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陈元珍

1938年延安民兵演习现场（陈依范摄）

陈依范（1908-1995） 现代画家，作家，新闻记者。父亲陈友仁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广东中山人，生于南美特列尼达。早年在英国受教育，1927年按照父亲的要求到中国，在武汉人民论坛报英文版任漫画编辑。后又到莫斯科绘画学院学习，毕业后作为漫画家和记者先后在苏联和英国工作。1937-1938年在欧美与亚洲二十个城市展出中国画家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以外国报社记者身份驻华，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1946年以记者身份再度回国，访问毛泽东。1948年接受毛泽东建议，在伦敦建立新华社的一个分支机构。建国后来北京，先后参加国际新闻局及外文出版局工作。1971年前往美国讲学。著有《美国华人史》、《在上乐村的一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等。

我的丈夫陈依范（英文名字Jack Chen）生前和我在为写我们的家史《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的时候，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我们发现不少新的细节，这些细节照亮了大事件，给中国现代史做了补白。我称这是“失而复得的历史”，从太平军起义到文化大革命，很长，从哪里开始呢？依范曾告诉我，他的延安之行，是他生命中有数的最快乐的片刻。那我就从这里开始讲吧。我一边读他回忆延安的文章，一边想象他怎么走上这条漫长的、崎岖的、曲折的道路。

一、英皇爱德华时代的绅士

1926年底，伦敦街上的行人中，有一个长相挺有意思的18岁的年轻人。他黑黑的皮肤像广东人；他的头发卷曲成细细的螺旋状，但比他有非洲血统的姥姥的头发容易梳理得多；他的鼻子基本上是欧洲型的，是他的法国外公留下的痕迹。他的举止温文尔雅，并且非常注意外表。他的服装是定制的，头戴礼帽，皮鞋外加淡褐色的鞋套，手握软皮手套以及司的克。一看就知道他是有教养的英皇爱德华时代的绅士。他内在的修养也不错，欣赏书画音乐，爱好芭蕾舞。他看过第吉列夫领导的俄国芭蕾舞剧团的演出，永远不会忘记巴芙洛娃跳的白天鹅这一角色。她颤抖的翅膀渐渐停止不动，表示天鹅去世，戏院里鸦雀无声，足足有一分钟之后，全场观众才一齐起立，掌声如雷。

舞蹈吸引依范进入优美的境地，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翩翩舞姿会把他引向马克思主义的领域。那时他对共产党员的了解，完全来自英国报刊的报道。不管是保守派报纸，还是自由派报纸，他们都把共产党员描写成十恶不赦，缺乏理性的人。更糟的是，共产党员粗野无礼。《镜报》（Daily Mirror）甚至把反对共产党的斗争推进到犬类的世界。在它发表的连环漫画里，有条人人痛恨的野狗。如果依范记忆准确的话，这条野狗有个俄国名字，叫波普斯基，留着肮脏难看的黑不溜秋的连鬓胡子。波普斯基还有一个坏习惯，乱扔炸弹。

难怪依范这位英国派的绅士，从不接触，也不愿接触共产党人。1926年他的母亲去世。他的父亲陈友仁在中国，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写信叫他和妹妹友兰来武汉，全家团聚。他踏上国土的第一站是上海。早到中国大半年的姐姐茜兰来迎接弟妹。他们一见面，茜兰忙不迭地要依范陪她拜访暂住在苏联总领事馆的鲍罗廷夫人。他不肯去，他和共产党人没有共识，没有什么可聊的。茜兰反驳说，鲍罗廷是列宁派来帮助孙中山搞革命的，现任武汉政府最资深的顾问，不和他的妻子打个招呼，讲不过去。

依范辩不过姐姐，勉强跟着走。鲍罗廷夫人名叫芳妮，在二楼大舞厅里接见他们。她骨骼大，脸型见方，特别是下巴。芳妮张口就讲革命大道理，闭口先教训对方：“你必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她给了依范下马威，便掉头朝开着门的里屋抬一抬下巴颏。依范以为她叫出一个严峻的政委，来帮助她治理他的思想问题。谁知道进来的是一群美丽活泼的少女，她们像一阵清新的微风，吹进这间高雅但又暮气沉沉的大厅。依范喜出望外。她们一共三十个人，是著名的美国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亲自挑选的舞蹈演员。邓肯以她的魅力征服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送给她一幢小宫殿，让她开班授课。

