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加超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汉代民众的生死观念与厚葬之风

谷加超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受先秦时期民间生死观念的影响，对鬼神的信仰两汉时在民间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室贵族好鬼神和追求长生的冲动有着强烈的民间信仰背景。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的追求自然又导致民间的学习和效仿。事死如生的厚葬之风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社会财富，和其它因素一起酝酿了无法控制的社会危机。

汉代；生死观念；厚葬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问题是当前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民间信仰的研究更是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而对民众生死观念的理解又是研究民间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初期，研究和思考当时民众生死观念和信仰具有重要的意义。

余英时认为，从战国末年到两汉，生的观念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是儒、道将生命视为宇宙的一种创生力量，另一条是道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重要。[1]对生的普遍重视，最终自然会导向对个体生命的特别关注。一般来说，西周时期，人们只祈求有限的长寿和得享天年，但到春秋时期，人们变得更贪心，开始祈求“毋死”。这里试图长生不死的还是以诸侯国君和方士为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批来自燕齐濒海地区的方士在秦始皇的授命下，为皇帝到海上求不死之药。汉武帝时，也非常热衷于求仙，于是燕齐方士争先恐后地放言自己拥有不死秘方，能与仙交通。

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2]3564

很显然，这些方术之士并没有为帝王们求来不死之药，甚至有不少术士因为谎言被戳穿而命丧朝堂，然而帝王和术士们依然沉浸其中，术士的法术不灵被归咎于该术士的能力，君主们仍然对长生不老飞天成仙抱有希望。

在官方祀典中，天命转移、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在西汉中期成为统治者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对鬼神的信仰在民间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秦始皇、汉武帝好鬼神和追求长生的冲动有着强烈的民间信仰背景；另一方面，上层社会和人士的追求自然会得到民间的学习和效仿。官方宗教系统主要关注的是天人和谐与国家的福祉，但对于人死后的去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民众虽然或多或少相信有人可以长生和成仙，但并不会真以为自己有可能成仙，于是一般人最普遍的关于人的命运的看法或者希望是，人死后有灵魂。

大约始于西汉中期，日常起居必需品，如灶、仓等与房屋有关的陶制模型开始堆满墓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器物的种类日益丰富。在东汉的墓葬中，在考古中几乎发现了当时所有的家畜家禽的陶制模型。[3]

关于对待死亡的态度，先秦延续至两汉时期大约存在两种对立的死亡观：一个是自然主义的，一个是迷信的。自然主义的观点是简单地接受死亡，视之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生命遭遇自然的终点，人们无能为力。迷信的观点则只将死亡看作是此世生命的终点，相信生命在死后会继续延续。自然主义的死亡观主要在士人中流行，但在民众思想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庄子》云：死生始终将为昼夜。下及东汉，死亡的不可避免就从“有始必有终”的普遍规律中演绎出来。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4]

如果说上面的看法来自思想开明的士人，那么深深扎根于民间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部分关于死亡的自然主义概念很可能来自民众，“夫物生者，皆有终尽，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5]341

虽然《太平经》中将死视为生的自然终结，“人死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5]340但是在另一处又说，“夫人死，魂神以归天，骨肉以付地。”[6]53似乎又显示人死后还会继续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即精神和肉体的分离。灵魂不灭的观念早在人类社会初期即已产生，人们认为死亡后肉体消失但灵魂不亡，仍能参与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会产生灵魂观念呢？“改变死亡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死者继续存在……这种假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相信灵魂存在。”“从根本上讲，祖先崇拜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的发生。 ”[8]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两汉生死观念演变的轨迹：由对仙人的狂热想象到对鬼魂世界的复杂安排；由希冀灵魂的飞升到通过善待死魂灵以守望生者的幸福；由向往飘渺的神仙世界到切实地想象死后的境遇；由注重生与死的彼岸世界到注重生与死的现实状态。[8]这确实反映出两汉人的生死观念一步步出离浪漫幻想，走向理性现实的轨迹。人们最强烈的愿望便是紧紧抓住有限的生命。

