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美,厉月姣

1 前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民族危机,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具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泱泱大国在近代科技产物面前不堪一击,割地赔款接踵而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各种文化也涌入到中国,作为近代西方文化之一的近代西方体育,也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并在中国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长河中孕育而出的中国武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武术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武术社团的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人民要求进步,社会要求改革,武术界的能人也纷纷组织武术社团。当时,许多大中城市都相继建立了武术组织,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林立,以宣传武术、保存国粹和强国强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除了精武体育会外,还有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致柔拳社等数十家武术会社。北方燕赵之地自古有习武传统,北京也是武术组织集中的地区,北京体育研究社、北京武术体育会、国强武术研究社等20多家武术会社为武术爱好者提供了以武会友、交流技艺、强身健体、抒发保国强种情怀的场所。其他如天津、四川、山东、河南等都有一些著名的武术组织。全国大大小小的武术社团有上百家,这些社团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纷纷组建分会,有的甚至在海外建立分会,可见当时武术社团发展之繁荣。

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些武术社团和以往的社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武术社团的建立和发展来说,多数武术社团是在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或者政府政要的组织和倡导下成立的。从武术的传授方式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武术社团已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传授方式,摆脱了过去单一家传、宗教传,或仅在一个秘密结社中传授的状况,而是面向社会,公开地采用团体传授的方式传授各门各派的拳术。由于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不少人对中国传统体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一改武术致用之志,而以武术为卫生之方”[10],开始从强健体魄角度阐述武术的作用。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在传授武艺过程中也改变了过去只注重传授武术技法的传统,开始注重武术的健身祛病和强身育才的作用。这一时期,武术社团多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且具有明确的宗旨。

清末民初的武术社团因为有极高觉悟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组织和领导,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传授方式和传播内容,形成了完善的机构、规章和宗旨等。他们在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写下了浓浓的一笔,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社团文化,使得武术的发展有了新的生命力。本研究从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组织文化理论为依托,对这一特殊时期武术社团的文化建设从三个不同层面进行归纳、演绎和分析,从而揭示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的本质内涵。

2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最大的转变就是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开始丧失主权独立,西方列强开始鱼肉中国,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而来的是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从武术社团的建立和发展来看,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大,故本研究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2.1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政治背景

2.1.1 反帝反封建斗争

自古以来,有侵略就有反抗,面对西方列强的铁蹄蹂躏,清政府选择了卖国求荣,并且与列强结合鱼肉百姓,糟蹋中国。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纷纷举旗反抗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保家卫国。于是,在19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从广州三元里农民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史歌。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虽然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传统武术作为手段之一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开始由一姓一村的地域家族传承向以组织练习方式发展。农民起义失败后,有的拳师开始另谋出路,辗转进入城市进行武术教习,将武术带入城市,为城市武术组织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师资基础。

2.1.2 政治集团的改革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人在同侵略者较量中,开始正视中西文化差异,逐渐认识到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掀起了开办军事工业和军事学堂,编练新军等洋务运动,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一场旨在通过“变法图存”,走上“自强富国”的维新运动,“庚子事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也实行了一些改革。

上述改革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学习西方。在这些改革过程中,西方体育作为西方文化之一被引进了中国。但是,清政府统治集团的改革是列强侵入后的被动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的性质,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体育也是被迫的,许多认识只停留在言论宣传上。在强烈的救亡思想影响下,体育(不管是西方体育,还是中国传统武术）被寄予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情感,使得体育的发展缺乏理性和客观的思索。

2.1.3 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

戊戌变法和清政府的“新政”并没有使清统治阶级摆脱内忧外患的境况,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政府由失望变为反对,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后,已磨刀霍霍指向清政府,意在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成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后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但是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已不可抗拒。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的盛行,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但是袁世凯却所谓尊孔复古,重建帝制,其行为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表抨击尊孔复古文章,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反思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及其思想控制下的教育制度的得失,进一步研究和提倡体育,为新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体育思想强调体育目的在于教育人,重视体育对人全面教育的作用,提高了体育的地位[10]。

从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有过斗争,但是更多的是失败。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生活,国家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半个世纪中国遭受的苦难和经历的斗争比任何时期都要多,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武术也一路曲折地发展,从武举制废除,武术在军事技术范畴退出,转而走向民间发展路线,到后来随着西方列强侵略而进入中国的西方体育的冲击,中国传统武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再到后来,有识之士提出强国强种,武术作为中国的传统技击术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武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设场私授到开班招生,开始以城市为中心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2.2 清末民初体育文化思潮对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影响

