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

2010-08-15唐建兵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唐建兵

(1.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徽淮北235000;2.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呈现出的是一幅复杂斑驳的历史图景,内乱不断,外患频仍,专制横行,列强凌侮。顺历史而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催生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作为具有广泛感染力与强大生命力的一种思想意识,在当时不仅要考虑怎样处理国内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而且必须面对如何摆脱列强侵略,实现中华民族自决问题。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两位先行者,时代有识之士的梁启超、孙中山两人因学识经历、价值理念及政治立场的不同,在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与理解上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本文拟就二者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粗浅的比较,不妥之处,敬祈同行赐教。

一、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都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及社会危机四伏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孕育而生的。探究二者民族主义思想的源流,有诸多共同之处:

1.社会背景:衰微中国面临世界局势的骤变。透视二者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他们的思想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骤然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新式陆军及洋务海军却被视为“蕞尔三岛之地”-日本的海军所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使得国人深受震撼,救死不适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人们心头。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使先知先觉者从睡梦中惊醒。梁启超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81,表明甲午战后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觉醒。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层——趋新、求变知识分子阶层。较早接触西方学术并对其有深刻领悟的梁启超、孙中山顺势而动,民族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开始萌发。

2.文化背景: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感染。在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数次的分合,各少数民族已与汉族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具有较强整合力、凝聚力并包含多民族的中华民族集合体,但以“华夏中心”论、“夷夏之辨”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民族观早已深入人心,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沉睡的中国人慢慢醒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乘机蜂拥而入并在中国广泛传播,这对民众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将西方各种政治思想、先进政治制度植入中国,并使之在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传统民族观念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相互激荡、激烈碰撞,催生了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思想渊源不乏共同之处,但从二者民族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深刻内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对传统民族文化汲取和对西学思想的理解上,差异甚大。

首先,梁启超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孙中山却深受西方启蒙时期“自由平等”学说的感染。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是相当推崇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手稿后,便强调合群是民族生存的条件,认为自达尔文理论问世后,“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告鹄以进,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2]在梁启超看来,进化论所提供的自然界普遍发展变化的观念,说明了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政治制度的革故鼎新也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日本的经历更使他强烈地感受到达尔文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回国后,他对进化论大肆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提高国人对民族主义教育的必要性的认识。不可否认,梁启超吸收了西方进化论中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强、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

不少思想家将自由平等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孙中山对法国大革命中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深有感触,将它作为论证自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的根据。他将“平等”视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精神之一,说:“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3]438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就是一般平等观念在民族关系领域中的运用、扩展和延伸,离开了一般平等观念,就不可能有民族平等思想的产生。可以说,平等思想是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其次,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使梁启超深受启迪,“华夷之辨”等传统民族观念却是孙中山挥之不去的阴影。变法惨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亲眼目睹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大和民族表现出的巨大潜力,惊叹大和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数年崛起的能力。在对中日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后,对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有体会。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建国的宏大理想,积极推广民族主义教育,一跃而成为雄居东方的强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在民族主义感召下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独立民族行事的能力。同时,梁启超也体会到近代国与国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民族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1]119。这使梁启超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为此,他在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以“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宗旨。新民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爱听老人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童年时民间的“反清复明”思想及太平天国反清思想对他的启蒙教育产生着深刻影响,幼时自比“洪秀全第二”,并意图继太平天国未竟之业。而西方先进文化的教育与亡国灭种的危机更使他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上书李鸿章等汉族旧官僚,希望他们改革时政,重建汉人政权。但汉族官僚“因循苟且”使他不得不丢掉幻想,继而坚定革命救国之信念。孙中山高擎的“排满”旗帜实际上就是清初“反清复明”种子在清末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土壤里重新开花和结出的果实。

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是对中西古今学术及文化传统的综合与体认的结果,既有对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继承、发扬,亦有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吸收与采撷。

二、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都是一个逐渐演进、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综观二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发展脉络清晰可辨。

