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

（湘南学院中文系；湖南 郴州 423000）

让人爱恨交加的“小家妮子”
——《歧路灯》中巫翠姐形象分析

刘建华

（湘南学院中文系；湖南 郴州 423000）

《歧路灯》中的巫翠姐身上固然有不少毛病，但优点也是有目共睹的，主要表现在：没有丝毫礼法观念，从语言、思想到行动都不受礼教的桎梏；心无芥蒂，性情爽快；心地善良。对巫翠姐性格成因的分析，可以发现蕴涵其中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巫翠姐；《歧路灯》；形象；可爱

巫翠姐是《歧路灯》中的一个商贾妇女形象，对于这一人物，研究界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弦声的《略论歧路灯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殷都学刊》1986年第2期）；曹芳的《论歧路灯中妻妾形象塑造得失》；李艳霞的《浅议歧路灯的妇女观》（《语文学刊》2006年第3期）；魏娟莉《从歧路灯看“女教”观照下清代女性形象的定位》（《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等。他们对巫翠姐的认识都有独到之处，但大多限于探讨其缺点，对于其优点和这一形象价值的分析则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巫翠姐毛病很多，但其优点也有不少；作为商贾女子形象，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巫翠姐的毛病

（一）持家不贤

巫翠姐的正式出场是在孔慧娘去世之后，从作品构思来看，作者是将她们作为一组对比形象来刻画的。和知书识礼的孔慧娘比起来，巫翠姐和“贤惠”完全挨不上边。

1.不明事理 巫翠姐是非不明，当她嫁到谭宅时，谭绍闻正在堕落的泥潭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但她不仅从未规劝过放荡成性的丈夫，反而推波助澜，使丈夫在泥坑中越陷越深。谭绍闻误买赃银惹上官司后，巫翠姐不是因势利导劝他远离匪类，亲近正人，而是讥讽丈夫无能。这只会使丈夫更加恼羞成怒，在邪路上铤而走险。

2.酷爱看戏 在第四回和第四十九回，作者借王氏姑侄二人之口介绍了她对庙戏的热爱程度。“只这庙唱戏，勿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她嫁入谭宅之前，就是一场不落地在山陕庙看戏；做了少奶奶后这一兴趣依然丝毫未减。可以说，看戏是她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在明清时期，妇女看戏被视为不守妇道的表现之一。小说中作者曾经感叹过：“山陕庙里，岂是闺女们看戏地方。”（第四回）“幼学、少妇赶会看场，弄出的事体，其丑声臭闻，还有不可尽言的。”（第四十九回）作者在他的《家训谆言》中也说过：“勿赶会。乡村寺庙中，演戏一棚，便有许多酒肆搏场，无赖不根之徒，嬉嬉然附腥逐臭而往。尔辈试看，内中有个有品行、有学问人否？”[1]小说对巫翠姐酷爱看戏的描写，表达的是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否定。

3.热衷赌博 打牌赌博是巫翠姐生活的第二项内容。孔慧娘主政碧草轩时，赌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巫氏嫁到谭宅后，“夫妇两个时常斗骨牌，抢快，打天九，掷色子，抹混江湖玩耍。”从此谭家赌风大开，“把一个内政，竟成了鱼烂曰馁。”为了把书香门第变成香闺赌场，她还教冰梅等人赌术，并因为下人的接受能力差而大发脾气。

4.喜爱打扮 巫翠姐的第三大爱好就是珠宝首饰。她出阁前“在花婆手里，买了几十串钱东西。”谭绍闻在外边赢回一对金镯子，巫翠姐一见便要了过去（第五十四回），还打算“明日叫花婆子孟玉楼，与我捎两件钗钏儿。”（第五十五回）她之所以在安葬公公时急于回娘家，既是因为戏剧的吸引，也是念念不忘她定制的珠宝。

（二）缺乏教养，不礼敬丈夫，不孝顺婆婆

和严守妇道的孔慧娘比起来，巫翠姐可谓不知三从四德为何物。她从不遵循出嫁从夫的信条，常常和丈夫大吵大闹，而且不留余地。她曾经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取笑丈夫，而当恼羞成怒的丈夫向她“脸上指了一指头”后，她马上“把头一摆，发都散了，大哭大闹”，以至“夫妻情乖，无法圜转”，只好负气回家。（第八十二回）