所谓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数量人群的社会政治愿望并具有趋势性的思想潮流,是一种群体意识。清末民初,由于西方体育的传入,对本土体育(武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两种体育的碰撞产生出新的体育文化思潮,推动着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本土武术的近代化演变。

2.2.1 尚武思潮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就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引进西方体操,开始编练新式军队,使得人们对西方近代体育有了最初的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广泛宣传西方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极力提倡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在传播西方教育的同时,他们各自对体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强国强种的尚武思潮。

在维新人士及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宣扬下,尚武思潮渐渐在思想界流行开来,使当时的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8]。维新变法失败后,国人更是深感文弱之耻,天下之人无不想强己之体力,改中华文弱之积习。

2.2.2 军国民体育思想

20世纪初,这种尚武思潮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被更具有理论色彩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所代替。本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民教育,主要是在“尊君”、“爱国”的口号下,借口培养“军国民”,使其接受军事训练。这种思想传入到我国主要是受一大批留日学生的影响,也与当时国家的强兵、强种、强国观念有关。

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尚武”,以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来教育国民[1],将中国铸造成全民兼兵的国家。早在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就主张实行军国民主义。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尚武”,认为军国民主义的核心就是尚武精神,作者广徵博引,讲述了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军国民教育思想被官方正式确认。

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最大影响就是带动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随着军国民主义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涨,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举起尚武旗帜,如上海等地成立体操会、体育会和尚武会以及后来成立的精武体育会与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有关,说明军国民思想对武术社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2.2.3 新体育思想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其过程中,由西方引进的文化思潮不尽其数,这些思想各领风骚,相互激荡,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重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体育思想。

辛亥革命后,人们在精神上进一步大解放,民主潮流持续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危害,军国民主义日渐衰微,尚武教育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当属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又称实用主义教育）。在杜威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伍德、威廉姆斯等人吸收了融合欧美自然教育思想,形成了新体育学说。我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向新体育思想过渡,人们开始从培养人的角度来看待体育的价值。在这种自然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也开始寻求其更多的价值,“自卫应敌”不再是提倡武术的主要依据,更多的是从强身健体角度阐述武术的作用,武术开始从“致用之志”向“卫生之方”转变,这标志着传统体育现代化的真正开端[10]。

2.2.4 新旧体育之争

19世纪20年代,民主之风依旧盛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我国19世纪初的20年体育发展进行检讨,认为中国的体育只是照搬了西方体育的模式,并没有真正领会其精髓,对体育还缺乏详尽的研究,要求学西方体育之内涵而选择适合我国的体育发展道路。也有一些人认为,武术乃我国之国术,较现代体育更加有优越性,更适合我国的国情。武术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方法,还是锻炼精神的方法；不仅有练肌肉的方法,还有练内脏的方法,是“无处不平均发达”的全面之体育[10]。

这就是“新旧体育”之辩,这场思想争辩并没有阻碍西方体育的发展,而是让人们在正确认识西方体育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最终结果不是传统体育取代了近代体育,而是按照近代体育的原则去发掘传统体育的体育意义,并对其加以改造。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改造,部分传统体育形式才找到新的立足点,成为近代体育教育的一部分[11]。

这些体育文化思潮的跌宕起伏,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洗礼,一些武术界的有识之士在民主与科学的呼声中醒来,他们对武术的价值也有了新的看法,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林立在中华大地上,并提出了“提倡武术,增进民众健康”、“锻炼身体,培训人才”、“保存国粹,强国强民”等口号,积极宣传武术,传授武术,推动了民间武术的发展,使许多人对武术有了新的认识。

3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的形成

3.1 社团文化简介

要对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进行研究,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社团文化。从社团的性质出发,社团是组织形式的一种,其文化研究可以以组织文化理论为切入点。

