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一吟

丰一吟（右）在台湾“大家来谈丰子恺”座谈会上发言

2010年1月底，为了去台湾参加一小时“大家来谈丰子恺”的座谈会，我竟办了去台湾旅游8天的手续！这次座谈会，是由香港陈一心基金会召开的，无法由台湾发出邀请信。于是，除了参加旅游团并在其间离团一天去参加座谈会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就办手续，去游8天吧！

台湾同胞的素质真不错

我们是所谓“高进高出”，也就是从上海飞往台湾的南端高雄市，在宝岛上兜了一圈，又回到高雄，从高雄飞回上海。这次旅游，台湾美景全收眼底。但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宝岛上同胞的素质真不错！

我遇到了两件使我感动的事。有一回，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们的团队必须在山里走相当距离的一段路，才能和我们的大巴车会合。在整个团队中，我和另一位男士是“八零后”的高龄，走路走不快。别的人都到达汇合点了，我们两人却由导游陪着落在后面了。时间不早，天已渐渐黑暗。

忽然，一辆白色的私家车从我们左边驶过，却在前面停下来了，而且开了门，我以为有人要下车。岂料车主在向我们打招呼，请我们二老上车，要带我们一程。（他们看到拿旗子的导游陪着我们，知道是掉队的）我受宠若惊。怀着感激的心情，和另一位老先生上了车。车主送到前面，看到了团队，就停下来。我们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心里感谢车主的，其实不是为了少走了这段路。慢慢地走，我们还是走得动的。我感激的是萍水相逢，车主居然毫不犹豫，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上海那几家台湾人办的“枣子树”（“早吃素”的谐音）素菜馆来。素菜馆的女主人对我说，“枣子树”录用员工的标准是“孝顺”。她说：“孝顺的人必然是好人。”这句话很有道理！

我们虽然和团队会合了，可这是三岔路口，我们竟走错了方向。导游一再和大巴司机手机联系，但山里除了茂林，找不到一个人可以问问。走到后来，在导游一再和司机联系下，终于发现我们是走错了路！说来也巧，从后面忽然驶来一辆暗红色的小货车。导游拦住他问路。司机回答说要退回到那三岔路口，从另外那条路往前走。导游告诉他队里有两个老人走不动，司机竟愿意载我们，调头走回头路专门送我们到大巴所在地。他把车里的货整理了一番，好容易腾出两个座位来让我们坐进去。然后调头经过那三岔路口右转弯，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大巴所在处。我手里早就准备好一些台币要酬谢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收，调回头把车开走了。

我在台湾遇到的这两件事，至今一直念念不忘！

对了，还有一件事呢！我们到一处海边游玩。会游泳的队员就下海游泳。我和一块来台的女儿对此没有兴趣。我倒是想找一个“洗手间”。女儿陪着我往公路方向走。可两旁都没有WC的指示牌。我们来到一家喝咖啡的店前，进去想向女营业员打听哪里有厕所。她很客气地说：

“我们这里就有！”

我向她道谢后就进去了，出来时总觉得不好意思，就请她卖一杯咖啡给我们。她说：“好的。”就要动手制作。我一边取台币一边问她多少钱。“送给你喝，不要钱的！”“啊，那我不要，不敢当！谢谢你啦！”我一边说，一边和女儿连忙离开了。我们都感觉到：“台湾同胞真客气！”

我离队一天，除了参加讲座外，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朋友家坐坐。江朝阳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得知我要来，请了慧观法师等好几个朋友来一起聚聚。饭后，我对江先生提出要求，希望他陪我去开明书店看看。我在到台湾之前就向他提出过。所以他已打听到了开明书店的地址。这时便驾车载我们过去。开明书店果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了！虽然这条马路已面目全非，但开明依旧还保留着61年前的模样。这一天店内无人，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我拍了几张照，感慨万千！61年前的夏秋之交，爸爸曾带了我来到台湾。那时我才19岁，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妪！

