反思

人类自进入近代以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首先，这种危机表现在传统道德哲学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中。传统道德哲学试图构建一个事先预设的、永恒超验的、同一的道德哲学体系。它追求具有同一性本质的至善、至仁、至爱与永恒超验本质的合一，追求终极存在与终极价值的合一。这种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本意旨在思考生与死、天与地、苦难与拯救，思考人生意义与生存困境，实则在客观上忽视了真实生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活生生的生命样态，它成了一种“漠视生命”、“肢解生命”甚至是“敌视生命”的“无生命”哲学。这种远在彼岸、高高在上的道德命令让世间生灵唯其是从而又无法攀爬至救赎的道德天国，这种内在的悖论与冲突也昭示着它必然走向瓦解和完结。

其次，现代性道德分化也加剧了现代性道德危机的到来。现代技术体系、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化导致了传统道德哲学的道德同一性梦想的破碎，诱发了现代性道德分化。现代性道德分化与传统道德哲学之间的鸿沟更加明显而难以弥合。

技术本质上是一种解蔽方式，使存在变为存在者而进入开显之境，这体现了一种类生命的共通性和伦理普遍性，然而现代技术体系以一种促逼的方式招致着人与自然的汇聚，汇聚成一个座架，使得人与自然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敞开、展现于开明之处，自然遭受拷问，人类迫使自然做出回答，剥离了覆盖在自然之上的神秘的面纱，而人也在此过程中被逼迫而变得不自由。高技术使得世界祛魅和整体性瓦解，从而偏离了人之生存共同性和伦理普遍性，昭示了工具理性的胜利和个体性的凯旋。现代经济秩序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兴起及其体系的确立，使得经济从传统文化中独立。物质生活的富庶和物质欲念的膨胀使得人们从高尚沦为世俗，“理性经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趋乐避苦、计较利害得失、精打细算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尤其是进入资本市场经济阶段，资本对市场高度的控制力和对资源的自由配置力，以及无孔不入的投机行径，颠覆了传统的市场游戏规则，对传统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理念与原则造成极大的破坏，资本优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压盖了社会优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幸福、快乐建立在追逐欲望的基础之上，原本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成为只适用于孤立的“这一个”人的规则，一个人的自由变成了大多数人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变成了众多者的不自由。这就颠覆了传统的“自由”理念，造成了“自由”的异化，最终导致普遍性的消解和个体差异性的分化。全球化体系下，规则、规范成为手段，普遍、普世成为目标，然而目标的设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甚至手段超过目标。全球化视域下的普世伦理就成为人们设定的目标，然而在传统形而上学遭遇内在矛盾、现代性道德面临分化和多样化的背景下，普世伦理只能作为一种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景在向善良的人们招手微笑罢了。传统道德哲学推崇的至善、至仁、至爱的形上梦幻被现实击破，神圣性、同一性被瓦解；而现代性道德又面临极大的分化，道德出现多样化、差异化和无主体性。这就更加割裂出了两者的鸿沟，加剧了现代性道德危机，同时呼吁一种新型的伦理模式得以建构，来拯救危机的现实。

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在西方国家军事侵略下陷入民族、国家生存危机，西方侵略者在使传统中国陷入深重生存危机的同时也促使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整体转化。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里，近代中国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中国道德危机的发生，并且这场危机表现为传统性道德危机与现代性道德危机错综复杂的交织共存。[7](p45)面对这个时代中国固有道德的危机状况，梁启超致力于中国现代性的道德重构，发出了“道德革命”的时代强音。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空前积聚的阶段，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带给社会的是双重后果，人们充分品尝到物质文明发展带来的享乐，但在物质享乐的同时，生活意义的丧失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信息发展的全球化，生活方式的网络化，经济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给社会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在公共道德领域造成了道德秩序混乱，产生空前的道德危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已经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忧虑。损人利己、巧取豪夺、诚信缺失、卖淫嫖娼、官场腐败、造假侵权等等，这些道德沦丧行为如今在很多地方和领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常态。涉及道德衰败，国民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提起道德状况，多数国民都会感叹指责，中国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显然，我国的公民道德体系已经到了亟待重建的关键时刻。