根据组织文化理论,在一个组织产生发展过程中,属于组织内部并影响组织运作和发展的所有文化因素及其组织内部所存在的种种文化现象都称为“组织文化”。组织文化结构可分为3个层次：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物质层是一个组织文化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组织名称、组织外貌、组织纪念品等；制度层是相对隐形的中间层,是组织成员在共同的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一般制度、特殊制度和组织风俗等；精神层是组织最内层或最深层的组织化形态结构,是衡量一个组织是否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文化的标志和标准,一般包括组织的最高目标、组织精神、组织宗旨、组织道德等。这3层面的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共同组成了组织文化的结构框架。物质层是组织文化的外在表现和载体,制度层则约束和规范着物质层及精神层的建设,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组织文化建设无从谈起。精神层是形成物质层和制度层的思想基础,也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13]。

社团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有自己内部的组织文化,形成一种社团文化。优秀的社团文化是社团管理的高级工具,是社团无形资产和社会公信度的主要体现,是社团组织实现战略目标的深厚土壤。对一个社团的社团文化进行研究,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可以帮助社团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根据组织文化的理论,从中提取共性的成分,用于社团文化的构建和研究,社团文化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在社团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形成并为全体成员所认同与实践的社团精神、管理理念、宗旨使命、行为规范、办会方针等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和管理风格、传统习惯等都是其社团的文化表现。本研究中的社团文化是指一切由社团创造的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根据组织文化的3层次理论,现将社团文化也分为3个层次：表层文化(物质层）、中层文化(制度层）和深层文化(精神层）。表层文化表现在人们能够观察到和感受到的社团的外部形象,包括社团名称、社团工作环境、宣传手段、纪念品、标志等等,它展开的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中层文化包括社团组织体制、领导体制、管理制度、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等,它展开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深层文化即社团的精神文化,是最内层或最深层的社团文化形态结构,是社团文化的核心,包括社团精神、办会宗旨等。

3.2 清末民初武术社团的表层文化

本研究主要从武术社团名称、宣传手段和标志上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的表层文化。

3.2.1 武术社团名称

名称是对一切事物给定的标签,以便区分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个体。一个事物的名称是该事物给人的最直接的印象,同样社团名称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清末民初的武术社团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单一的家传、宗教传,或仅在一个秘密结社中传授的状况,而是面向社会,公开地采用团体与个人传授并举的方式传授各门各派的拳术,社团也改变了过去派、门或流等的命名方式,在命名上更加科学化。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中华国技研究会、武术研究会、俭德会国术社、北京体育研究社、中华尚武学社、北京武术体育会、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国强武术研究社、四民武术研究社、天津中华武士会、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会、天津道德武术研究会、四川武士会、青岛中华武术会、山东武术传习所等等社团的名称都是从武术的研究或传播出发,具有很强的直观性。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社团名称都有其深意所在。如精武体育会从开始的精武体育学校到精武体操学校,再到最后的精武体育会,其名称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最后取精武体育会之名,意为“运用武术以为国民体育,一则寓拳术为体育,一则移搏击术于养生,武术前途方能伟大”。中央国术馆的创始人之一张之江先生申请将武术改为国术,意为“中国武术”,将其发展成为国之技击术,并设立中央国术馆,是想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发扬武术,以此来增进国民体质；中华武士会的创建人叶云表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该会自成立起就赋予了极深的革命意义,命名为中华武士会,意为反抗外敌侵略,保卫国家,培养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华武士,又如国强武术研究社,意为研究并发扬中国国有之技击术,以此来强兵强民强国。此外,还有很多武术社团的命名都使我们感受到当时社团创始人的思想、精神,并且,能够想象到他们当年为了发扬武术而做出的努力。

3.2.2 武术社团的宣传手段

一个社团的发展过程中,好的宣传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扩大社团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清末民初的武术社团在发展过程中,采用形式各异的宣传手段。本研究在对史料的整理和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各社团共同采用且效果良好的宣传手段。

3.2.2.1 建立分会

建立分会是发展和宣传社团,推广武术的最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武术社团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积极筹备建立分会,如上海精武体育会除了在上海设立3个分会外,还在绍兴、武汉、广州、佛山、汕头、厦门等地均设有分会,后又在东南亚华侨聚集的地区设立了分会；中央国术馆在地方各级市(县）建立地方国术馆；四川武士会在重庆建立分会；天津的中华武士会在日本东京建立分会；致柔拳社先后在苏州、广州等地设立分会；这些武术社团及其分会的建立,使得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广泛传播的武术组织网,极大地加速了武术的发展。

