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洪国

（沈阳炮兵学院，辽宁沈阳 110867）

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
——论亨廷顿的政党政治思想

戚洪国

（沈阳炮兵学院，辽宁沈阳 110867）

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个现实，试图建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在他看来，强有力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党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保证。其彰显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政党力量的政党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

亨廷顿；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党制度；政党力量

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政治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研究热点，深入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亨廷顿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目的是“探索经历迅速而彻底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这一目标（即政治秩序）所应具备的条件”［1］（p.11）。在此意义上，其政党政治思想就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发展而进行的组织和制度设计。

一、政治发展的目标

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政治发展目标呈现出多元性与差异性。亨廷顿认为：“在各种各样目的中，被视作是与政治发展为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2］（p.152）而且，政治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目标也不同。西方“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3］（pp.332－333）。这就说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目标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目标也存在差异。在亨廷顿看来，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其政治发展的目标选择并不是政治民主化，而是政治现代化、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

（一）政治现代化。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既可以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运动过程，表明的是政治变革在理论上的运动方向；也可以定义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结果，表明的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变革的实际状况。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构成要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现代化包含着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权威的理性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变革的过程，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而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适应的。二是政治现代化包含着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和发展履行这些功能的专门化结构。应有与政治相分离的专门机构独立履行专门职责，科层组织复杂化，权力分配以个人成就为标准。三是政治现代化包含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极权主义国家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在民主国家可以增加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力。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包含着对外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以抵制外国的影响；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权力。政治现代化还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意味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国家立法机构。

综上所述，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于村镇层次之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1］（pp.35－37）。政党和政党制度就是适应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要求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

（二）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稳定常常被看作是政治发展的目的，虽然除了极少的例外以外，这个目的是含蓄地而不是明确地表现出来的”［2］（p.155）。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大都脱胎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文化；迫切需要建立和巩固新的政治秩序，为发展经济创造安定的政治环境；政治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基础，发展民主并非当务之急。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亨廷顿强调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4］（p.476）。

对于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秩序和持续性是两个核心要素，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发生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2］（p.155）。亨廷顿极其重视政治发展中的稳定和秩序，在他看来，“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取现代性”［1］（p.41）。他用公式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导致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其中，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而经济发展则提高了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但社会动员的速度往往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造成了“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引起了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而且，差距的程度是测量政治不稳定程度的标准之一；如果社会流动机会多、流动渠道顺畅，社会挫折感就会得到缓解，否则，社会挫折感就会促使人们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提出要求、施加压力［1］（译者前言p.5）。在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社会流动机会较少，政府面临着政治参与形成的压力，同时，由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并未相应地得到提高，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很难或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制度内部得到缓解，因此，就会造成政治不稳定。

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的超前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是产生政治不稳定的最直接的因素。“稳定性涉及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稳定性的程度反映了政治组织机构为那些企图参与政治的集团和个人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的程度。”［2］（p.156）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尤为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三）政治制度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冲突走向一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化解冲突，形成一致，而政治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廷顿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制度产生于各种社会势力间的分歧和相互作用，它是解决各种社会势力间分歧的程序，也是组织手段逐步发展的结果。某种成份单一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势力的分化，以及这些社会势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加强，都是形成政治组织和程序、最终建立政治制度的先决条件”［1］（p.11）。而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许多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恰恰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变革而相应地发展。其结果是：社会势力强大，政治制度虚弱；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政府当局和政党的力量脆弱，组织混乱；政体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的演进”［1］（p.12）。因此，随着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扩大和社会势力的多元化，必须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

对于政治体系制度化的程度，亨廷顿认为可以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与僵硬性、复杂性与简单性、自立性与附属性、凝聚性与离散性来衡量，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应该兼具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因为这种制度化对形成政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政治制度化程度决定了政治共同体建立和维持的状况。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而出现了各种利益集团和利益阶层，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政治共同体，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整合，政治制度可以有效进行社会整合。“社会越复杂，异质性越强，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用。”［1］（p.9）“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力量相对来说是不断变化的。但如果该社会要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么每个群体就应通过政治制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政治制度可以调节、限制、疏导这种权力，以便使一种社会势力的统治与许多其他社会势力的共同体和谐共存。”［1］（pp.9－10）二是政治制度化程度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实现状况。“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1］（p.24）“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管理组织和程序的社会，更能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1］（p.25）因此，政治共同体必须增强政治制度的创造能力，也即公共利益的实现能力。三是政治制度化程度决定了政府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亨廷顿认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反映政府制度利益的程度。按照这种观点，政府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不取决于它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某些其他社会集团利益的程度，而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超越其它一切集团的特殊利益”［1］（p.27）。因此，政治制度化既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同时又是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