61年前，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1948年，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书店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章先生是带家属同行的，所以爸爸就带了我一起去。我们两人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记得那时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用小汽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那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妈妈几乎每天都要为生计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爸爸去台湾的缘由，就是上面所说的，想换个环境。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没有他喜欢喝的绍兴酒一类的黄酒，只有米酒、红露酒，他喝不惯。酒的问题总是使爸爸伤脑筋。钱歌川先生来台湾时带来一坛绍酒，要请爸爸去喝，爸爸叫他送到开明书店来与众同乐。上海的弟子胡治均从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思念绍酒，马上到麦家圈去买了两坛上好绍酒“太雕”，托人带到台北开明书店。爸爸很高兴，烟酒是不分家的，爸爸马上在开明书店举行了一次“绍酒宴”，让江南来的朋友大过其瘾。大家一起吃，很快就没了。黄酒是爸爸的命根子，于是只得离开了台湾。这是后话。

台湾开明书店今貌

且说9月27日，我们和章家坐上了“太平轮”（就是后来沉没了的那艘轮船），离开了上海。在船上一宿，早晨发生了章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手表被窃的事。船上的工作人员因见旅客名册上有丰子恺的名字，对于查这案子特别起劲，终于查到了小偷——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爸爸后来写下了《海上奇遇记》以记其事。

我们在基隆上岸，来到台北。章老板一家就在开明书店住下，我们被安排在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我这回重游宝岛时没时间再去探访这宿处，料想也已变了样了。当时宝岛收复才三年历史，因此这里的地名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遗迹。不仅地名如此，当地人还会讲日本话呢。

有一回爸爸和我去餐馆吃饭，女招待讲台湾话（即闽南话）我们听不懂。爸爸和我吃菜都是很苛求的。爸爸能吃海鲜，但要求菜里别放猪油；我不吃海鲜，吃猪肉还要指定瘦的。这样复杂的内容，无法用手势来表达。这下完了！忽然爸爸灵机一动，试着对那女招待讲日文。爸爸一开口，她就应答如流。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在台北，爸爸也有不少新朋旧友往来。1923年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他在上海遇到任教于立达学园的在日本认识的黄涵秋先生，通过黄认识我爸爸。后来交往甚多。那时，钱歌川先生受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正在台大创办文学院，他和爸爸在台北常相往来。爸爸与学生萧而化一家，也在台湾重逢，互相回忆抗战时期在萍乡他们夫妇接待我们一家的情况。想不到会有抗战胜利后在台湾重逢的一天！

刘甫琴先生在这里任开明分店经理，招待很客气。我们平时都是在店里吃饭。爸爸和章老板一起喝酒，论古谈今，谈到高潮处，章老板就拍拍屁股哈哈大笑。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仔细记录。章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谈话内容一定是极精彩的。可那时19岁的我，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不喜欢听。有几次我不跟爸爸去开明吃晚饭，情愿自己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食吃，有一回把保险丝烧断，整个招待所漆黑。他们惊讶怎么回事，忙着修复。我躲在房里装作没事一样。即使去开明吃饭，也总是闹着要早点回去，而他们的谈话方兴未艾，惹得章老板搔搔头皮连声说：

“一吟要先回去，葛东西……葛东西……”

“葛东西”是绍兴话里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吧。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先回去了。

10月13日晚上8点15分，爸爸应邀在台北电台作了一次以《中国艺术》为题的广播演讲。还在中山堂举办了一次画展。

可是，靠带来绍酒喝，决非长久之计。爸爸决定不到台湾来安家。于是，我们随章老板一家游玩了一番后，便离开了台湾。我们先游离台北较近的草山，下榻阳明山庄。后来启程到台中，坐小火车上阿里山。那火车是头尾各有一个龙头的，走在“之”字形的铁路上，轮换着用前后两个龙头拉动车厢上山。我们观赏了三千年神木，爸爸后来还画了一幅阿里山云海的画，题名《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斛愁》，是一幅富有宗教意义的画。

最有趣的就是住宿在山顶日本式的旅馆里。躺在“榻榻米”上通过落地玻璃窗俯观云海，犹如躺在一大堆雪白的棉花丛中。棉花中间伸出一株株树梢来，真好看。次日清晨，冒着严寒去看日出。

在阿里山上，我买了一个比眼镜盒短一点的手炉，里面不知装着什么，点燃后，用手握着它可以取暖。这东西竟然一直保存下来，后来捐给重建的缘缘堂陈列起来了。

离开了阿里山，我们来到日月潭，在山顶的湖泊中泛舟，访问当地的高山族公主。大公主不在家，我们就与二公主合影留念。下山后，经嘉义、新竹回到了台北。

在台湾盘桓了56天，我们于11月28日渡海回到了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