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诜生卒年略考及其书法艺术

2011-01-25张荣国

艺苑 2011年2期

文/ 张荣国

王诜(图1)，字晋卿，山西太原人，后居河南汴京。据《东坡集》卷十七《和王晋卿》诗序、《宋史》卷二百二十五《王全彬》及附传《王凯传》（王诜祖父）所载，其为北宋开国功臣王全彬（一为斌）之后，父王缄，母卢氏。尚蜀国公主(1)，官至留后。长于诗词、书法，通晓琴棋笙乐，尤精绘画，山水最长，亦能画松、墨竹和人物。现存代表作有《渔村小雪图》卷、《烟江叠嶂图》卷（水墨、青绿各一卷）、《山溪秋霁图》、《颍昌湖上诗词卷》等。

一、生卒年略考

(1)生年考

关于王诜的生卒年，史无记载。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大体持两种观点：一是公元1036年生。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1](P12)、俞建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2](P116)、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3]、沈迈士《王诜》[4](P5)等均持此说。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5](P304)一书中指出了郭氏之错，乃误读了明代行简老人题王诜《烟江叠嶂图》的诗跋所致。二是公元1048年。台湾翁同文在《王诜生平考略》一文，考王诜生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前后[6](P136)，并指出第一种观点是由于某些学者对史料误解而致。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一书持翁先生的研究成果(2)。谢稚柳在《〈郭熙、王诜合集〉序》[7](P184)、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3)、史仲文主编《中国艺术史·绘画卷》(4)以及金运昌在《玉堂才子笔生花——王诜和他的〈自书诗词〉卷》[8](P56)等大量专著和文章中亦采用了此观点，现基本被史学家所认可。现节录翁考证文字如下：

王诜所尚公主生于1051年，1069年下嫁时，年十九岁。依夫长于妻通例，与其谓王诜生于1051年后，毋宁谓其生于1051年或稍前。

按古今老夫少妻之例极多，一般难凭妻年推断夫年，惟王诜之情形则为例外。盖其所尚公主，乃英宗赵曙（1031-1067年）之女，神宗赵（王页）(1048-1085年)之妹，且据画继，王诜尚主，乃神宗选定之故。1069年公主下嫁时，神宗本人才二十二岁，似不至于选年过己龄甚多之人为妹婿。又英宗生于1031年，若王诜年龄远过神宗，势必与英宗之年接近，依情理亦少可能。时人定王诜生于1036年，仅幼于英宗五岁，显然不确。

后文第六节所引黄庭坚跋王晋卿墨迹中，黄称王为“后生可畏”。按黄生于1045年，然则王诜必生于该年以后。公主既生于1051，王诜当即生于1046年至1051年间，长于公主最多不过五岁，颇合情理。如依折中办法，可即定王诜生于1048年前后。[6](P136)

图1 《王诜像》李公麟

图2 《宋会要辑稿》礼五八

图3 跋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如此则王诜比黄小三岁，比蜀国公主大三岁，似乎比较合理，但仍有待商榷之处。为便于研究，附黄庭坚跋文如下：

王晋卿画水石云林，缥缈风埃之外，他日当不愧小李将军。其所作乐府长短句，踸踔而清丽幽远，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近所见《戒坛院佛阁碑》，文句与笔画皆顿进，所谓后生可畏者乎。[9](P13)