1.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由“天下大同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的演变。

第一阶段: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的演变。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强调“华夏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上,认为除华夏族外,各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首次表达了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接着在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4]77-81这种思想与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思想是相对立的。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人类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瞻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它表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唤醒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产生‘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也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美国学者列文森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5]。近代国衰力弱的现实将中华民族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公车上书”可以说是维新变法思潮从兴起走向高涨的里程碑,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萌芽的标志。

流亡海外期间,梁启超与外界接触日益广泛,西方政治学说促成了他世界观、民族观的转变,“万国并立”的观念逐渐萌芽。东西方文化在梁启超心灵深处的碰撞与对接,产生了“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火花。他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观念,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认为,处于亡国境地的中国,其图存之道关键是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塑造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将“种族民族主义”与“合群民族主义”严格区分,希望人们摆脱传统的“天朝国家”、“天下大同”的陈腐观念。他在《爱国论》中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6]270从中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了中国即“天下”的误区,意识到中国仅居世界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2.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演绎的是另一道路,从强烈“排满”到一定程度的“反帝”,从“种族同化”到民族融合思想的转化过程。

第一阶段:从强烈“排满”到一定程度的“反帝”。早在1893年冬,孙中山等八人聚会广州商讨起义事宜之际,他就提议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团体,1894年成立兴中会,宗旨即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更加紧密的勾结在一起,标志着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基于这种险恶的环境,孙中山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7]19。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宣言中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始终充满幻想和友好之情,天真地认为帝国主义会同情、尊重和支持中国革命,“苟我发奋为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8]53他的反帝思想的不彻底性又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阶段:从“种族同化”观念到民族融合思想。在看待民族间的关系上,孙中山是相当矛盾的。早年倡导大汉族主义,力主排满,但在1912年元月《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又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五族共和”的目的是要解决少数民族的平等参与政权问题,但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难从孙中山的头脑中轻易抹掉。事后不久,他又批判和嘲笑了“五族共和”说。是年8月,他在《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家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3]399,此国民党纲领实以“励行种族同化”为宗旨。这年9月,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再次论及五族共和: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9]439,主张各族平等。然而无论南京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把“平等参与权”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五族共和”理念没有真正落实。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再度潜心于理论研究。他总结了民族主义的实践经验,又研究了欧美国家民族形成的特点,从而提出了民族融合的思想。他说:……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的心理,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10]187表达了孙中山希望加强民族团结,将生活在一地域内各族融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

孙中山晚年已逐步认识到要达到民族团结之目的,汉族应该放弃民族血统、优越历史与自尊自大的心理,与其他兄弟民族推诚相见,促成“合为一炉而冶之”,主张民族融合。此时提出民族融合问题,违背了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对资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能认识到这点实属不易。

三、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

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的时代内容是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共同之处,由于出身背景、家庭教养、社会阅历各异,特别是政治立场上的巨大差异,造就了二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各有其深刻内涵。

1.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首次使用民族主义并对民族主义发展状况作了阐述,“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这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1]201902年梁启超首次对民族主义做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2]在这里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他族”。由于梁启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12]59观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与体验,其基本内核有二:一则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建立民族国家,即“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13]21二则国民意识的觉醒,他称之为“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思想包括四义: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上述所及,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已触及到中国近代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利用民族成果的问题。其民族主义兼有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包含儒学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

