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雪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治人格特征分析

刘春雪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影响个体政治行为的动力机制，政治人格是指在遗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心理特质的总和。鉴于政治人格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行为等一系列特质构成的，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公众的政治人格特征也必定要在这些特质上反映出来。

政治人格；特征；社会转型

一、政治人格：基本概念分析

人格一词（personality）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指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所戴的面具，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为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心理学中，人格是指个体本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生物遗传性的基础上，在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组织模式，它赋予个体生活一定的倾向性和一致性。人格的这种特性使得个体在日常的行为体系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而人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特别关注的议题。如果说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心理动力，那么，政治人格就是为个体政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动源。

作为人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人格是指在遗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心理特质的总和，它影响着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是影响个体政治行为的动力机制。一般而言，政治人格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行为等一系列特质构成的。既然人格是存在于文化中的现象，那么，政治人格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与特征也必定要反映出其所属的政治文化。

政治人格作为一种复杂的组织状态，一般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政治人格最基本的特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政治集团对自己的政治公民有着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为了巩固统治，这些不同的统治集团要根据自己的解释与标准，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将政治理念注入到所属社会的政治文化当中，使其成为人们的政治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有利于特定社会制度发展的政治人格。

（二）整体性与层次性。政治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机能系统，其所包含的各个要素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它们紧密结合，彼此作用，缺一不可，以一个整体系统的面目进行运作。政治人格的诸构成要素在组合成结构之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例如，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道德准则是一个人政治人格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着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而政治技能则要以参政意识为前提在实践当中获得提升。

（三）独特性与一般性。由于个体的人格心理特征不同，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人格也就千差万别，每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具有情境上的特殊性和程度上的差别性。然而，作为特定社会的一分子，任何人都是其所属社会整体性的一环，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出特定社会政治人格的基本属性与特征，因为其共享的是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这种独特性与一般性的特征使得政治集团经常将各个具有不同政治人格的个体有效地整合成为一个统一整体，从而使其具备强大的政治凝聚力。

（五）社会历史性。个体政治人格的形成离不开外部的社会环境，政治人格的发展性质和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所属社会发展状态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的政治人格也会有所不同。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人的政治人格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二、社会转型之前我国政治人格的特征

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高度统一的社会：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社会的高度整合是这一时期政治人格所依存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主要特征。然而，所有的政治文化都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只不过各种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与混合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人格并未摆脱几千年以来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以血缘宗法制为基本架构的社会等级制度，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以孔孟之道为主导的儒家学说等传统政治土壤的影响。社会转型之前我国政治人格的特征，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情感力量强大，理性思维缺乏。政治情感是政治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的政治需要是否获得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态度体验，经常在中国传统政治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中起着主导作用。传统的社会共同体是由情感来维系的集体，因而，无论是最初的血缘亲情，还是后来的伦理情感，随着中国社会阶段的更替都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政治领域当中，成为一种政治关系的表述，统治阶级当然要利用政治文化中的这种政治情感的强大力量来维持自身统治的稳定。在不断的强化过程中，个体政治人格中的政治情感主要表现为如下倾向：

首先，道德政治氛围浓厚。道德是个体的一种高级情感，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总是要对社会生活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当中，道德政治成为政治蓝图勾画中的主旋律。道德是衡量从政者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人们多以此作为对其政治行为的约束机制；而另一方面，从政者也很自然地将诸多道德至上的原则内化到自身的心理结构之中，成为自身政治行为的外部规范。道德评价原则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整个政治统治处处弥漫着浓厚的人治气息，这种随意性的政治统治不但让道德情感不断散发出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让人情在这一情境中疯狂滋长，在普通个体的意识里，情是可以大于法的，在政治领域当中谋求一些集体利益之时，首先诉诸人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集体主义意识强烈，小集团人格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体是绝对依赖于集体的，所以，个人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与绝对服从，重集体而轻个人，在对待政治事务时往往习惯于把集体利益放在情感选择的首位，就成为此时期政治情感领域的主要表现倾向。虽然此时的理想政治人格包括了大公无私、鞠躬尽瘁、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等角色特质，但是同时也容易造就政治情感内外有别的小集团人格。小集团人格经常将社会伦理情感带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建立自己的人情关系网，在政治行为选择当中往往从本集团利益出发，为自己人服务。

再次，政治情感具有两极性。情感是具有两极性的，如紧张与轻松，激动与平静等等，政治情感的这种两极性主要指的是政治行为的冷漠与狂热。政治认知上的欠缺使得许多人对政治抱有远离自身现实生活因而无法施加影响的心理，这种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缺失让他们在实际的政治行为当中表现出一种冷淡而又不自觉的态度。相反，有的人则认为政治是一把可以解决任何冲突与矛盾的万能钥匙，只要掌握了政治权力，便可以将诸多问题一一化解，所以经常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得异常狂热与躁动。