看罢跋文，几个问题有待思考：一、文中的“后生可畏者乎”一语的参照系究竟何指？如果是指王晋卿画“水石云林”与“小李将军”、王的“乐府长短句”与“江南诸贤季孟”间对比的话，那么，王诜与黄庭坚二者间就没有可比性，说王一定小于黄就很难成立了。假若把黄作为王的参照系（现在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那么黄与王之间应该存在辈份之差，或师徒关系，或年龄差距尚大。从史料来看，二者之间既非亲戚亦非师徒，这就排除了黄庭坚年龄小于、同龄或稍大于王诜，就称其“后生”的可能性。换言之，作为朋友关系的黄庭坚跟王诜的年龄当有一定差距。不然，若把仅三岁之差的同辈称为“后生”是不符合常规的。何况王诜是豪门贵胄，加之宋代重“礼”，岂可随便称之“后生”？如此称呼，年龄差到六、七岁当较为合理。由此推断，王诜生在皇祐三年（1051年）左右应没多大异议。第二，即便黄庭坚作为参照系不成立，那么蜀国公主出嫁理应门当户对，跟王诜同龄亦较为合理。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之《王诜》一文中亦假设了王诜与蜀国公主同年生，并以此为依据推算了王诜的卒年，遗憾的是先生没有对此假设进行考证。[5](P304)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把王诜生年定在1051年，虽不免太绝对，但似乎更合理些。如此一来，“神宗大于妹婿”、黄庭坚“后生可畏”等问题都得到了合理解决。

(2)卒年考

王诜的死至今是个谜。究竟何因何故死于何时何地，史无记载。《黄龙心禅师塔铭》载：“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心禅师）中夜而没，葬骨石于南公塔之东，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有五夏。赐紫衣，亲贤徐王之请也；号‘宝觉大师’，驸马都尉王诜之请也。”[10]由此可见，王诜当时尚在人世。

元符末，哲宗升遐，徽宗即位，钦圣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次年，改建中靖国（1101年）。……范纯礼为人沉默刚正，数以言忤上，曾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枢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为然，遂罢。”盖诜尝以箚子求此官于上，上禀皇太后，后曰：“王诜浮薄，果使为之，则坏枢密院。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先朝为此官称职，可命之。”上从王诜所纳箚子批除王师约枢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于范右丞，以激怒诜，诜信而恨之。后诜因馆伴大辽使，妄称范右丞押宴席间语犯御名辱国，右丞不复辨，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颍昌府，自此忠彦之客相继被逐矣[11]。曾布恨政敌范纯礼，借王诜之手除去心患。从中可见王诜的势力之大，与徽宗的关系之密。作为徽宗赵佶的姑父，王诜此时是比较得意的，曾一度出使辽国，官定州观察使，开国公，赠昭化军节度使，死后谥“荣安”[12]（图2）。这就是目前所知有王诜确切纪年的史料，但自靖国元年（1101年）后已无迹可察，不过倪涛《六艺之一录》录米芾跋文称：

右唐中书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右将军王羲之兰亭宴集序，并谏议大夫柳公权所得群贤诗，御史检法李公麟制图，皆驸马王晋卿家所藏，所谓三绝。崇宁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阳米芾书。[13]

翁同文先生据此跋口气，认为王诜于崇宁三年（1104年）仍然生存，并结合成书于宣和四年（1122年）的《宣和画谱》所载王诜传中“赠昭化军节度使，谥荣安”推断出王诜之卒“即在1104与1122之十余年中”的结论[6](P155)。现在史论界基本持此观点。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之《王诜》一文说：“根据《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四》‘黄龙心禅师塔铭’，知道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十一月，心禅师死后，晋卿为请号（等于世俗的谥法），得‘宝觉大师’。那么王氏的卒年，当在元符三年以后。又考《宣和画谱》王诜传称昭化军节度使，谥‘荣安’。《宣和画谱》有宋徽宗赵佶的序文，作于宣和二年庚子（1120年），那时晋卿必已去世，由此推算，他大约死在崇宁、大观、政和之间。”“约存年六十六、七岁。”[5](P306)从徐先生的结论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材料尚不完备。