3.2.2.2 武术教学与培训

武术教学和培训是培育武术人才的一个快速途径,也是宣传武术社团的好方法。大部分的武术社团除了原来开办的学员班外,都会定期举行武术培训班,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武术教学,如北京体育研究社就设立了高等研究部、普通研究班、专修班和民众练习班。上海的精武体育会、中华武士会、致柔拳社、中国太极拳社、中华体育会等组织,都会在暑期开办国术训练班,或称国术研究班,参加的除了一些教师和学生外,还有职员和工人等,使得传播的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3.2.2.3 出版书籍刊物

出版书籍刊物是武术理论传播必不可少的方式之一。清末民初的武术社团在理论传播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版的武术著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如精武体育会除了创办《中央杂志》、后改名为《精武杂志》,还编辑出版了各类武术书籍教材数10种；出版各类武术著作与刊物是中央国术馆的一个重要活动,该馆还专门成立编审处负责出版武术论著,除了创办《国术旬刊》(翌年改名为《国术周刊》）,出版了多种书籍外,还应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编辑完成40多种教材；北京体育研究社也出版过《体育》月刊,编著教材；致柔拳社先后整理出版了《太极拳》、《太极剑》、《太极答问》等著述；上海中华武术会创办会刊《武术》。

3.2.2.4 组织表演和竞赛

组织表演和竞赛是提高知名度和宣传的好手段,清末民初的一些武术社团就是积极采用这种方式来传播武术,当时的武术表演和竞赛内容丰富,规模惊人。据史料记载,1920年8月29日,中华武术会举行了武术表演大会,有弹腿、查拳、六合拳、红拳、查刀、六合刀、春秋大刀、对打棍、峨眉刺破单刀等几十个项目。四川武术总会每年春季都举行打擂式的武术比赛。中华武士会1912年秋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盛大的武术表演。致柔拳社于1929年在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开幕式上表演了集体太极拳。

3.2.3 标志

标志是能够被组织内部成员所共同接受的、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如社团内部的仪式,社团的旗子、图案、歌曲、标语、口号等。精武体育会的会旗为白色的长方形,斜缀红、蓝、黄三色,取平等、博爱、自由之意,且配有青莲色三角小旗,精武二字为黄色,上横为黄色,三星也为红蓝黄三色。这种小旗是为各会员提供的,挂于住宅之中,以示晨夕不忘,另外,还做了徽章,徽章为盾形,“意取正常防卫也,而身而家而国而世界,咸若此焉”,盾外为绿色,盾内为略深如玫瑰的红色,中有黑色的精武体育会五字,间嵌白色的三颗星,盾的周围有一白线。徽章分4种,一种是,盾后有插针,一种是,盾后有袖针形,这两种是给男会员使用的；一种是,领扣式的,是给女子模范团使用；第四种是做成戒指形状,男、女会员均可使用。精武体育会对会员的制服也做了规定,具体到用什么衣料、纽扣怎么安排等等,并提出了“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的口号,注意会员的武德培养。

上海中华武术会徽章为长方形,上有上海中华武术会7字,字下面中间位置是中华武术会的徽章。该会的会徽设计似人字形,且形似蘑菇叶,中间有英雄结,刻有红心和武字。人字形表明发挥人道主义,使得每个人都遵守这个宗旨,用以谋取自强之幸福,世界之和平。英雄结表示高尚的观念及勇敢的状态,中间嵌有红心和武字表示良心之作焉,谋国民体育之健康。形似蘑菇叶——蘑菇叶的前尖而后面形状如锥,意为锐进无退,为章之生生不已也[9]。

中央国术馆的馆旗中间取国字与术字相合而成,置于圆中,寓武术为吾国国粹,倡于国,藏于国,用来巩固国防的意义。在旗帜的中央,为中央设馆,倡明国术之意。旗帜为方形,因国术变化无穷,归于动静中,所以以方形象征静,而外围泛以圆光,昭其动,动而有耀,于是光射四面八方。圆外加二十八条光芒,象征全国二十七个省以及蕃属各地。旗帜没有边缘,寓智圆行方之意。旗帜取国民党的颜色青白色,且置国旗于斜上方,意为以术卫国,以党治国之精神[9]。中央国术馆以“术德并重,文武兼修”为馆训,以“强种救国,御侮图存”为口号。前者要求学员明确学习武术的目的不是恃武逞强,不光要练武术,还要修身养性,学武也要学文,后者教育学员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重,指明了中央国术馆的目标。此外,该馆还制定了“早起歌”、“吃饭歌”、“国术同志歌”等歌曲[12]。