依范还没有来得及喘过气来，这群少女，身穿宽大的古希腊式的长达膝盖的短袖上装，羞答答地显露她们的四肢，开始翩翩起舞。她们的舞蹈动作是邓肯按照古希腊瓶子上的浮雕以及壁画而创作的。依范看得出神，心想，如果古希腊有像萧邦与修贝德那样罗曼蒂克的音乐家，可能也会创作相同的舞蹈动作。这群少女中的主角的年龄与依范相仿，也是最好看的，使他一见钟情；并且与此同时，依范也爱上了其他二十九位女郎。这一转念，叫他自己大吃一惊。半个钟点以前，共产党在他眼里，一无是处；半个钟点之后，这些共产党培养的艺术家令他敬佩得五体投地。顿时他产生一个疑问：一贯自称客观公正的西方报刊，是不是名不副实？答案，他决定自己找。

二、马克思主义的独行侠

1927年2月，依范坐的英国轮船到达汉口。一小群人在码头上迎接他和他的姐妹。依范认出他的父亲，穿着灰色丝绸的中国式的长袍。站在父亲旁边的是宋庆龄，她的相片与真人很像。依范在汉口才住了五个多月，国共统一战线破裂，武汉政府垮台。陈友仁与宋庆龄反对清共，反对分共。他们拒绝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带着茜兰和友兰到上海，乘船去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莫斯科。蒋介石在上海的盟友，以及英法租界的警察可能跟他们捣乱，但是不至于扣留或者逮捕他们。鲍罗廷则另当别论，他走这条路太危险。友仁嘱咐依范和鲍罗廷一同沿着长城往西北走，出“后门”。他们从这里，通过长城最后的关口，横跨戈壁大沙漠。戈壁之大，号称天下第一，从北到南大约有五百英里，从西到东可能有一千英里，一望无际，满眼黄沙，卵石与沙砾。一路上险境丛生，一旦陷入，凶多吉少。

头几天，他们只见人兽尸骨，散布在沙砾荒野里，毫无生命痕迹。天气热得可怕，车子犹如开在黄沙熔炉的熊熊大火之中。他们口渴难忍，但是没有水喝，因为有严格的定量分配。温度不断升高，大地之上的光线，闪闪烁烁，像电影开演前，渐渐拉开的颤抖的银幕，诱惑观众想看个究竟。依范忽然看到清凉的泉水从山顶一泻而下，像彩虹织成的帘子，到山脚汇成一摊靛青色的水。依范大喜若狂，高喊“有水喝了！”。然而汽车一开近，天堂便消失了。原来是海市蜃楼。为了追求沙漠幻景，依范的车子脱离主要的道路，开入歧途。看来天黑之前，他们不可能抵达目的地。这差一点要了他们的命。天气说变就变，狂风吹起灰黄色的沙砾，蓝色的天空顿时昏暗。气温很快下降，寒风刺骨，并且吹倒一座座沙砾堆砌成的沙丘。风沙扑脸，他们看不清楚前面的路，难辨高低。依范这时才意会到，沙漠风暴如何把整个村镇毁灭得无影无踪。但是他们束手无策，只能躲在最安全的避难所，那就是背靠汽车坐着，静等风暴停息。

咆哮的狂风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依范抬起躲在胳膊里的脸，四周寂静无声，傍晚的星星，一颗一颗地闪亮，像金色与银色的小灯笼挂在深蓝的天空，地平线上升起薄雾，新月即将露脸。旅人们庆幸死里逃生，搭上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直达莫斯科。