图4 跋王齐翰《挑耳图》（一名勘书图）

从文中史料可见，徽宗靖国元年（1101年）王诜尚在世似无可置否的，至于翁先生根据米芾跋文所作推断，亦不无道理。

笔者又查阅大量王诜好友的现存文献，暂未见到有关他去世的信息。以王诜跟苏门四学士、米芾、李公麟等人的亲密交往，如果王诜早于他们而逝的话，他们的遗迹中恐不会只字未提！崇宁二年（1103年），赵佶曾下令把三苏、黄庭坚、张耒、秦观等人的学术著作列为禁书，若因此王诜早逝的信息丢失，为何为他人写的祭文等却存世如此之多？这似乎不合逻辑。那极大的可能就是他们早于王诜谢世。又黄庭坚于1105年、李公麟于1106年、晁补之于1110年、苏辙于1112年、张耒于1114年相继去世，由此而言，王诜大概在1114年间后至1120年间，约64岁后、70岁前离世。这种臆测，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亦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断。

二、王诜的艺术观成因和书法艺术

宋代的艺术实践和美学发展方向，直接继承了唐代司空图的“韵味说”，即强调“韵外之致”。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曰：“今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5）苏轼极为推崇韵味说，其《书黄子思诗集后》云：“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又说：“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三叹也。”苏轼论韵味，主张“萧散简远”、“高风绝尘”，追求“妙在笔墨之外”的“远韵”。“予尝论书，以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宗为师。而钟（繇）、王（王羲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苏武、李陵）之天成。曹、刘（曹植、刘公干）之自得，陶、谢（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14]从“寄至味于澹泊”和“高风绝尘”的艺术观出发，苏东坡论书画讲究“天工”与“清新”。他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15](P291-292)此见解对中国山水诗和文人书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了士大夫们诗书画艺术追求的最高要旨。

图5 跋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

图6 《王诜〈烟江叠嶂图〉卷（水墨）唱和诗二首》（绢本，行书，纵20.6厘米）局部

据苏轼《北齐校书图》记载，黄庭坚首先提出“以韵为主”的概念：“往时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值。晋卿以为言，庭坚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予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黄庭坚的“韵”乃为意在言外的美学境界。追求一种意在言外、含蓄幽远的韵味。诚如他所说：“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人神会耳。”[16]同时他还提出：“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可医也。”[17](P443-447)他把“韵”与“雅”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以韵为主，这就要求艺术创作必须突出主体的抒情和表现，而非对现实生活的模拟。要求艺术创造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黄庭坚认为本性“不俗”才能在诗、书中“脱俗”，如《次韵高子勉十首》其六：“一点无俗气，相期林下同。”[18]《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中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由此就不能随波逐流，随便降低艺术标准。正如《砚山斋杂记》卷2《书纪》载山谷草书青莲《秋浦歌》一卷后的自跋云：“己所作草书举世并谓佳，独钱穆父以为俗。反自思省，尽改去俗，则世人见之则又不谓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此政宜世人不识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王晋卿虽生在钟鸣鼎食之家，然心中脱去尘俗，胸中富有万卷书，性格超脱，其艺术自然独出天机，自成新格。

另外北宋艺术还提倡写意。强调主体内在的心象对外物形象的超越。欧阳修是北宋早期写意理论的提倡者，其《盘车图》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他曾说：“萧条澹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矣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9]苏轼是文人写意理论的创导者和实践者。他的写意理论受儒道释的影响，他把道家的静观与佛家的空观相结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20]苏轼认为主体精神应该保持虚静，排除嗜欲，方可达到审美愉悦和人身的快乐，才能不为物役、不为己累，超然物外，高风绝尘。其《论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创作观正体现了此种精神。正如他给王诜所写《宝绘堂记》中言：“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15](P646)“宝绘堂”乃王诜用以庋藏古今法书名画，又作为与朋友聚会切磋诗文书画之所。其中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等人聚会尤多。而宋代尚韵尚意的时代艺术审美主流的倡导者苏轼、黄庭坚等恰恰是王诜最要好的朋友，且时常在王诜的西园雅集，谈书论道，品鉴赏玩，耳濡目染，自然受益匪浅。