（二）对政治权威的认同与依附。从心理起源上来讲，个体一直对父权有着情感上的认同与敬畏，父权扩延至特权统治，权威政治人物就像是更高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对父权的情感认同自然延伸到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自身对权威的依附地位以及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平等性也得到了自己的承认与合理化。个体在权力的执行者——政治权威面前保持着情感上的依赖，不但忠诚，而且唯唯诺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可以没有自我，可以不要自我利益，可以没有自我参政，更不习惯于在法律框架之内对政治权威进行挑战，在个体作出各种政治判断与政治选择的时候，政治权威的个人魅力往往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依据。可以说，此时期的中国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性是相当强的，因为对政治权威情感上的依赖使得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超乎寻常的稳定。这种政治主体对权威的崇拜源自于两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王权观念和子民拜权心理的历史性积淀。个体在政治体系当中扮演着消极服从的臣民角色，而且心安理得，毫无反抗之心，恭顺卑微，仿佛已经成了一种本能的臣服反应。

普通民众对政治权威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他们缺乏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仿佛自身只是政治的附属物；他们极少认为自身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他们的头脑中，国家与政府才是决定自身命运的重要决策人；他们在对权力的依附当中生存，缺乏理性精神，经常无法对各种政治行为进行理性而客观的判断，更没有将自己当作独立存在的政治主体。

除夕夜里，我刚吃完年夜饭，就迫不及待地出去放烟花。门一打开，冷风扑面而来，吹得我一阵激灵。东北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放烟花时，我的手冻得直发抖。但是当烟花绽放时，我既紧张又兴奋，没一会儿手心就出汗了。看那烟火映红整片夜空，我想：“夕”是真的不敢来了！

（三）政治主动性缺乏，简单盲从。传统条件之下，社会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当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到处弥漫着政府的政治干预，身处其中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些政治干预因素的影响。同时，此时期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体的个人利益基本上是受排斥的，因此，在这种没有多少实际利益和实质性的政治参与内容的气氛下，普通民众的政治效能感较低，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差。个体习惯的还是臣服型政治文化的支配，往往根据传统积淀下来的习俗方式来看待与解决各类政治问题，这种具有普遍样态的政治人格使得民众在政治行为上简单盲从，容易趋同从众，科学理性而又积极主动的政治行为极度缺乏。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个体政治价值取向、自我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大体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无个性的、被动式的政治人格是大多数个体适应当时条件下社会生存与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

三、社会转型中我国政治人格的特征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全方位的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政治生活领域中人们的认知、态度、价值理念、行为等诸多政治人格构成要素的改变，政治人格的特征也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悄然发生了变化：

（一）政治认知基本趋于理性，对现有政治统治体系认同度较高。当前的个体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愈发理性了，人们开始理性地在政治领域中进行自我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抉择。他们对政治的认知既不感到神秘，也没有将其看作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他们清楚地知道，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合理与合法的手段才能达成，他们追求实干，认为政治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实际效用，而不是像传统政治人格那样将道德价值评判放在首位。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统治体系基本上得到了广泛认同。2006年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显示，大学生高度认同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89%的学生坚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另一项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心理状况的调查也表明，尽管低收入群体作为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生存状况和政治地位最差，但是依然信赖党和社会主义，积极支持党的现行各项方针与政策，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中，持有积极与较积极心态的占到68.9%。[2]

但是，民众这些基本认同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在理论认识上可以接纳主流政治价值观的理性认知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大多数民众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尚处于浅表层面，主要是从自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实际感受到的利益来出发，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进行政治评价，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仰还处在表面服从与认同阶段，并没有真正完全牢固地内化于心，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并不多。因此，当遇到许多深层次问题时，这种不够深入的政治认知使其经常发生模糊不清、四处游移的情况。其次，坚定的政治信仰缺失，政治信仰趋向于功利化与现实化。缺乏坚定的主导政治信仰，精神则将是荒芜的，而且这势必要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同时，在社会现实的巨大冲击之下，许多个体的政治信仰越来越现实与功利，例如很多大学生入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而是“有利于个人前途的发展”；而加入到竞争激烈的报考公务员行列之中，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实惠。这些问题既是我国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两难境遇，也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一种折射。再次，对党和政府的一些问题的认知有些消极。虽然民众对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深信不疑，但是对于目前党的一些状况，如腐败问题，还是显得信心不足，甚至悲观失望。《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显示，自2004年以来，城市居民对政府管理的信心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信心更是每况愈下。[3](p27)政治信任是公民支持政府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政治文化中缺乏信任的心理将给政治制度的建设带来极大的障碍。

