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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夏洛蒂·勃朗特的JaneEyre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2010-08-15王克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1期
关键词:夏洛蒂勃朗特罗切斯特

王克嘉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论夏洛蒂·勃朗特的JaneEyre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王克嘉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的女主人公简·爱敢于反抗压迫,要求独立自由,追求平等的精神体现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全新女性。

简·爱;女性主义意识;平等;独立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自传性小说《简·爱》(JaneEyre)以英国维多利亚初期的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平凡的孤女为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与主流社会规范顽强抗争,最后实现自己理想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冲破等级制度和社会偏见的藩篱,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新女性形象,集中地提出了妇女要求平等和争取自由的重大社会问题。夏洛蒂在写《简·爱》的时候,正是英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和阶级矛盾激化,妇女没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她通过一个孤女的故事,反映了当时英国妇女的悲惨处境,也反映了妇女摆脱男子的压迫和歧视的要求,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举。特别是简·爱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个人阅历的增长,思想认识的提高,反抗的火苗越燃越炽烈,斗争的意念越磨越坚强,在读者的面前矗立起了一个为争取平等和独立而不懈战斗的新型女性形象,体现了简·爱鲜明的女性意识,为我们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个敢于反抗压迫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一种以女性为核心的主体意识,从而开启了女权主义文学思想,成为英国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

一、女性意识在《简·爱》中的体现

(一)追求平等、反抗权势的压迫

十九世纪思想家约翰·拉斯金在其散文《论女王的花园》中就说,理想的妇女和理想的家庭与现实的原始森林式的生存竞争互不相容,妇女的地位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1]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做“家里的天使”。这就意味着女人必须在家里侍奉丈夫和孩子,否则就是不合乎“家里的天使”的模式,也就失去了女人存在的价值。显然,“天使”集中概括了一个男权主义世界里十分荒谬的妇女观。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十分盛行,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简·爱却大声宣布:“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这呼声既是对以男子为中心的英国社会的公开挑战,也是为捍卫女性人格与尊严的呐喊。若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说来,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在当时有名么激进,多么有份量!可以说它是打开《简·爱》的一把钥匙。

简·爱首先是以叛逆者的形象走进读者的视野的。简·爱出发于盖茨海德(Gateshead),途径罗伍德慈善学校、桑菲尔德、玛虚安,经过长途的跋涉,最后到了芬丁。简·爱出身卑微,在金钱和地位似乎是万能的社会,不甘受辱,不甘与命运妥协,勇于同不公正的待遇抗争,努力追求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男女平等。在盖兹海德,也许是“孤儿”的身份使简·爱从小免于家庭的管束,养成了她追求独立、崇尚自我的天性。简寄住在舅舅家。里德夫人对简百般虐待,动不动就训斥简:“你不配和我们在一起吃饭,穿我妈买的衣服。我们都是上等人……”。虽然家里的男主人已去世,但年幼的表兄、家里唯一的男性约翰·里德已登上家长的宝座。他虽乳臭未干,却早已熟谙父权制法律关于儿子继承家产的规定,耀武扬威地宣称:“家是我的,或者过几年就是我的了”,无情地排斥简·爱这个寄人篱下的“外人”。幼小的简·爱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她非但拒绝喊他为“里德主人”,反而骂他是“杀人犯”和“暴君”;在遭到他的毒打时,还敢还手与他对打。势单力薄的简·爱最后被囚禁在一间冰冷恐怖的红房子里,但依然想着“以逃跑、绝食或发疯”来抗议这不公平的世道,这正是简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写照,这都表明了简“不与环境命运相妥协,勇于反抗斗争,争取做人的权利的可贵精神,而这正是当时广大妇女觉醒的标志”。

(二)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平等婚姻

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往往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诱惑,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女性往往成为性的诱惑者、英雄的追随者、金钱的俘虏或权势的奴隶,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要在精神上争取解放与新生,就一定要先从对爱的婚姻的追求和使无爱的婚姻告终起步。在《简·爱》之前,英国小说中爱情中的女人都是被动的、封闭的,像市场上待售的商品一样等待男性的挑选,从不敞开心扉,主动向自己心仪的人袒露内心情感,似乎这样做才是“淑女”。而在夏洛特看来,两性之间是平等的,爱情须以平等和相互独立作为基础;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任何外在的东西如门第与财富都不能成为幸福婚姻的条件。这种婚姻观是对当时英国没有“爱情”的“使命婚姻”和“功利婚姻”的反叛。可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爱情观已经达到了女性主义的高度。