依范本来没有准备在莫斯科待长，就跟父亲回国。陈友仁和斯大林交谈，意见不合。主要的分歧在于对蒋介石的看法。友仁自己以及代表宋庆龄拒绝妥协，斯大林却要承认南京政府。友仁决定流亡巴黎。依范没有跟走。他留在苏联，考进莫斯科高等工艺学院。这学校是根据列宁的思想而创办的全世界第一家半工半读的学校。学生除了学画画之外，还学木刻，蚀刻，平版画，摄影平版画，以及摄影学等。学校另加一门特别课程，训练革命艺术家在没有印刷机的艰苦条件下，仍能印刷传单或者报纸。

1931年依范毕业。他要回国，几经挫折，直到1936年方才如愿以偿。他一到上海，立刻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1937年他携带自己的以及其它进步艺术家的作品，到莫斯科、伦敦等地展览，好评纷纷。英国报刊的颂扬，使依范在西方文艺界声誉鹊起。美国作家协会发出请帖。依范于1938年初越过大西洋，登岸纽约。他的画展非常成功。此处限于篇幅，无法把我书中的描述全盘端出。我举例略加说明。依范的展览会由纽约著名的ACA 画廊主持。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刊载了依范带来的几幅画。与美国销路最广的《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齐名的《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用四整页刊登画展的作品。第一炮打响了，他到处受欢迎。举一例而知全局。好莱坞巨星雪维儿·薛德尼（Sylvia Sidney）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上，请来不少大明星，包括保罗·茂尼（Paul Muni），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等人，盛况空前。

这个巡回画展的影响之大，还有最近一个例子说明。彼一时，此一时，相距70年，沧海桑田，恍如隔世。但是艺术生命比人的生命长。伦敦大英博物馆名列世界十大博物馆之内，最近从阿姆斯特丹买来该画展的复制品。我之所以知道此事，因为大英博物馆问我能否允许他们把依范的画陈列在他们的网站上。在该馆做研究工作的Paul Bevan，曾问我要有关依范绘画的材料，写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他遗憾地说，有关陈依范的中文材料太少。

1938年夏天，依范从旧金山坐船到香港，在那里和他父亲相聚，并且开了展览会。那时南京已经失守，汉口成为蒋介石政府的临时首都。依范在1927年以外交部长的儿子的身份，受到汉口人民的欢迎。这次他又来汉口，身份完全不同。他是得胜回来的英雄。大家公认他的巡回画展，严厉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过去从没有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获得西方世界如此重视与赞扬。

依范想去延安，把延安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在下一次他周游列国的画展里面。他的朋友摇摇头，表示棘手。自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共产党可以公开露面，但是蒋介石的特务监视，限制他们的活动。要去延安，最好偷偷溜走。依范大名鼎鼎，突然失踪，也许会惹是生非。他们说得对，依范听从劝告，想办法打通关系。正在他挖空心思的时候，有人来找他拉关系。此人来头之大，无出其右。7月的一个早晨，依范接到蒋介石的新闻秘书霍灵顿·董的电话，通知他，蒋委员长与蒋夫人今天请他喝下午茶。

蒋介石的官邸是一幢位于万紫千红的花园里的洋房，俯视白浪翻滚的长江。宋美龄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为了表示与人民共赴国难，毫不显露奢侈的生活方式。她穿一件剪裁合身的黑缎子旗袍，带一条普通的金项链，手上只有一枚结婚戒指。女主人的客厅布置像她的装束一样，高雅得体。蒋氏夫妇接待依范喝标准的英国式的下午茶，难得美龄还记得当年在汉口外交部长公馆的饮茶规矩。夫妇俩人就像欢迎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一旦重逢，有讲不完的话。什么背信弃义，什么血腥屠杀，仿佛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亲切地问候依范的全家人。寒暄完毕，礼节周到，蒋夫人最后透露请喝下午茶的目的，要依范用笔写出画出中国抗战的真相，当然是她眼里的真相，向全世界报道。依范说，他作为记者，作为画家，义不容辞，当然他没说真相是多方面的。他只说需要多看看，美龄点头同意。依范趁此机会，要求申请通行证去延安看看。美龄稍一迟疑，便大大方方地交待霍灵顿·董替他办手续。