相信灵魂不灭，并且受人类想象力的限制，人们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几乎是现世生活的翻版，从社会制度、官员体制、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实体。东汉时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相信人死后会去往另一个世界，因此为使死者过上舒适的生活，无论是出于对死者的爱怜还是对死者的恐惧，厚葬就成为了顺其自然的选择。

两汉厚葬之风的表现有很多，就贵族而言，一是坟丘高大，配套建筑众多，二是随葬品务求珍贵，“富者绣墙题湊，中者梓棺楩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9]以帝王陵墓为例，西汉时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外，其余十个帝陵地面上都筑有覆斗形夯土坟丘。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修造霸陵时，尚且“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汉成帝对旧陵不满，下令更营新陵，“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疲敝，府藏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2]3024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在丧葬上也都极尽奢华。

不但贵族豪门为丧葬耗费大量财富，就连庶民百姓也竭力效仿，“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婚嫁尤崇侈靡，送死过度。”[2]1643当对死后世界的信仰成为全民的信仰和习俗后，由此而来的厚葬之风在无形之中耗费了本来就很拮据的社会财富。《汉书·哀帝纪》记载，河南、颍川水灾，“流杀人民，败坏庐舍”，“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后汉书·安帝纪》记载，“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哀帝到安帝约相距百余年，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三千钱或者五千钱，可以看作是当时丧葬开销的下限。如果再加上随葬品，以及置办丧服，埋葬死者的冢地费用，一般人家也要为丧葬付出万余钱乃至数万钱。汉代一个耕种百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全年收获粮食约在200石左右。如以栗价每石100钱折算，一次丧葬的费用就要用掉全年粮食收获的一半，对于缴纳赋税、维持生存，本来剩余就极少的农民来说，这笔开支无疑是无法摆脱又异常沉重的负担。

王室贵族的丧葬极尽奢华，以制造棺椁为例，“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士，亦竟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日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至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议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竟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10]仅棺椁一项就耗费人力如此之多，财力如此之巨，王室贵族的丧葬开支肯定不会从其日常生活起居的费用中节省出来，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增加赋税和疯狂敛聚社会财富。

《太平经》包含了大量的两汉时期社会观念的材料，书中文体多采用神人和真人对话的形式，谈及为什么要对先人进行厚葬时说：“人由亲而生，得长巨焉。见亲死去，适无复还期，其心不能须臾忘，生时日相见，受教劝，出入有可反报，到死不复得相亲，訾念其悒悒，故事之当过其生时也。”真人这种只关乎个人和家庭情感的想法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所以从贵族到民间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6]49财富过多地供奉死者，造成了生者生活的窘迫，针对这样的社会弊病，一些民间思想家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生人属旦，死人属夜……若旦大兴长则致夜短，夜兴长则致旦短。”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擅长类比的形象思维，简单地说，社会的财富和人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像一昼夜，昼长则夜短，夜长则昼短，对生死的重视也一样，过于关注死亡，为丧葬耗费过多财富，世间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增长异常缓慢，数量级增长的财富很快会被几何级成长的人口数量所抵消，所以统治阶层的财富掠夺几乎都是从民众口中夺食，事死如生的厚葬观念加重了贵族和平民的财力负担，深深地埋下了社会危机的种子。

[1]余英时.东汉生死观[A].侯旭东等译.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J].考古通讯，1956，（1）

[4]杨雄.法言[O].卷十二

[5]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之九十冤流灾求奇方诀法第一百三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之三十六事死不得过生法第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英]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M].晏可佳，张龙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42-43

[8]徐华.两汉生死观的演变及其艺术表现[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9]恒宽.盐铁论[A].诸子集成（第十一册）[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10][汉]王符.潜夫论笺（卷三第十二·浮侈）[M].[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7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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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530（2010）01-0083-02

2009-11-05

谷加超（1985-），男，江苏盐城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2007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