3.3 清末民初武术社团的中层文化

中层文化最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故又称制度层,是介于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中间的一个特殊层面。社团组织的制度能够起到约束和规范社团的作用,对物质层和精神层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团的发展过程中,其活动的依据就是社团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社团根本无法展开各种活动,社团的文化建设更是无从谈起。清末民初武术社团的制度建设最主要体现在各个社团的组织章程中,组织章程是社团总的制度,在组织章程的统领下,社团再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团,使社团更好地发展。

组织章程包括很多的内容,可以分为一般制度和特殊制度。一般制度主要是指社团制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及各种责任制度。下面以体育研究社为例,对一般制度进行详细解析。体育研究社章程中对其一般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务管理制度。该社设研究部主要调查体育状况；编译部：编译各种体育图书；交际部：掌管该社一切交际事宜；会计部：掌管该社经费及一切支出收入；交牍部：掌管该社往来文件及编辑社务,统计保存各种表簿；社务部：经理该社务,保管图书、器械及出版发行各事项。2）社员和职员管理制度。社员：凡本国人民身体完健品行端正,年满16岁,经社员2人以上之介绍均可以入社。社员入社时应填具志愿书并缴纳社费。凡社员均有辅助本社提倡体育之义务。社员遇有特别事故,得自行申请出社。凡会员在外有损害本社名誉之行为或受刑事处分者,应令其退社。社员退社已纳会费概不退还。职员：社长1人,总理全社事务；副社长1人,辅助社长处理社务,遇社长有事故时,代行社长职务；基金监2人,保管本社财产；评议员15人,议决社务进行及改善事项；干事员若干人,分任各部事务。职员任期1年满后得连举连任,社长、副社长、基金监、评议员于每年大会时选举之。干事员由社长就社员中指定提交评议会公认。3）开设分设的规章制度：本社为谋社务发展起见,得于适宜地点设立分社。分设章程另行规定。分设事务由本社委托经理员经理。4）教学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在北京体育学校简章中详细描述,主要是对学科设置(学科和术科具体项目）,学生名额及惩罚,入学学生的资格审查,学期及修业日等方面的规定[9]。诸如此类的规定在其他各社团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说明这一时期的武术社团对社团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

特殊制度主要是指非程序化制度,它与一般制度相比,更能反映一个社团的管理特点和文化特色。优秀社团文化的创造,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特殊制度的建设。清末民初的社团发展独具一格,各具文化特色,是和社团特殊制度的建立分不开的。不管是组织规模大如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的社团,还是小规模的社团,都有其自身特点的规章制度。精武体育会为会员创设的十条行为规范体现了精武体育会注重对会员的道德建设。中央国术馆有：遵守党国义法,化除宗派畛域,崇尚俭苦忠勤,戒绝酒、色、烟、赌,养成博爱和平,惩儆贪嫉骄惰,也体现中央国术馆对职员或会员行为的规范和思想道德的要求。中华武术会对会员提出了以下戒约：不残杀而仁爱,不偷盗而义利,不妖邪而礼节,不欺妄而诚信,不戈性而残生,不斗狠而忍让,不骄慢而谦逊,不凌暴而慈和,不懈惰而积勤,不争强而互助[9],这也正体现了该会发抒道德的宗旨。

3.4 清末民初武术社团的深层文化

3.4.1 社团的宗旨

一个社团的宗旨是这个社团的灵魂,对社团有统领的作用,社团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其宗旨的体现。如果社团宗旨意识模糊,就无法更好地履行宗旨使命,社团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发展更是无从谈起。每个时期的社团,其宗旨的确定都会受其所在时代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的反抗,革命运动的高潮迭起；随着西方文明的来袭,东、西两种不同的文明产生碰撞,出现了各种文化思潮；政治和文化上的动荡对当时武术社团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极大。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武术社团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其宗旨的确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其主旨,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该会于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组织章程,详细规定了组织运行的一切事务。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精武体育会积极开展各项社团活动,如创立分会、出版武术书籍、武术教学、开展运动会、拍摄影片等等,宣传和提倡武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让武术走出武馆进入基层群众,促进武术的普及和推广。为了“铸造强毅之国民”,精武体育会特别重视对会员的行为、组织的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中央国术馆以提倡国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因为是政府的下属机构,所以要从全民的角度出发,增进全民的健康。在宗旨的影响下,该馆的组织规章非常具体和细致,对学员日常起居都做了规定。此外,中央国术馆开展国术教学和训练,国术考试,比赛和表演,出国访问交流,编著国术书刊,致力中国武术的研究推广。天津中华武士会以团结武林人士,进行武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聘请国内有名的武术家来会馆执教,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致柔拳社以传授内家拳和流传国技为宗旨,以太极拳为传授的基础,对学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没有达到要求者不能在外授拳,并且经常组织太极拳表演,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太极拳,使太极拳得到了极好的推广。另外,还整理出版了多本有关内家拳的著作。北京体育研究社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聘请武术名家开办体育讲习所,以培训武术师资,另外,还设立了众多培训班,普及武术。