纵观王诜的艺术，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正是苏轼、黄庭坚等当时文艺界巨匠引领下的尚意、尚韵的体现，当然这并不说明王诜只是个消极的接受者。他们的交游促进了艺术观和实践上的互动与借鉴。王诜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丰富营养是毋容置疑的，仅在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即可窥端倪。现存王诜书法真迹有辽宁博物馆藏《跋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图3）、南京大学博物馆藏《跋王齐翰〈挑耳图〉（一名勘书图）》（图4）、辽博藏《跋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图5）、上海博物馆藏《王诜〈烟江叠嶂图〉卷（水墨）唱和诗二首》（图6）和故宫博物院藏《颍昌湖上诗词卷》（图7）。

图7 《颍昌湖上诗词卷》（纸本，行书，31.3x271.9厘米，元祐元年书）局部

《跋〈孙〉》和《唱和诗》书写较为工整，字的结体、使转皆主学苏轼规矩一路，淳厚天真，得其形神。同时参以了黄庭坚和米芾的某些取势和笔意。《跋〈挑耳图〉》则更接近苏轼的行书，自然而成。流畅洒脱，风格俊逸。王诜较为纵逸的行书，则是别出机杼的“怪体”，黄庭坚评价说：“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有能识者，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21](P53)《颍昌湖上诗词卷》大体就属于这种“蕃锦”式作品。此帖行书体为主，参以楷法、草法，字字独立，笔断意连，通篇气势贯通，大小疏密、轻重刚柔、浑然一体。字形保留着苏轼的扁方式，但字势已改侧为正，纵笔更为放纵飘逸。结字已非苏体平行排列、规矩整齐，而是灵活取势，提按收放对比鲜明，时时以紧扼笔管来表现势积力聚的状态，运笔自如，细笔刻画精致入微，粗笔丰腴劲健。“架构开阔处，又能荡漾笔墨，重按飞提，恰意疾驰。”[22](P649)此帖有欧阳询之险峻，颜真卿笔画之使转，风格独特，行笔秀劲，线条变化多端，或柔媚而俏拔、刚柔相济；或尖峭方硬、生辣挺拔；或婉转纵恣，奔放流畅；整幅作品率意而为，锋毫毕现。清吴其贞《书画记》（旧称黄庭坚）：“观其书法纵笔如悬针，横比如划沙，走绕盖作绕水波。结构紧实，锋芒凛凛，如快剑斩阵，迥与平日有殊，或因酒相助耶？不然何以臻妙至此？”清乾隆跋：“王诜自书诗词，笔势豪健。”

纵观王诜的书法，无论其行楷还是行草均能清晰地窥探到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以及二王法书的因子，但又能别出机杼，自创新格，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当然，由于学识、修养、性格、出身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影响，王诜书法较之苏、黄、米而言，略有拘谨、局促之嫌。

注释：

(1)魏国大长公主。嘉祐八年五月，封宝安。治平四年正月，进封舒国长公主。熙宁二年七月，改蜀国。元丰三年五月薨，进封越国，赐谥贤惠。元祐元年十一月，追封大长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秦国。政和元年三月，追封荆国。二年闰四月，追封魏国。四年三月，追封贤惠大长帝姬。五年正月，改封明慧（《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二七～二八）。故各书记载有异。

(2)该书《王诜》条中虽然认同翁同文的观点，但把王诜卒年崇宁三年（1104年）错记为元符三年（1104年），后谢稚柳在《〈郭熙、王诜合集〉序》中从陈高华一书间接采用了翁同文的成果，并订正为元符三年1100年，现在很多美术史书籍记其卒年为“1100年”，概由此而来。

(3)王诜（约公元1048年-1104年后），见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第187页。

(4)王诜，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约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以后，见史仲文主编《中国艺术史·绘画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5)“今而不浮”，即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远而不尽”，即境界深远，余味无穷。二者兼之可谓有“韵外之致”。

[1]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G].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2]俞建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K].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3]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0.

[4]沈士迈.王诜[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5]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

[6]翁同文.王诜生平考略[G]//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民国75(1986).

[7]谢稚柳.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8]金运昌.玉堂才子笔生花——王诜和他的《自书诗词》卷[J].紫禁城，200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