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健健

精神的异乡
——“重写英雄人物”创作杂谈

■邢健健

在动笔之前我还在犹豫，这些年一直想寻求一种路径来反映或展示这个大时代，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要寻找答案几无可能。社会的进步一定是价值观的传递和延续，即使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也有着不同的面貌。直到一天我去参观友人雪峰先生在公司展览馆里举办的“文革”宣传画专题展。与杨根思、黄继光、董存瑞……不期而遇时内心有一种触动。时至今日，这些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指引在灵魂深处仍然存在。在当年很多艺术界的前辈们或许并没有真正见过英雄，也没有上过战场，但他们的笔下却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造型。这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人文环境中的与一代人的精神感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动机单纯而对理想虔诚。在表达中寄托了画家本人的现实体验和精神境界。如同久别重逢，回忆成片地复苏。物质匮乏的时代却有精神的富足！这让活在当下的人们难以面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耳熟能详，他们的形象偶像般地与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当然一幅画承载的东西终究是有限的，回首当年他们所引发的想像和思想激荡远远超过画面本身。比画面更有魅力的永远是历史和历史中的那些人和事。前辈画家们塑造的这些英雄人物曾长久地占据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今天读来，实在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沧桑感。

我想重写他们，也是回味成长的历史。杨磊先生在《重回现场：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中说，“当更实用更持久的文明和更开放的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旋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一直面临这样的冲击：具体个人、事件都浓缩着社会变迁中的某种伦理与逻辑，而个体的体验和感情丰富着一系列宏大主题的色彩”。我不愿意单纯地去复制，因为我无法回到过去。然而时间的推移，社会整体人文环境的突变，社会价值观的游离却使我的创作和突破轻而易举。只有赋予他们更多的生活和时代元素才能让这种精神真正地重现和复活。否则如同我们在教育孩子忆苦思甜时得到的是不屑一故般的自寻烦恼而无法责备他们！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自我的短暂失去和思想表达的集体缄默才是这一问题的根源。艺术真正的标杆，只有源自亲历者的内心所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过去，有这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批人物。我们的美术史上，有这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批艺术家还有这么一批作品。

在人物造型上以历史的定格为平台，当时对革命英雄人物的神化符合时代政治环境的需要，因此形成人类历史上空前审美趋向的统一，这在后“文革”时期曾被激烈地批判。但正是具备唯美倾向的革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艺术形象才让人如此留恋，他们是生活在人类精神的高处！他们瞬间的而又永恒的造型让我汗颜和惶恐，恐怕我百般努力仍不及万一。董存瑞高高举起的手臂，黄继光跃起的身影，欧阳海的呼喊……在色彩的运用上我采取偏冷暗的灰色系为基调，赋予更多的当代的元素从而建立起回顾与反思的思想架构，并与当年的“红”“光”“亮”形成视觉上的反差。构图尊重原型的同时在笔法的运用上反复多次地点、擦丰富画面的层次感，用斑驳甚至“信手涂抹”来实现历史的沉重与内心重读历史的统一。而面部表情的处理让我煞费苦心，必须避免千篇一律过于夸张的当代艺术手法，又要刻画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自我存在，用真实可信的语言来告诉现代社会这是重读的真正价值。在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变革与抛弃贯穿了整个生活。刘胡兰在慷慨就义的刑场，一个十五岁的生命除了勇敢之外一定还有幼稚和恐惧的那一面；烈火中的邱少云不会仅仅只想到革命的胜利，或许遥远的家乡，年迈的双亲还有初恋的情人也让他愁肠百转。有血有肉的存在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这里绝无哗众取宠式的戏说。历史的硝烟逐渐散去，和他们再次相遇时我大汗淋漓。

为了塑造他们我去不断地读书读画去体会去思索。这个过程和以前想当然地去画完全不同。让我对绘画本身有了重新认识，突破了自己乏善可陈的女性题材，甚至有一种久违的激情，我希望自己能把这种激情继续下去，还有一种感恩：我的老师沈行工，前辈艺术家陈守义等。我不企图去揭示什么谜底或者答案，只是想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发现世界的鲜活。对曾经的世界进行永恒和纯粹的缅怀和赞美从而发现今天生活的意义，以此获得一种自觉。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