和极尽孝道的孔慧娘相比，她也不是个孝顺的媳妇。第八十五回王氏来看望孙子，也想把媳妇劝回娘家，谁知她“见了婆婆也不万福”；对兴官也“不甚瞅睬”。当她的母亲和兄弟羞辱婆婆时，她也没有出面制止。因此气得婆婆“一怒起身”“大不如意而归”。（第八十七回）

（三）庸俗、势利

和当初王氏相中巫翠姐是贪图“将来有些好陪妆”一样，巫翠姐甘愿到谭宅做填房，看中的也是仕宦世家的财富、地位与声望：“巫氏原生于小户，所以甘做填房者，不过热恋谭宅是个旧家，且是富户。”所以谭家败落时，她就毫不犹豫回了娘家。

但是谭绍闻中了祥符县“儒童第一名”、兴官也中了秀才后，谭家又出现了复兴的气象，“巫氏也就有归宁已久，重返夫家之情”，母女两个商量送礼祝贺，顺便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省的我异日‘马前覆水’”，小市民见风使舵的势利本性跃然纸上。

二、巫翠姐的可爱之处

巫翠姐除了不贤不孝、庸俗、势利的毛病以外，也不乏可爱之处。

（一）没有丝毫礼法观念，从语言、思想到行动都不受礼教的桎梏

孔慧娘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典型，可以说，她的死既是因为她的“气性”——个性刚强，眼里容不下沙子，也是因为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所致。而巫翠姐则不同，她不矫饰、不虚伪，敢爱敢恨、喜怒皆形于色。所以丈夫向她“脸上指了一指头”时，她毫不示弱地“大哭大闹”；当丈夫一边歇斯底里大喊“我是不要命了”，一边对她“脚踢拳殴”、大打出手时，她马上回敬道：“你就办我个老女妇宗”，然后果真坐上轿子“含怒而去”。她的言行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表明她是一个蔑视封建道德、无视礼法观念的敢作敢为的女性。

（二）心无芥蒂，性情爽快

巫翠姐虽然经常和丈夫生气、吵架，但是她从不记恨。第八十二回她和谭绍闻大吵一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但她后来“倚枕自思，觉得是自己大错”，于是借给中秀才的丈夫送贺礼之机主动回到婆家。小说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上卧房卸妆，见了绍闻，细声笑道：‘你与我有了什么仇，怎的再不踩俺家门边，问我一声儿？’绍闻忍不住笑了。巫氏入内室拔去头上珠翠，解了绣金宫裙，说：‘我的旧裙子搭在床横杆上，往那里去了？’绍闻道：‘我与你寻去。’”

对丈夫的柔情嗔怪、细声一笑，如莺声燕语，巧妙地将夫妻积怨化解于无形。为了不让丈夫难堪，她很快将话题转向自己的旧裙子，而谭绍闻的“忍不住笑了”和“我与你寻去”，也说明他们的矛盾已冰雪消融。因为她不计前嫌，才有丈夫的捐弃旧怨，如果她是个斤斤计较的小家子脾气，夫妻两人不会这么容易重归于好，谭绍闻的第二次婚姻甚至有可能彻底破裂。

她性情爽快，无忧无虑，所以她不会为谭绍闻的堕落忧心忡忡，也不会为家境的每况愈下焦虑不安；谭宅败落时，她一如既往地看戏、打牌、买首饰、和丈夫吵架。由此可见，她比孔慧娘应对生活的能力更强，而其原因就在于她没有背负礼教的沉重枷锁和由此形成的爽快个性。正如惠养民老婆滑氏所说：“像那贤慧有气性的就会死，像我这不贤慧的糊涂虫就死不成。”（第三十九回）“商家女儿巫翠姐取儒家女儿孔慧娘而代之，客观上也具有某种深刻而微妙的寓意。”[2]其寓意就在这里。

她耳闻张类村小老婆的飞扬跋扈后，还洋洋自得地问婆婆：“娘，你看张家三太太，我可算贤德能容的么？”（第六十七回）虽然她离“贤德”的标准甚远，但至少她有做贤妻良母的愿望和要求。

（三）心地善良

和经常在丈夫面前咆哮的“勾绞星”滑氏、凶悍的杜氏比起来，巫翠姐几乎称得上“可爱”，她从不以正妻的身份欺压、虐待冰梅；对冰梅的儿子兴官她也给予真心关爱并教他读书识字；婆婆伤心时，她也能劝解宽慰；婆婆生病了，她非常着急，并许愿唱三天献神戏；谭绍闻带回几本插图的《孝经》故事，她看得津津有味，并深有感触地说：“这比看戏还好。”

