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始，至以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转折，到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可称之为转折时期的纪录片。

在跨越了“文革”的劫难后，古老的中华大地，可谓万象复苏，新潮迭起。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案、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法制建设到国防建设；从文化教育到科技发展……历史在这里实现着又一次新旧更替的伟大转折。呼唤人性的觉醒，呼唤人的价值重构，影视思维开始从“政治本位论”的压抑下解放，也促成了影视艺术生产力的解放。纪录片创作者们以一股前所未有的艺术复兴的活力，以更为开放的视野，更为敏锐的触觉，怀着一种对生命、生活、民族、世界、历史及艺术的执著和热爱，深情地记录下他们所关怀所体验到的人生起伏和社会变迁。并开始了对其艺术形态多角度、多侧面的探索。

一、思想观念的更新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潮流，文化与艺术的启蒙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的个性化趋势，构成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社会主导特征。[1]

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重申了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还指出：“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政策的宽松，为艺术复兴，也为纪录片创作带来了生机。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为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2]在与时代的共进中，发挥纪录片了解社会、关注历史、体察人生的职能被得到确认，随着观念更新、技术进步、视野开阔，纪录片创作已开始不仅关注它的美学形态，也开始关注它的传播效果。

二、转折期的纪录片美学形态及其特征分析

（1）创作模式的转变：

突破旧有的创作模式。这一时期的新闻纪录片，更加注重艺术性与可视性的结合，努力将新闻属性与艺术属性进行着力的发挥，已不再只是就事论事的消息报道，而是成为概括性更强，揭示面更广，传达信息更多的综合报道。使得其宣传教育作用、认识审美功能以及史学文献价值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a、创作特点：

之一，力图摆脱新闻报道的模式使影片的思想性和形象性更为突出。无论是报道新闻事件还是记录现实生活尽量不做有闻必录的现象罗列、就事论事，而是注重艺术的提炼与概括，选择典型的事物和动人的细节，突出重点，反映事件的深刻涵义，注意影片的整体造型。这样，既保持了通过真人真事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又达到了塑造鲜活的艺术形象来体现人物个性，突出影片主题的目的。同时内容也更深刻更好看。

之二，是把表现人和以情动人放在首位。着力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人的思想、情感、品质的开掘，勾画出各种人物的不同风貌及其所折射出的时代精神。这一系列着力于对人的描摩，构成了一幅幅多彩的纪录片人物画廊。

如，《喜浪藻》、《斯诺与中国》、《微循环专家修瑞娟》、《网上群星》、《大学生》、《先驱者之歌》等。

还创作了一批人物传记的文献纪录影片，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光辉业绩》、《鲁迅传》、《革命老人何香凝》、《华侨旗帜陈嘉庚》、《人民艺术家—赵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蔡元培》、《国之瑰宝—宋庆龄》、《回忆李大钊》、《十世班禅》、《蔡畅—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卡尔•马克思》、《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等等，这些关于历史伟人、革命先驱、民主人士、文化名人等具有社会影响力人物的传记纪录影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文献纪录影片在编辑创作手法上比以往有了创新，它们将历史作为作品的背景，以对历史人物的着重书写来记录反映历史所发生的变化，运用以人带史的手法，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连带出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历史记忆。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物题材的纪录片还只局限在聚焦名人、表现杰出人物的视野范围内，并未能关注表现普通百姓的题材，这是创作上的一些遗憾。

之三，是风格样式呈多样化。无论是记录名胜古迹，还是记录改革进程；无论是记录风光山色，还是记录人物群像……总之，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都力图在创作上达到较好的视听效果。如，有的片子像特写推进；有的片子像报告文学；有的片子具有散文风格；有的片子呈现音乐样式……或抒情、或写意，或政论，或客观，都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对影片主旨进行着淋漓尽致的发挥。如：《竹》、《土林探奇》、《摩梭风情》、《葛洲坝音画》、《谈风阳》、《运河人》、《二十五个夜与昼》、《老北京的叙说》、《草原的女儿》等等。

又如，还有一批关于历史事件的文献纪录影片，[3]如：讲述人民解放军建军历程的《八一的枪声》、《星火燎原》、《“一”的启示》，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九亿人民的审判》、《正义的判决》，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的献礼片《在西藏的日子里》、《我们走过的日子》、《四十年前的这一天》等，这些纪录影片既有纵横宏大的历史气魄，又有蕴含于宏大叙事中的较个人化的视角，它们运用多手段多技巧的视听语言力争在声光影像的巧妙运用中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等等这些有益的尝试，都为历史纪录影片创作探索了新的艺术路径。

另外，像《中国面向未来》、《决定命运的时刻》、《改革开放的中国》、《科技的春天》、《黄土高原的渴望》、《路子走对了》、《沈阳的歌与梦》等文献纪录影片，是以严密的叙事逻辑论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展现了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果。