2.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涉及到以下主要方面:1)“排满”与反帝交融。“排满”可以说是孙中山民族运动的宗旨。启蒙教育让孙中山对异族充满仇恨,而清廷腐败更使他感到悲哀,在对社会现状深入考察和认真研究后,已意识到推翻满清的必要性,指出:“今有满清政府为鹰犬,则彼此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14]36但随着认识的加深,晚年他已经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并将“排外”提到中国民族生死兴亡的高度,并给予了“排满”以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新内涵。2)注重民族平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制,却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孙中山深思中国民族问题后,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以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今日五族其和,天下一家”,“人人平等,五族平等”,“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14]431而且将建立民族平等、自由、联合的统一的中华民国,作为他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原则,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4]470这足见孙中山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伟大政治胸怀和崇高思想境界。3)渴求民族团结。帝国主义列强为达到蚕食中国之目的,曾在中国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实行收买、威逼与利诱等各种罪恶手段进行分化,诱使少数民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孙中山对此较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认为针对少数民族的骚乱或叛乱活动,要进行正确地分析,只有在弄清是非原委的前提下,加强“宣慰”,以达到消除民族对立情绪,增强民族之间团结的目的。“对于蒙藏独立,余实主张用激烈之武力解决蒙、藏问题,藉儆反侧,蒹以杜外人狡启。俟一大致解决,再派善于辞令深悉蒙、藏语言者,前往宣慰,较单纯用剿者,似易收效。”[15]189在孙中山看来,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掉轻心。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是以西方社会的民族运动为借鉴和参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实际,提出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宰制下的半殖民地社会向民族独立解放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的重要民族理论。

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内涵上差异较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在实质上却有殊途同归之效:渴求建立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独立、统一。他们是在对中国民族现状认真分析、反复斟酌后,意识到对多民族中国而言,通过民族志士努力所建立的国家并非西方某些民族主义理论家所宣扬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包括生活在这片地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民族”国家。

四、对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粗浅评价

通过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梁启超主要强调在民族危亡之时如何应对外部帝国主义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之独立,而孙中山站在阶级统治的立场上,倡导反对满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梁启超注重民族内涵的诠释,而孙中山更关注民族关系的处理。

1.从民族运动直指对象角度分析,梁启超的观点更具合理性。首先,国难当头,中国最紧迫之问题,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存亡问题。由于列强入侵,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感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如何举上下之力参与竞争,迎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图谋的挑战,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对此,梁启超对帝国主义侵略及本性认识相当深刻,“昔日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11]22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虽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列强侵略扩张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但仍心存幻想,天真地认为只要革命不触及列强在华的权益,就可取得它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对外文告称:“承认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缔结的条约、赔款及帝国主义已取得的种种特权。”“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16]22-23流露出孙中山希望得到帝国主义支持与同情的愿望。帝国主义列强对百年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在中国政局变化时采取的立场和举措,基本上验证了梁启超的卓识先见。

其次,从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来看,梁启超对清王朝政权性质及满汉民族矛盾问题的认识也有其合理性。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虽然作为人口最多、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有着最突出的贡献,但包括满、蒙、回、苗等民族在内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同样功不可没。少数民族中原政权的建立,是封建社会帝王朝代的正常更替,并非外族的入侵和中国的灭亡。王朝的兴替,与由哪个民族统治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亡国灭种之际,应处理好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与汉族间的矛盾,协力一致对外,对这一点,梁启超强调:“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6]52-54就这一问题,孙中山则存在着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梁启超关于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政治体制而不是统治者的民族身份观点,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

2.就民族问题而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更有其理论现实意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多处提及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及民族开放等观点对我国处理民族问题仍有借鉴意义。1)孙中山提倡民族平等原则成为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基本准则。孙中山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要是唤醒全民族之革命意识,而首要的就是平等对待各个民族。随着对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孙中山将革命宗旨确定为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家。民族平等思想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之一被沿袭下来。2)孙中山民族开放思想对当前我国处理与世界民族间关系仍具启发意义。孙中山晚年抛弃了闭关自守的传统民族观念,克服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并对盲目排外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认为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民族必须抛开前嫌,面对现实、树立对外开放的理念,加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与交流。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既是和谐世界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处理好与相邻各族的关系,更好地融入世界,是中国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所做出的应有贡献。

综上所述,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演进发展的进程中,分别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典型民族主义思想各具特色、自有千秋。前者把具有民族意识与近代国家相联系,实现了从“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激发了人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推动着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后者则不仅将“排满”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同时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民众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这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规制了基本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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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M]//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