（二）政治自我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凸显。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自身的政治发展，而个体的政治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是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随着社会发展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众的公民意识逐渐苏醒，他们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公民身份，感受到身上所担负的公民责任感；他们开始要求有发言的机会，想表达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意见，并且要求自己的声音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他们反对心理依附，不愿轻易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越来越明确和重视个人的利益，开始用政治行为来争取、改善和维护自身的具体利益。在一项关于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报告中，有累计97%的大学生表示同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有超过60%的大学生表示“想当”或者“可以当”人民代表。[4](p120)如果说“公民在政治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的时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还为时尚早的话，那么说“公民的民主意识与法治意识越来越突出”则还是比较恰当的。现如今，公众已经将民主、平等观念深植于心，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臣民那般唯命是从，而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维护自身正当的个人利益；他们已经懂得并学会在法律框架之中对政治权威进行挑战，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种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觉醒改变了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模式，有力促进了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当然，在这些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与法治意识苏醒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足。虽然公众的政治自我意识日益凸显，但是对自身作为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权利内容却是了解得不多，更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公众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个体的具体利益和自身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只有当切身实际利益受到威胁时才想到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的政治行为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公众拥有了民主意识与法治意识，但是却缺少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和法律武器的素养，对诸如“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认识较为模糊。另外，在公民各类意识涌动的过程中，在利益冲突的诱发下，极易产生极端性的政治人格，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参与意识是政治人格的构成要素之一，其形成意味着个体已经突破自身的封闭状态，将视野投入到广阔的政治领域当中。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弱主要是受个体所处的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制约的。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强烈，政治热情不断高涨。公众开始变得关心政治，逐步对政治产生信赖感，对政治体系的期望值不断提升，希望可以通过有效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政治宽容和政治妥协精神也处于逐步形成中。特别是以热情进取为主要特质的青年政治主体，更是对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支持，配合其有序地得以贯彻执行。

虽然在这些积极的参政意识背后，隐藏着较为复杂的动机类型，但是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其政治行为当然要更加积极而有效。可是，民众的实际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加强的方面。青年政治主体的参政意识最为强烈，对社会有着基本正确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评价，可以说，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基础最好，但他们在实际投入上却是有所偏差，自主参与行为并不高。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发现政府工作人员做出违背政治原则的事情时”，竟然有76%的大学生表示“愤懑，但爱莫能助”，而在寻求解决对自己造成严重困扰问题的方式选择中，“仅仅发发牢骚”依然是各类反应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回答，达36.3%。[4]看来，知与行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做到和谐统一。有的时候，这种知行不一的矛盾还体现在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之间。作为活跃的政治主体，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上可以明确辨别“是”与“非”，“善”与“恶”，但在进行政治行为选择时，却明显表现出“急功近利”和“趋利避害”。如腐败问题是大学生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可在实际生活中却又对此给予一定的宽容，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如果行贿可以解决自己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自己就有行贿的可能”。[5](p123)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矛盾性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的水平和成效。

政治参与应当是一种组织化的适度行为，并且政治组织应该为这些参与活动提供相应的表达途径，否则，公众的要求与不满因长期蓄积而极易演化为大规模的体制外群体性突发事件。

（四）政治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还亟待完善。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政治能力是个体一般社会性能力的政治性表现，如对政治知识的认知与学习能力、政治鉴别与判断能力、政治事务的决策能力与解决能力等等，政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体实际政治行为的质量。和以前相比，公众的政治能力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在：首先，政治知识有了显著增长，政治认知能力有所增强。他们基本上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能够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青年政治主体，更是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观点来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在公众这些政治知识积累和认知的背后，也暗藏着许多缺陷，如：虽然关心政治时事，却对专门的政治学习活动持冷漠态度；虽然政治热情高涨，但对于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则冷淡旁观；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能力明显欠缺，政治认知中的非理性因素与情绪化因素还比较多。其次，在政治鉴别力方面，公众的分辨力与判断力还亟待加强，特别是在对于众多复杂的社会信息的分辨中，对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背离的东西缺乏应有的警惕，在政治社会现实与政治理论描述之间常常感到矛盾和困惑。再次，在政治行为的控制力方面，公众的政治理性有了明显提高，经常能够考虑法律等外在因素的约束来确认此行为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与责任后果，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公众整体行为约束能力较低，遇到事情容易冲动和感情用事，甚至不计后果，这经常导致正常的群体性事件最后演变为暴力事件。

结语

在现代社会，寻求政治稳定是每一个政治集团所追求的目标，而对政治行为的良好控制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面对政治人格与政治行为之间的紧密关联，政治统治集团已经注意到了人的精神与心理因素在其政治行为以至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正如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所言：许多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那些从国外引进的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原则、管理方法，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6](p3-4)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停滞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政治人格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弥散性，于是，政治统治集团为了有效地规范民众的政治行为，开始从其行为的微观驱动源——政治人格入手，对其进行所需的理想人格塑造，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目的。对政治人格的塑造，既可以从宏观的外部环境进行，也可以从微观的具体要素着手，无论从何种维度开展，对于一个正处于全方位转型的社会而言，都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1]2006年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N].中国教育报，2006-06-03（1）.

[2]潘峰.低收入群体问题的“政治基尼系数”探讨[J].理论探索，2006，（1）.

[3]严娟娟.论和谐社会中公民政治人格的构建（硕士学位论文）[D].兰州大学，2008.

[4]唐湘宁，倪可.关于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报告[J].中国成人教育，2006，（12）.

[5]李武英.当代大学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状况分析[J].中州学刊，2006，（4）.

[6][美]A.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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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1）11-0034-04

刘春雪（1973—），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