二、政党功能与政治发展

政党自产生时起，就成为人类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过程。而先进的政党则成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政党推动政治发展的方式是多样的，政党通过政治动员，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社会化是其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功能之一。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必须建立能够有效推动政治发展的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

亨廷顿认为，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虽然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存在时差，但在面临的问题方面，晚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在同一时间内面临着许多早些现代化国家先后遇到的问题。然而，同时性是机会也是挑战，它可以作为晚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在选择他们优先解决的问题方面的借鉴。早期现代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先后遇到的问题，对晚期现代化国家来说，可以任意选择并加以解决。这两种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意味着及早对政治组织加以重视并尽快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能使现代化过程较为平稳。

现代化过程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日益扩大，政治意识或新的政治意识日益加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加以整合和同化，社会将处于失序和混乱状态。“因此，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而造成的政治不安定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亦即政党。”［1］（p.388）“在现代化中国家，‘建立政府’意味着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将新集团纳入政治的有效的政党制度。”［1］（p.388）因为政党和政党制度可以有效规范政治参与，整合社会利益需求，同化政治意识。

亨廷顿认为，政党组织政治参与，而政党制度则影响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政治稳定，关键在于政党的力量。衡量政党力量的标准有三个：一是看政党的缔造者或首先上台执政的具有魅力的领导人离去后政党继续存在的能力。二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是看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的密切程度。如果联系密切，则能够扩大主要政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对党的忠诚；相反，如果政党只是代表某一社会力量的利益，成为某一社会集团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那么就会降低其影响力。三是政治积极分子和权力追求者与政党认同的程度以及他们视政党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的程度［1］（pp.397－398）。政党的力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取决于政党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水平。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化和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融合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同样，低水平的政治参与也会削弱政党力量。二是取决于群众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支持程度。具有群众支持基础的政党比只得到有限群众支持的政党的力量要强大，同样，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政党制度比脱离群众、失去群众基础的政党制度要强大。因此，力量强大的政党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的支持［1］（p.390）。动员政治参与和组织政治参与是政党加强力量的途径，既能够动员政治参与，同时又能够有效组织政治参与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可以使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适应。

政党与政治发展并不总是相辅相成的，亨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党制度在政治体系中具有积极的功能，但软弱的政党则具有消极功能：助长腐化和行政低效率；使反对自己的社会分裂，制造冲突。软弱政党制度缺少稳定和有效的统治制度。但是，不能因为政党的消极功能而否定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他看来，“政党诚然会刺激腐化，但一个强大政党的发展将制度化的公共利益代替分裂的私人利益。在政党发展初期，政党是以宗派面貌出现的，这在表面上加剧了冲突和分裂，但当它发展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党之后，它就成了联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且打下了超越对地主集团的忠诚和认同的基础。同样，为了使领导权继承程序和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程序规范化，政党为稳定和有秩序地变革而不是为动乱提供了基础。最后，尽管软弱政党的确会成为外来势力的工具，但强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可提供制度化机制并使政治体系不受外来势力的影响”［1］（pp.393－394）。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和政党体系是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打乱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但并不一定能够造就新的权威模式和新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同时也是政治安定的基础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许多现代化中国家出现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或许可由个人魅力型领袖或军事力量来填补。然而，只有政治组织才能永久地填补它”［1］（p.444）。这个政治组织就是政党和政党体系。“在现代化中国家，谁有政治组织，谁就控制了未来。”［1］（p.444）因为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具有两种功能：一是通过体系扩大参与，控制、削弱、化解或转移动乱以及革命性的政治活动；二是在保证制度秩序的前提下，缓和、调节并疏导新生集团的政治参与，使之不破坏体系。这样，强大的政党体系就为吸收新生集团进入政治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1］（pp.399－400）。这样的政党体系使政治参与能够在制度化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