1938年夏，江青（右）初抵延安，与陈依范住同一个招待所（陈依范摄）

三、初访延安

每当我回忆依范对延安的第一印象的时候，我看见他容光焕发的脸在我眼前升起。我尽可能用他的话来叙述这次经历，以便忠实地转达他的满腔热忱。

西安有中共联络处，他们正巧有辆卡车到延安去。依范刚爬下国民党的卡车，就爬上共产党的卡车。依范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景色看得清清楚楚。道路年久失修，凹凹凸凸，高低不平。司机吃力地开车，一个小时只行进了一两百米。再加上高原的阳光强烈，热得乘客透不过气来。幸好卡车很快开进绿树成荫，河水蜿蜒的幽谷。大家松口气说，快到延安了。话音刚落，景色突变，先出现的是西式的大教堂，后面山峰上有高耸的东方式的宝塔，这标志着延安近在眼前。再过几分钟，卡车缓缓开上延安主要的大街。

所谓大街也只比卡车稍微宽阔一点，两旁人行道上的店铺，距离大街只有三步，依范觉得伸手可以摸到它们。卡车开到中途，迎面走过来一对很不相称的行人。一个是高大的男子汉，身穿大出一两号的蓝布干部制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大概为了缩水才这样剪裁的，他的裤脚卷起。他旁边的警卫大概只有十二岁，又矮又小，身穿灰布军服，狭窄的肩膀挎着一支古老的庞大的德国毛瑟枪。司机看见那人，大声喊道：“毛主席，我们回来了！”

依范急忙叫司机停车，把头伸出窗外。毛泽东瞪眼瞧他，若有所思。依范说，他是陈友仁的儿子。毛泽东笑着点头，举起右手打招呼，请依范下午去聊聊。毛泽东这么快接见他，使依范很高兴。他一到延安唯一的大宾馆，想冲淋浴。不料大宾馆没有一间小澡房。谁要洗澡，请跳进流过延安城的延河。依范喜欢游泳，正合适，从头到脚，来个浑身大清洗。他换上干净的衬衫和长裤，精神抖擞地去拜访毛泽东。

毛泽东住在城里一幢石头的小房子里，共有两间屋。他在一年以后才搬到窑洞去住。毛泽东请客人喝的茶，只有几片茶叶，等于喝白开水。但是依范喝得很痛快。他一眼就爱上了没贫没富，平淡朴素的延安，不在乎茶淡茶浓。他想多看看，把所见所闻画出来，写出来。毛泽东表示赞成，说会嘱咐周扬替依范安排。

夕阳西下，余晖落在山顶前的宝塔上。谈话应该结束。依范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送他到门口。小警卫员坐在一条板凳上，拿把小刀削木头做玩具。旅途疲劳，依范提早上床。一觉醒来，他闻到的是乡村的新鲜空气。他走到院子里一排搪瓷脸盆前，这里是所有来宾的公用的盥洗室。依范漱口洗脸，听到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女学生来接他，去和学生一起吃早饭。依范跟着她爬上城墙后面的一条羊肠小道，拐过去就通向山腰里一片平地，那里靠着山坡，大概有十二个窑洞俯视山下。平地上摆着筷碗，按照五星图案布置。

周扬亲自来招待。他看来和去年依范认识他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白皙的皮肤稍微晒成淡棕色。他身穿军装，但是并不像军人。他笑着让依范坐在贵宾的位置，大家席地而坐。早餐是小麦粥和泡菜。吃饱肚子，周扬带依范往山下走，去参观学生上艺术课。山谷里高达三四尺的矮树与野草，遮盖了小路。周扬停住脚，猛吹口哨。哨声尖厉响亮，惊醒了矮树丛，一刹那间，二十多个年轻的笑脸，从戴着伪装的绿色枝叶的大草帽下抬起来，气氛变得十分活跃。延安艺术家必须兼任游击战士。