可以看出,当时武术社团都将武术融入了历史环境中,救国图存的时代主题都在社团的宗旨中得到了体现,“铸造强毅之国民”、“增进全民健康”、“振奋民族精神”、“达到救国强民的目的”……看似短短几个字,却已承载着民族的兴衰。

3.4.2 社团的精神

社团精神并不是具体某个事物或某项制度,而是社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寄托于物质层,结合社团的规章制度而逐渐形成的代表某一社团的高层次文化内涵,它是一个社团是否形成自己的社团文化的标志和标准。每个社团创造的社团精神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时间年代、地域环境以及组织领导等各方面的不同都会导致不同的社团精神文化。如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这两大武术组织分属不同的年代,组织性质也迥然不同,最后两个武术组织在发展中形成的精神也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社团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去找寻其共性的东西。

社团精神多数是通过社团的物质层表现出来的,其发展要受社团制度层的制约。社团精神的建立是寄托于物质层的。不管是社团的名称还是各种社团标志,其中都含有深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精神的体现。如上文提到的精武体育会的会名意为“运用武术以为国民体育,一则寓拳术为体育,一则移搏击术于养生,武术前途方能伟大”,以及精武会的会旗、会徽,其每个设计都能够体现一种思想。社团精神是受社团的规章制度约束的,规章制度中的特殊制度对社团精神的形成起着很大的影响。精武体育会的“十条会员行为规范”,中华武术会的“戒约”,中央国术馆的“馆训”等行为规范都是该社团精神的体现。

总而言之,不同社团的社团精神不尽相同,但是社团精神的建设都是大同小异的,通过对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建设和完善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社团精神文化。

虽然每个社团都有其独特的社团文化和社团精神,但是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有着一个共同拥有并且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救国图存,强国强种的民族精神。清末西方列强的侵略使国家主权丧失,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并妄想重建帝制,中华民族还是岌岌可危。进步的知识分子深怀忧国之情,寻找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救国图存,强国强种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强音。在武术界有识之士或者当时社会名流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武术社团也深深烙下了这一历史主题的印记,传播和发扬武术是目的,但是通过传播和弘扬武术达到救国图存,强国强种目的却是最后的皈依,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的最高奋斗目标。

4 小结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使得国家主权丧失。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有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更有有识之士的民主革命。虽然斗争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西方的入侵带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之一的西方体育也传入了中国,对中国本土体育(武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两种体育的碰撞产生新的体育文化思潮,推动着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本土武术的近代化发展。从尚武思潮到军国民体育思想,再到新体育思想以及新旧体育之争,跌宕起伏的体育文化思潮使人们的思想得以洗礼,武术界的有识之士也在民主与科学的呼声中觉醒,对武术有了新的看法。

这一时期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武术被赋予了一定的时代含义,武术社团在中华大地纷纷建立,这些武术社团提出了“提倡武术,增进民众健康”、“锻炼身体,培训人才”、“保存国粹,强国强民”等口号,积极宣传武术、传授武术,推动了民间武术的发展,使民众对武术有了新的认识。

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社团文化。社团文化是社团发展的引航灯,是社团发展的推动力,是社团发展的凝聚剂,社团的建设和发展有赖于社团文化的支撑。社团文化主要有3个层面,分别是表层文化(物质层）、中层文化(制度层）和深层文化(精神层）。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正是致力于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形成,才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社团都拥有自身的社团文化,才使得社团的成员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共同的自律准则,并形成一致的认识和行动,使得这个时期的武术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并且具有了新的发展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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