除了运动学参数外，两次测试的动力学参数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ICC (0.78～0.89)，Nagano等[5]发现，确定下肢各个关节中心的光标点的位置准确与否将对下肢运动学参数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软件对确定膝关节中心的骨性标志点模拟后发现，在贴点过程中光标在原有的位置向前挪动1cm，膝关节在冠状面上的动力学参数可增加14.7%。而本研究发现两次测试动力学参数除了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外，膝关节冠状面力矩差异也仅为2.7%，这一结果表明研究人员已充分掌握CAST模型光标贴点位置，且在两次测试间能保持较好的一致性。

b、时代特征：

在一系列关注现实、反映变革、追溯历史、探索不同艺术风格的纪录片创作中，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是以关注传统文化为主旨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对历史的描述还是对现实的记录省思，都以一种炽热的文化情怀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希冀和忧思。以纪录影片为例，“美”的三部曲：《美的心愿》、《美的旋律》、《美的呼唤》反映了人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海峡情思》以抒情的散文形式描写了海峡两岸的亲人互相思念、盼望团聚的心情，说明台湾回归祖国、祖国早日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香港一百天》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将所见所闻如实介绍给观众。影片内容分三部分：历史概况、建设成就和社会风貌。《我与祖国同命运》该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通过不同人的感受，多视角地表现国庆游行，并回顾了祖国三十五年来的历程，表达了人民与祖国共命运的主题。《先驱者之歌》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而摄制，该片不是以编年史形式叙述历史，而是把历史的描绘作为背景，突出各个历史阶段的英雄人物。它荟萃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质朴而热情地讴歌了革命先烈们的高风亮节，深刻阐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等等。

其二，注重人文探索和社会底蕴的发掘。在创作上注重纪录片的纪实性与表现性的结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征。如，《雕塑家刘焕章》以自然真实的画面和“家常话”式的解说，塑造了一个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该片从现实生活中选题，着力表现真实的环境和人生；在艺术处理上，不造作粉饰，着力还原生活返朴归真。

又如，《沙与海》以“沙漠”和“海岛”易引起人兴趣的地方为背景，尝试着在一个片子里描述在两种地缘上，完全不同又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未经斧凿的真人真事，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细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述，通过画面的多元性来达到多义性的表现，观众从中也可得到多方面的感受。[4]

其三，回顾与反思历史、反映改革开放的政论性电视纪录片成为热点，形成独特的风格样式。

80年代中国大陆的电视纪录片从“话说”开始，影响最大的是以系列形式推出的长纪录片，很多题材是走出城市，回溯历史、说古论今、纵横中外。如，《丝绸之路》回溯了中华文明古国的源远历史，并充满激情地对盛极一时的文化遗址、民族、宗教习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扫描”；《话说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激情澎湃的爱国画卷；《望长城》围绕长城的军事功能、民俗民风，借长城说国人，关注长城两侧人民的真实生活景况，对内蒙古草原及其他地区的风情民俗、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变迁、考古学家的活动等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同期声、长镜头的大量使用，记录过程基调的始终统一，展现了一幅多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卷，使得该片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龙的心》是部社会政治片，该片以对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分析透视来警示国人；《唐蕃古道》以雄浑辉煌的西部图景讴歌了藏汉团结、反映了开发西部的实况；《蜀道》以大手笔的恢宏气势，将地理与历史，经济与文化，古与今融为一体,通过哲理性的思辨，唤醒人们的交通意识，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变革，呼吁打破地域界限。还有《话说运河》、《黄河》、《让历史告诉未来》、《迎接挑战》等都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1988年6月，政论性纪录片《河殇》开播，引起轰动。该系列专题片共6集，分别定名为《寻梦》、《命运》、《灵光》、《新世纪》、《忧患》、《蔚兰色》。该片以黄河为母题，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困境与出路，利用大众传媒，讨论这一时期存在的文化热点问题。形成了一股“河殇热”。[5]（虽然该片中所提出的观点后来引起了争论）。

（2）风格特点：

从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可看出，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有两种风格：

一是，纪实风格。这种风格比较朴素、自然，以现场采访摄影为主，反映生活的原貌。拍摄者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抓取真实生动的人物、场景，捕捉出彩的瞬间，保持了生活自然、朴素的美感。

二是，艺术成份较多的风格。拍摄者在采访的基础上选择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把人物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拍摄时注意结构的完整，环境的烘托，色彩、光线的运用，画面构图的讲究，追求总体的艺术美。这两类纪录影片反映了不同的美学追求和创作手法。

三、结束语

转型期的纪录片美学形态及其特征是基于接受了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纪实学派理论（这一理论早在六十年代就被运用在西方电影中）以及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电影美学理论（这两个理论都是1982年相继被引进到中国的）。它对于中国的影视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在影视界展开了关于“纪实美学”、“长镜头理论”、“深焦镜头”、“无技巧”、“无情节”、“生活流”、“散文化”……等理论的探讨，进一步强调了纪录片要体现其真实的本性，以及“物质现实复原”的特性，并由此推动了这一时期影视创作中的“纪实美学”运动。但在电视纪录片创作上，这一影响还是始于1989年《望长城》里程碑式的探索之后（该片的特点是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生态，用小角度生活化的描述来展现生存状态）。此后，纪录片创作者们才开始从以往对社会政治色彩的关注渐渐转向侧重对纪录片文化、审美的追求。

总之，虽然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许多纪录片在表现模式上仍没有太大的改变，仍对那种“主题先行”的“画面加音乐加解说”的格里尔逊模式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6]但其反映的主题已是新时代的内容，在表现方法上也更具技巧性，开始逐步贴近纪实艺术的本性。这一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纪录片的题材范围已较为宽广，选材角度及表现风格也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其思想意蕴的开掘及所关注的内容，已开始向“新现实主义”靠拢。

因此，转折期的纪录片美学特征可称之为政论性的回归。

[1]黄式宪：《“镜”文化思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8月版。

[2]尹鸿：《世界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3]郭本敏：“当代中国文献纪录片的风格流变”，《中国电影报》2007年4月5日，第4版。

[4]郭如欣：“电视纪录片认识误区浅析”，《电视研究》，1997年，第7期。

[5]司徒兆敦：“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6]张雯、林雨：“影响中国纪录片现代化进程的三大因素的理论探析”，《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第8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