罗彻斯特是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他成熟老练并且家产万贯,而简·爱是他雇佣的家庭教师,孤苦无依又涉世初浅。按照世俗的眼光,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情缘,但是他们彼此吸引、相爱。特别是简·爱不顾世俗的障碍和偏见,将自己对平等的追求溶于爱情的表白中。当罗彻斯特有妻子的真相被揭发,简·爱不能与罗彻斯特结合却仍被其留在庄园时,她愤然对罗彻斯特说:“你认为我穷、低贱、不漂亮、矮小,我就没有灵魂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也跟你一样,心也跟你一样健全!……我们正平等地站在上帝的脚下——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选择了离开,即使沿街乞讨、几乎倒毙街头也不后悔。被圣约翰兄妹收留后,圣约翰向她求婚。简·爱不愿意接受他的安排,就像当初她接受了罗彻斯特的求婚却不接受他婚前的各种馈赠、不愿成为他的玩偶一样。她对圣约翰说:“我鄙视你的爱情观念,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不真实的感情。”圣约翰对简的求婚,实际上是宗教名义下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招安,本质上仍把女性当作附属品。在这里,夏洛蒂·勃朗特借助简·爱的形象,通过自身感受和深刻理解表达出妇女是独立的人,她们需要理解、尊重、地位平等,她们要追求精神上的交流和以此为基础的理想婚姻。

二、《简·爱》塑造了作为强者的正面妇女形象

《简·爱》通过简与罗切斯特相互关系中的一些细节,突出了简作为强者和支持者而罗切斯特作为弱者、依赖者的关系。简与罗切斯特第一次邂逅就是以瘦弱的简向罗切斯特伸出援助的手而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而小说最后一个画面是罗切斯特双目失明,伸出手让简给他带路,简是他的“支撑和向导”。其实这种“支撑和向异”的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的关系中。从这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们的“关系史”是由简对罗切斯特的多次“支撑”连贯起来的。在最后的困难中,罗切斯特很本能地对简·爱说“我需要你”,说得很简单,就像是对自己绝对信赖的人。罗切斯特对简·爱的爱恋中也包含有向她求援的成分,希望从她那里获得洗涤灵魂、重新生活的力量。罗切斯特向简追述自己半生坎坷之后说:“你是我的同情者——我的更好的自我——我的好天使”。他要求简与他同居,引导他达到“一种崇高的、更有价值的生活”,否则,就是把他推向“肉欲与罪恶”的深渊。这就是说,罗切斯特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依赖简。在这里,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就一目了然了,也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简·爱的正面形象!

三、塑造的简·爱的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简·爱》故事的结局是简·爱最终获得了财富和爱情。正是这样的结局,流露出了简·爱的女性主义意识。“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在这段独白中,表达了简·爱对于妇女问题的思考:财富和平等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但是这样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意识是构建在男女家庭关系的和谐之上的。我们看到作者为简设想的幸福生活中,简·爱的角色仍然只是家庭当中的贤妻良母,一个真正的“家庭天使”!而这个角色就要求她要为残疾的丈夫终生服务,这对于简来说是多么残忍!多么不公平!以前那个为自由曾经呐喊过、挣扎过、奋斗过的简·爱,现在却甘愿牺牲自我,做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夏洛蒂在她所处的时代对妇女问题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探索,在无法寻找到一条切实的解决的途径时,她只能建造一个美丽的伊甸园,作为妇女幸福的一种归宿,虽然还带有些男权社会的痕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她毕竟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了,对妇女解放运动也具有启蒙性的教育作用。

长期以来,传统的西方文学是以男性文学为主流的文学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作家们把积聚在心中的压力与不平诉诸笔端,向男权话语和男性中心论发起攻击。“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权利,是基于现实社会以男性权利为中心的这一基本事实,女权主义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当宽泛的人权论不能解决现实无处不在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利主宰,当人们,首先是女性意识到两性的不平等,事实上是人类社会中比阶级的不平等更普遍更长久的一种关系时,便产生了女权主义思潮。”[2]夏洛蒂的《简·爱》大胆地描写了女人的“偏见、观念、激情和规范”,理直气壮地把女人当作主体来描写,真正在文学中确立了妇女的主体意识。

夏洛蒂正是这样以女作家的细腻和敏感记录下了资产阶级知识女性 (包括自己)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这种特殊的情感和思想的律动正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所说的社会的“情感结构”。作为“一种正处于萌发阶段的”“流动中的社会体验”,[3]它的“在场”无异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小说所展示的新型的性别关系以及性别意识形态,尽管是模糊的,却给了女性读者一种崭新的、平等的体验。正是这种敏锐的洞察和揭示“情感结构形成征兆”的能力,使夏洛蒂·勃朗特跻身于英国伟大作家的行列。马克思认为她与同时代的狄更斯和萨克雷这些“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4]

[1]约翰·拉斯金.拉斯金读书随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张忆.现代以来的女权主义叙事[J].文艺报,1999,(3).

[3]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On theConsciousnessof Fem inism in Charlotte Bronte’sJaneEyre

WANG Ke-jia

(Henan Quality and Engineering VocationalCollege,Pingdingshan,Henan 467000)

JaneEyreis themasterpiece of English female author,Charlotte Bronte.The heroine,JaneEyre,isbrave enough to resist oppression,ask for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and pursue equality.Her spirit reflectsstrong consciousnessof fem inism,which makesher anew representative female in those days.

Jane Eyre;the consciousnessof Feminism;equality;independence

I561.074

A

1674-831X(2010)01-0089-02

2009-12-02

王克嘉(1976-),女,黑龙江佳木斯人,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教学法。

[责任编辑:王佳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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