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胜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得失论

王友胜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一部得失兼具的早期文学史论著。该书内容丰富、分期合理、材料翔实，充分体现了文学史编写内容由宽而泛向纯而专过渡的积极意义；但也明显存在着结构有失均衡，资料引证过繁，未能谨守“纯文学观”而出现的偏颇。

《中国大文学史》；文学史料；文学史观；文学史分期

作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其间出现的各类文学史，据学者统计，约有三千余部，这不能不说是国人在文学研究中“跨越式发展”的一个表现。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学史著作中，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算是比较早地出现，取得了大量成绩，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的一部。学界迄今尚无专文对此著进行论述，有加以全面介绍、评论的必要。

谢无量(1884-1964)，名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别号啬庵，四川乐至县人。著名学者、诗人及书法家。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随父宦游，曾延师就学于安徽。早年在报刊、出版社担任过编辑工作，1923年起先后在广东大学、东南大学、中国工学及四川大学等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60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4年病逝于北京。谢先生一生勤于学问，著述宏富，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诗学指南》《词学指南》《骈文指南》《诗式》《老子哲学》《孔子》《韩非》《朱子学派》及《阳明学派》等20余部文史哲著作。

《中国大文学史》凡十卷五编，六十三章，三十四万余字，1918年10月由中华书局初版，至1932年9月已印至十七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据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影印。

该书是我国比较早的一部有影响的文学通史，也是一部内容由宽而泛向纯而专过渡的重要文学史。我们知道，欧洲人最早尝试写中国文学史，如德国人W·Schott于185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草稿》，俄国人瓦西里耶夫1880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等。中国人所撰中国文学史，最早要算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与东吴大学的黄人，两人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于1904年和1905年问世。①但黄著《文学史》只写到明代，林著《文学史》于元明清文学部分亦未设专章，只在其他章节有所涉及。更主要的是两书所涉内容十分庞杂，尤其是黄著《文学史》，多引录制、诏、策、谕、诗词曲赋、小说、传奇、骈散文、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类同文化史、学术史。钱基博之弟钱基厚191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包括“正名”“原始”“阐经”“谭史”“攻子”“考文”“完体”七节，将文学史与经学史、政治史、哲学史混为一谈。以上充分反映了早期文学史作者对文学所应包括的内容及文学史的任务与范围都还不甚清楚。因此，该书首章《文学之定义》，分别引录中国古代的《周易》《说文解字》《尔雅·释名》《文心雕龙》阮元《文言说》及外国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白鲁克、亚罗德、戴昆西等的言论，以此来叙说“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与“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关于文学的分类，作者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文学者，或分知之文、情之文二种，或用创作文学与评论文学对立，或以实用文学与美文学并举。顾文学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者。”[1]十五年后，童行白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说：“文学有纯杂之别，纯文学即美术文学，杂文学即实用文学。”[2]以此为基础，作者采用近人章炳麟《国故论衡》分文学为“无句读文”与“有句读文”两大类之法，对文学分门别类。他认为无句读文及有句读文中之无韵文，多主于知与实用；而有句读文中之有韵文及无韵文中之小说等，则多主于情与美。根据谢氏之言，前者为“知之文”，后者为“情之文”；前者为“实用文学”，后者为“美文学”；前者为“评论文学”，后者为“创作文学”；根据童氏所言，则前者为杂文学即实用文学，后者为纯文学即美术文学。通观全书，我们可见谢著《文学史》侧重研讨历代之散文、韵文、小说与戏曲，更接近于所谓“情之文”“美文学”与“创作文学”，亦即纯文学，这是作者在文学观与文学史观上的显著进步。后来刘经庵撰《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撰《中国纯文学史》，更是直截了当地打出了“纯文学”的招牌，刘氏所著《纯文学史纲》专论诗、词、戏曲、小说的发展史，实为四种分体文学史的合编，可谓纯之又纯，这一进步的文学观与谢无量的理论倡导与研究实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大文学史》内容充实，分期合理。该书“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由五帝至秦为上古，由汉至隋为中古，由唐至明为近古，清一代为近世。每期各分章节，先述其时势，次及文人出处、制作优劣，附载名篇，以资取法焉。”(第1卷第43页)全书凡五编，第一编《绪论》为横向论述，其中第一章列举了中外学者关于文学的定义，文学研究法及文学分类的观点，第二章论文字的起源与变迁，第三章论作者与时势的关系及从精神上观察文学趋势的方法，第四章论中国文学的特质，第五章谈历代文学史的著述。第二至五编分别为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及近世文学史，为纵向扫描，实即一部详细的中国古代文学通史。其中上古部分共分八章，分别论述邃古文学、五帝文学、夏商文学、西周文学、春秋文学、战国文学及秦文学；中古部分共二十二章，论述“汉高创业与楚声之文学”至“隋之统一及文学”；近古部分共二十三章，论述“唐初文学与隋文学之余波”至“明之戏曲小说”；近世部分共五章，论述“清初遗臣文学”至“道咸以后之文学及八股文之发”。全书大凡以朝代为序，以每一时段典型作家或常见流派为中心与重点展开论述。在具体内容上，作者侧重传统诗文，而于元明清之戏剧、小说，论述极为简略。这多少反映了作者注重传统诗文，轻视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这一落后、保守的文学史观。