三、梁启超“道德革命”思想的现代意义

梁启超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国现代性的道德建构，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道德变革的言论行动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精神动力，他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对于终将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的现代中国人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梁启超所处的晚清明初的“过渡时代”与今日中国的“转型时代”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同质性，即它们都属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期，都充满着难以预料的、不确定的各种类型的危机。晚清明初的“过渡时代”，中国在精神领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当今中国的“转型时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各个层面处于更深刻、更激烈的变革阶段，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与100多年前相比，今日中国之道德危机不仅仅是传统道德规范与价值的危机，而且是道德的整体危机。梁启超“道德革命”思想的提出，目的是想通过提高国民的素质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看到了国民的素质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8](p30)对“道德革命”在方法论上进行具体展开时，梁启超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对西方现代道德价值的批判性引进，一是对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化，即“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和“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7](p138)在传统道德尽管陷入危机却仍然在广大民众与社会中坚阶层中保存着广泛信仰的前提下，梁启超提出传统与现代互补作为当时代中国道德重建的方案有其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道德文化建设中，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迎接来自世界文化的挑战，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伦理文化。在如何对待传统道德的问题上，当代人应积极挖掘、发扬传统伦理思想中具有超时代性的内容，传承和创新赖以支撑整个民族道德信念的传统伦理精神，推陈出新，为构建新道德服务。在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中，主张对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但又不陷入道德复古主义，而是以我国现代化建设为背景，以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为参照系，使我国的伦理文化整体有创造性的转变与发展。“在创新的过程中，要用旧的社会结构蜕变出新的社会结构，要由旧的价值系统蜕变出新的价值系统”。“中国文化如不能做到创造性地重建，认同的危机是不能克服的”。[9](p197)

在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当中，梁启超构建了他的“新民”理想，并试图通过“道德革命”赋予“新民”以近现代的道德品质，强调“利群”、“爱国”，争取“自由与独立”，注重“权利与义务”等，是“新民”所应追求的新的价值。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竞争的重点已经转向以人才素质为重点的“软实力”竞争。而梁启超从改造国民性着手，以“道德革命”为方法，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伦理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一方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和社会个体即“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竞争的世界中，中国能否在与各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提高“软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而中华民族的整体国民素质高低已经成为决定“软实力”的主要因素。所以重视国民教育，提高国民道德修养在内的综合素质，推动社会个体“人”的现代化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3]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5]温克勤.梁启超与近代道德转型[J].现代哲学，1998，（3）.

[6]刘兴邦.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私德”的批判与继承[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2）.

[7]段江波.危机·革命·重建——梁启超论“过渡时代”的中国道德[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梁启超.梁启超文选[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9.

[9]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B259.1

A

1003-8477（2011）11-0104-03

一、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陈文（1969—），女，福建省武夷学院政教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高思新

梁启超生当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渡时代”，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站在救亡图存的历史高度，梁启超将改造国民性作为新民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力图以道德革命为手段，通过道德重构、塑造新民完成“新国”的主要任务。梁启超的“道德革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特征，是一种趋于现代性方向的价值变革。从现代性视野出发，重新审视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所处的晚清民初时期为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明白，船坚炮利的局部革新，仍不足以救亡图存，唯有将改革从器物层延伸到制度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才是自救之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鉴于变法运动因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失败的沉痛教训，他开始意识到“激发国民之正气”[1](p30)对于“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强弱取决于其国民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民德、民智、民力。梁启超分析了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国民道德和社会风尚方面的根源，在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富强昌盛的经验和中国贫弱的原因后，认为西方制度之所以文明，在于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高，而中国之所以落后，就在于国民的文明程度低下，他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p547)“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p548)“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3](p210)因此，改造国民道德是新民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要使国家在器物层、制度层有所维新，必先改造国民，将国家近代化探索路径深入到价值层面。由此，他开始关注价值层的核心问题——国民道德的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只要人们具有新道德，“而新民出焉矣”。[3](p556)传统道德在他看来对于提高国民道德是不够的，因此就有了“道德革命”之论。他认为伦理道德建设是实现国家近代化的中心环节，而道德革命则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旨在培养国民的权利、义务、冒险、进取、公德观念等各方面的道德素质。1902年前后，梁启超在政治上高喊“破坏”的同时，在思想领域也打出了“道德革命”的旗帜，“凡社会一切事物莫不有革命，政治有政治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1](p15)“……苟不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吾所不惧，吾所不辞，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乎？吾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4](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