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样板戏”作为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它是教化和鼓舞人们的舆论工具，并且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影响力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样板戏”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4月27日江青接见《智取威虎山》主创人员的谈话时，提出“去年三块样板”的问题，要求把1964年夏季京剧现代戏汇演中涌现的《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作为主抓的“样板”，并加以宣传。次年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宣布将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列为“革命样板戏”。“样板戏”一词正式出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将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1963年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此剧的演出,将它推荐给北京京剧团,要求他们尽快把它改编成京剧。北京市委为了改好剧本, 组织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并把剧名改为《沙家浜》。

二

《沙家浜》讲述的是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上的故事。

1957年在举办解放军建军三十年征文活动期间，上海沪剧团副团长陈荣兰听说崔左夫手头有一篇好征文时，赶忙索要。陈荣兰兴奋不已读了《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之后，又把它推荐给剧团编剧文牧。文牧看后也热血沸腾，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将《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为剧本《碧水红旗》，此后又经过多次的讨论后更名为《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后，对此剧非常满意，随后并将它推荐给了北京京剧团，要求他们把《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1964年7月23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毛泽东、彭真等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毛泽东看完之后深表欢喜，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指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既然故事发生在沙家浜，就叫‘沙家浜’吧。”在毛泽东提出看法之后，京剧团就把《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之后《沙家浜》在全国范围内上映，一下轰动了全国，其中，阿庆嫂与敌人“智斗”的一场戏至今广为流传。

《沙家浜》继承了京剧的分场体制，戏的故事情节流畅完整，语言讲究自然和口语化，展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三

《沙家浜》从舞台演出到搬上银幕，其间曾有过一个特殊的过渡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屏幕复制片，它是在电视传播基础上的一个新的转变的尝试。最早的一部“样板戏”屏幕复制片，是1968年9月30日上映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这比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早了两年。第一部以电影方式拍摄样板戏的是《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在“文革”时期很受群众的欢迎，是继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派》之后的屏幕复制片。通过报纸广播这些传播工具的宣传，给《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拍摄奠定了足够的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智取威虎山》成为第一部“样板戏”电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沙家浜》电影是在“样板戏”已经成型的基础上被搬上银幕的，在拍摄时无论是镜头、光线、色彩的运用，还是人物的化妆、服装、道具的使用，都必须体现“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在“样板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江青通过“样板戏”努力张扬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初以来流行的艺术理论与当时独特政治语境相结合的产物，江青将其贯彻落实到“样板戏”当中，对于“样板戏”的样板化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江青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样板戏电影的拍摄过程，她专门组织摄制组的人员观看外国电影和一些“毒草”影片，每部“样板戏”电影拍摄完成以后，江青还会请一些国家领导人来审查，这在中国电影的发展中也是前所未见的。

时间在延续，我们无法预测“样板戏”的未来，作为政治的产物，“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分别塑造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洪常青等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曾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振奋，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从艺术角度看，它也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

结语

样板戏的产生和发展是上层领袖和下层民众力量的共同推动而形成的历史产物，“样板戏”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特例，所以它又具备了特殊的历史价值。

[1]杜秀琳.小说《沙家浜》的解构与重构[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2）.

[2]王鸿卿.小说《沙家浜》争议的背后[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2）

[3]戴嘉枋.“样板戏”一词的由来[N].中华读书报1995.11.

[4]议平策.样板戏审美效应与传统戏曲改革[J].理论学刊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