《大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建构是建立在具体论证与微观研究之上的。首先，该书颇能把握每一时段文学创作的重点与走向，如论元明文学说：“元时杂剧、小说大行，平民文学，于斯为盛。明兴文则推宋濂，诗则推高启。”(第1卷第34页)作者于简洁的文字中勾勒出该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与走势，堪称清代“文坛点将录”。其次，该书还将古今文学划分为四类，即创造文学、模拟文学、国家文学及平民文学，在对每一种文学的界说中，充分显示了作者清晰的文学史观。如论创造文学时说，“创造者，前无所因，体必己出，自有文字以来，至于周秦之末世，皆为创造时代”；论模拟文学时说，“周秦以后，文章率出于模拟，然上者模拟其精神，次乃模拟其形貎”。（见第1卷第35页）我们认为，这一粗放型的阐述虽然忽视了后世作家在文体上的发明及在文章技法上的创新意义，但就中国诗文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大致不差。再次，该书对文学史中的一些重要文体也有动态描述。如作者认为，“中国文章形式之最美者，莫如骈文、律诗”，此两体的形式特征是“骈文、律诗，既准音署字，修短相侔，两句之中，又复声分阴阳，义取比对，可谓美之极致。然亦字必单音，乃能所施尽协，异邦之人，书违颉诵，即有闳文丽藻，而音调参差，隶事亦匪均切，非其至矣。故吾国文章所长，虽非一端，骈文、律诗，则尤独有之美文也”。（第1卷第41页）其识见之深邃，分析之精辟，颇让人佩服。

《大文学史》的又一突出优长是资料翔实。作者分古代文学史之著述体例为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及总集七体，多引史传、笔记、文评、诗话等基本史料作为评价与立论的依据，探源溯流，简笔勾勒，初步建构中国历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全书论述的文字极少，而引证的文献却极其丰富。为此，王文濡在该书《序》中深有感触地说，“浏览全史文苑儒林，代有其人，燕书郢说，人有其著，而文字之孳乳，体格之区别，宗派之流衍，虽散见于各家著述中，而独无一系统之书为之析其源流，明其体用，揭其分合沿革之前后因果”，而作者却“以世界之眼光，大同之理想，奋笔为之，提纲挈领，举要治繁，品酌事例之条，明白头讫之序，覆名实而树标准，薄补苴而重完全，百家于是退听，六艺因而大明，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湖之行地，而后有志于此者，不至有扣盤扪烛之讹，得一漏万之虑焉，其功顾不伟欤”!文中高度称扬了谢氏此书在早期文学史编写中的创辟之功。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史，该书的局限与不足也相当明显，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早期文学史因缺乏借鉴与参考而带来的普遍性问题。

首先，该书虽主要论述文学，但也有一定篇幅论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以及史学、理学等，甚至还不如他本人前此所著《中国妇女文学史》为纯，因而还只能算是一部由杂而泛到纯而精过渡的文学史。像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一样，此书《绪论》第二章《文字之起源及变迁》，亦先从文字音、形、义的变迁及字类分析说起，接下来如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黄帝正名与仓颉造字》，第五章《孔子与五经》；第三编第三章《贵族之倡导》等，或经或史，或文字或宗教，内容庞杂，都偏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这些内容在文学史的叙述中顺便涉及则可，列专章专节专门介绍则显枝蔓。作者在《绪论》中虽对古今文学大势有一个“精神上之观察”，并考述了中外理论界关于文学的定义，但他显然还没有能力对广义与狭义的中国文学进行理论总结与概括，充其量只是作了一点思考，并没有落实到写作中，因而在谈作家与作品却没有归纳出单纯的文学史统系，有时仍停留在学术史、文化史的庞杂宽大的层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文学史”。