学生围拢来，要依范给他们上一堂绘画课。他欣然同意。当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举出法国画家杜密尔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们一愣，迷惑不解，他怎么可能受一个法国资产阶级画家的影响最大？依范解释说，杜密尔画笔下的洗衣妇像皇后一样庄严，菜市里买虾的少女像公主一般美丽。他在画中国贫苦平民的时候，以杜密尔为师，努力追求同样效果。他指着一幅农民肖像画说，这农民备尝艰苦，但是不失尊严。

大家拍手叫好。学生的热情启发了依范。他们缺钱，缺乏与外界艺术家交流，因此很少知道外国绘画大师的作品。他在延安短暂逗留的几天里，给他们讲了几次课，还送给他们一些画。然而延安最缺乏的不是艺术。有一天丁玲听说依范带来一小箱医药用品，一定要拉他去参观矗立着延安宝塔的山腰里的伤兵医院。他们爬上半山坡，走进一个窑洞，算是病房，有两个炕，其长无比，从窑洞口直到窑底。伤兵躺在高粱垫子上。他们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其中两三个人的伤口恶化为坏疽，死期已近。

丁玲语重心长地说，依范带来的一箱医药用品，是雪中送炭。依范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他的喉咙被强咽下去的泪水哽住了。依范再乐观，也不得不默认，蒋介石封锁延安，相当成功。国外给中国抗日的援助，蒋介石巧取豪夺，占为己有。依范向自己发誓，要利用一切可能去感受，观察，了解延安，以便真实地生动地向国外介绍延安。他去鲁艺与抗大讲课；他给丁玲的文工团画布景，搞灯光，甚至上台客串；他跟着他们，做到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依范忙得不亦乐乎，时间飞快过去。这时周恩来从汉口回来开会。毛泽东约他一同到总部聊聊。依范打算借这机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能否让他在延安定居、工作。他兴冲冲地渡过延河，走上位于峭壁边缘的平台，后面是一排窑洞，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室。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们的同志，坐在板凳上，享受清早温和的阳光。有一个老战士，穿着褪色的灰军装，裹着绑腿，身板笔挺。毛泽东招呼他过来，把他介绍给依范。依范一听他的名字，不禁吃惊。难道这个带点羞怯的乡巴佬真是吓破敌人胆子的红军之父朱德吗？

当依范提出他的搬家计划的时候，周恩来作了补充。他建议，依范轮流在延安住一阵子，再到海外住一阵子，来回两边跑。接着他解释说，他仔细阅读了依范的巡回展览的剪报，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依范能接触他们无法接触的西方人士。依范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特别便于和上层阶级交际。而且他还有全世界通用的表现思想与感情的艺术手段。他的才能可以弥补中共对外宣传的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周恩来希望依范做中间人。虽然有几个欧美记者，企图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共革命真相，但依范是中国人，而且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革命家的儿子。陈友仁在与苏联结盟的同时，从不忽视与西方国家沟通，这是值得重视的外交政策，应该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共想打开一扇朝向它们的新窗户，认为依范是最合适的人选。

依范感叹说，他能打开的窗户很小。周恩来说，没有大窗户，小窗户的意义更大。他的同志们连连点头称是。

当依范告别延安的时候，他答应在六个月到八个月之内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等八年之久。他在伦敦等苏联大使馆批准入境签证，还没有拿到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是英国公民，适龄壮丁，虽然还没有被征，但是不能离开国境。就这样，依范在英国待了七八年。

依范给我谈起当年情况，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和英国共产党以及工党左派，共同宣传“另一个中国”，使英国人民知道中国除了蒋介石的政府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治理的广大地区。这极有助于把英国人民捐的钱和医药用品以及设备送往解放区。

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英国援华史》第127页上，作者Arthur Clegg 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依范的贡献之一。他写道：“但是有两篇文章直到今天仍然值得记忆，令人难忘。一个长篇是白求恩写的《伤口》，另一篇是陈杰克（依范的英文名字）写的……介绍了抗大。”

他又在第7页上写道：“援华委员会在创立并维护国际和平医院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这个医院已经从五台山搬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它的存在有极大一部份应该归功于所有为援华委员会出过力的人。”

依范言而有信，说出话来算数。他身在伦敦，心在延安，往事历历在目，都化成为革命服务的原材料，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