三、理想的政党制度选择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政党制度。亨廷顿认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能力。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从这一观点出发，只有当政党的数量影响到它提供政治安定所必要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是重要的”［1］（p.407）。政党数量和政党力量的关系随着现代化的水平不同而变化。在高度现代化国家，政党数量的多寡并不阻碍政党扩大势力；而在发展中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党制比多党制要稳定得多。而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不适合选择多党制。

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选择，亨廷顿认为理想的政党制度模式是像美国那样的两党制。因为相比较而言，两党制的优势在于：一是两党制能够避免政党政治发展的两极化，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可以在制度化框架内得到缓和。两党制既不像一党制那样政治领袖倾向于控制社会力量；也不像多党制那样，社会力量支配着政党。两党制能够在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维持较公正的平衡。二是在两党制中，两个政党为了获得支持力量而竞争，每个政党获取支持的源泉并不是单一的社会势力，而是从多种社会势力中获取支持。在多党制中，新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需要建立一个新政党，而在两党制中，新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不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这就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可以避免无序参与而导致混乱。三是在社会势力的同化方面，两党制的同化能力要高于一党制，不同社会势力的政治意识能够在政治体系中寻找到归属。因此，选择两党制有特定的政治逻辑，它既是建立在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上，也是建立在大众选择和民主自由的吸引之上。

四、亨廷顿政党政治思想的价值与缺陷

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主旨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而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实现政治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保证。其政党政治思想的价值在于：一是亨廷顿把维护政治秩序奉为最高的政治价值。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政治上的一致性和高效、权威的合法政府，他把提高国家制度化和组织化水平，从而实现合法的政治秩序作为首要价值，而第二位的才是扩大政治参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已进入了由政治上有能力和经济上发达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参政和福利是突出的政治问题。因此，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人们对于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及期望”［5］（p.423）。这种参政和分配的要求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在发展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1］（p.8）。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政治稳定的现实。二是亨廷顿所追求的政治稳定并不是一种僵化的、静止的稳定，而是一种与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有机结合的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而政治现代化主要是指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即发展中的稳定、稳定中的发展。而建立有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在动员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同时，又能够有效规范民众政治参与，使政治制度化的程度也相应地得到提高，并能实现政治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内部问题提供了有效方式。三是加强政党能力建设。政治制度化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途径，而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化的组成。建立政党和政党制度不一定就能够促进政治发展，关键是加强政党能力建设。政党能力由两部分构成：在结构上，政党能力包括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整合、代言公共利益的能力。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政党能否在与其他政党的竞争中赢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这是政党能力的底限；整合和代言公共利益的能力决定了一个政党能否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范围，尤其是在取得执政地位后，能否娴熟地运用公共权力来维护公共利益，确保社会不因为党派轮替而分裂或陷入不断的冲突中。在过程上，政党能力的发挥要依靠两个要素：制度化与人格化。政党制度化程度高，其能力相对来说就强。制度化并不排斥人格化，但人格化并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制度框架内领导人个人魅力的充分发挥［6］。具有能力的政党才有权威，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稳定。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建立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同时，必须提高政党能力。

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起步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的政治原因。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7］。亨廷顿的政党政治思想也是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因此，必然有其局限性：一是亨廷顿在探讨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时，只关注内部因素，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政治组织真空是其政治动荡的根源，忽略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是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亨廷顿并没有论及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的影响，其观点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二是在政党制度选择上，亨廷顿认为两党制是理想的选择，但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了两党制并不是普适的政党制度，各国应依据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政党制度。在他的政党政治思想中，“西方化”色彩依然浓厚。三是亨廷顿从政治发展的视角论述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价值与功能，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政党和政党制度，通过政党和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各种利益需求，吸收和同化各种社会势力，就会顺理成章地实现政治发展。但他却忽视了政党的阶级属性，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政党行为以阶级和阶层利益为依据。在亨廷顿看来，政党只要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这个政党就是强有力的政党，就能够得到社会支持。这就把政党视为超阶级的政治组织，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超阶级的政党。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4］邹永贤，等.现代西方国家学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5］［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杨雪冬.先提升政党能力［J］.资料通讯，2004，（10）.

［7］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责任编辑：段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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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168（2011）01－0029－05

2010－05－33

戚洪国（1971－），男，吉林镇赉人，沈阳炮兵学院军队政工教研室讲师，博士。

10.3969/j.issn.1008－7168.2011.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