其次，该书资料丰赡，是其优点，然过多过繁的引征，有时反而适得其反。作者往往先罗列前人的相关评论，再列举具体作品，将大量篇幅让位给古人或前贤，自己很少说话，正如章太炎所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如《绪论》第三章《古今文学之大势》中，论文学变迁之大势，详引陈傅良、虞集、吴澄、何景明、唐寅、王世贞、何孟春、姜南等人及顾炎武《日知录》的言论；论行文之气格，则详引曹丕、张华、陆机、范晔、沈约、韩愈、柳宗元、李德裕、殷璠、柳冕、程颐、姜夔及姚鼐等人之言论，通篇无作者一语，如同资料汇编而非文学史。还有的引文将整篇文章悉数抄录而不加剪裁，徒增篇幅，冲淡文气，颇有“蛇足”之嫌。

再次，全书前详后略，结构颇不匀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即从汉代讲起，即使后来补上了《诗经》，但于上古则付诸阙如，而《大文学史》则大谈多不可信的邃古文学及五帝文学，上古、中古文学论述亦详，宋元明清文学部分则极其简略，只是一个提纲。作者曾说：“清之文学，不逮于明，明文不逮宋元。”（第10卷第41页）可见，这一结构失衡的现象是由作者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所致。

谢氏《大文学史》的以上做法遭到了后来一些文学史家的激烈批评。陆侃如《中国诗史·自序》中批判当时一些供教学使用的教材：“无一本差强人意的文学史——也有译外文所著来充数的，也有杂抄文论、诗话来凑成的。书的内容更是可笑——也有远论三王五帝的文学的，也有高谈昆曲与国运之关系的。”显然，陆氏所云之失误在谢著《文学史》中是大量存在的。更刻薄的批评也有，当然并不专门针对此书，如谭正璧说：“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因为根据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定义，所以成了包罗万象的中国学术史。”[3]郑宾于亦说：“据我的眼光看起来，似这般‘杂货铺式’的东西，简直没有一部配得上称之为‘中国文学史’的作品。”[4]胡云翼在《中国文学概论》导言部分《文学史的评价》中逐条列举了谢著《大文学史》等书存在的问题，如认为“不是文学史”，把“文学史”当“学术史”“文字学史”；“不懂文学原理”，遂致“取舍不当”；“杂取古人旧说以评论”，“不辨作品的真伪”；“时代划分的错误”，以政治分期为中心，不“以文学的本位”；“缺乏现代的眼光”；“缺乏文学史史的眼光”；不知“文学进化”的观念；“篇幅不适比例”；[5]不应详古而略今等等。现在看来，胡氏的批评语尖锐而理妥当。

注释：

① 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虽于1904年编就，然迟至1910年才正式出版，较之黄著文学史，可谓先成而晚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均视林著文学史为中国人自著的最早文学史。然据刘厚兹《中国文学史钞（上）》载，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储皖峰《中国文学史·绪论》也说，“我国人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一部当推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见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铅印本，……次之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1]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6.

[2]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M].上海:大东书局,1933:1.

[3]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M].上海:光明书局,1929:2.

[4]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前论[M].北京:北新书局,1930:7.

[5]胡云翼.中国文学概论[M].上海:启智书局,1928.

On Meritsand Demerits in theGreatLiterary HistoryofChinaby XieWuliang

WANG You-sheng

（School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Xiangtan,Hunan 411201）

GreatLiteraryHistoryofChinaby XieWuliang ishisearly workson the literary history with itsownmeritsand demerits.The rich contents,rationalhistoricalsegmentation,fulland accurate dataadequately embody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il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broad to specific.Nevertheless,there still exist the unbalanced composition,tortuousquotationsand the failure in adherence to the pure literary conception.

GreatLiteraryHistoryofChina;historicaldataof literature;conception of literary history;segment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206

A

1674-831X（2010）01-0091-03

2009-09-29

王友胜（1963-），湖南常德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宋代文学。

[责任编辑：葛春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