如果说孔慧娘的孝行主要来源于她所接受的家庭教育，那么巫翠姐的善行纯粹出于她的天性——善良的本性。她虽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本质上她是善良的，她的个性是真率的。

三、巫翠姐性格的成因及意义

（一）商人家庭出身及教养给巫翠姐打下了鲜明的市侩烙印

和自幼受到良好教养的孔慧娘不同，巫翠姐出生于小商人之家，她接受的是小市民的教育。她的母亲巴氏缺乏教养，亲家母来看望生病的孙儿，她出言不逊，以至气得王氏嚎啕大哭，她“还喜今日总算为女儿少出了一口气儿”。她的兄弟巴庚“专一窝娼”“开赌”，他甚至对王氏口出狂言，也丝毫没把姐夫放在眼里：“明日见了端福儿这狗攮的，我要剥他的皮哩。”她的表亲钱可仰、干兄焦丹也是赌徒，正是他们引诱谭绍闻多次上赌场，并惹出人命官司。

由此可见，这一家子是既不识礼、也不讲理，是不辨是非、不明事理的“不晓天地人家”（第八十五回）。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巫翠姐的教养可想而知，其伦理道德观念淡薄、不知三从四德、不懂夫唱妇随也就不足为奇。正如作者所说：“只因生长小户，少见寡闻。且是暴发财主，虽闺阁之中，也要添愚而长傲。”因为欠缺家庭教育,身上就少了许多束缚,其言行就有诸多不合礼教之处。[3]她在丈夫、婆婆面前都不大守妇道就很正常了。

这种教养也使她形成了浓厚的世俗观念，使她把金钱、利益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所以她会因贪图谭宅的门第、声望而甘愿作填房；也会因谭宅家道中落而主动提出“老女归宗”；更会因丈夫中了秀才而产生“重返夫家之情”。她对待婚姻家庭，就像商人做生意，表现出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思想。

（二）娘家的富足、有金钱做后盾，使她在婆家财大气粗，声高胆壮

巫翠姐嫁入谭府，“不过热恋谭宅是个旧家，且是富户”。可是谭绍闻渐渐折腾到要靠揭债过日子的境地，“当一票子，花一票子”，（第八十三回）还三天两头吃官司，巫氏“饮食渐渐清减，衣服也少添补”，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而她“未出闺之时，本有百数十金积蓄。迨出嫁后，母亲巴氏代为营运，放债收息，目今已有二百余两”。二百余两私房和娘家的富得流油使她有充足的资本傲视已经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谭绍闻。有金钱撑腰，巫翠姐在丈夫面前自然底气十足，敢说敢做，敢吵敢闹。

巫翠姐的择婿观念以及她在丈夫面前不依不饶的态度折射出了深刻的社会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对于自身低下的社会地位日渐不满，改善自身政治处境的要求日益强烈，这种要求首先是以和官宦联姻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谭宅和巫家的“联姻这件事本身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的价值系统已发生某种深刻而微妙的变化”。[4]“世家子弟谭绍闻与富商女儿巫翠姐结合了，这一变动有着耐人深思的社会意义。”[5]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在作品所反映的清代中叶，婚姻关系中经济的身影越来越鲜明。

由于当时封建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社会生活中政治地位仍具有决定的作用，所以，工商业者还显得势单力薄，他们处境尴尬。在经济领域他们可以呼风唤雨，但在政治领域却无能为力。他们虽然“财大”，但却无法“气粗”，他们不仅无缘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无法在官场一展身手、崭露头角，甚至不能得到主流社会起码的承认。因此，在巫翠姐有限的“反抗”面前，“旧家子”谭绍闻始终处变不惊、镇定自如，以至在夫妻反目、巫翠姐回娘家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也从未去看望过，更不用说好言好语劝其回家了。从这个情节来看，小说既再现了商品经济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体现了男尊女卑制度的根深蒂固。它生动地说明“女性无论以什么方式抗争，仍无法冲破男权社会坚固强大的罗网”。[6]

四、结语

巫翠姐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性格鲜明的女性典型，尽管和她的前任——孔慧娘比起来，巫翠姐有不少毛病和缺点，但她的优点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她身上可谓妍媸并存、瑕瑜互见。她既有“小家妮子”不懂妇道、持家不贤、势利庸俗的一面，也有蔑视礼法、善良、率真的可爱之处。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其价值也是非常独特的。

[1]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M].北京:中州书画社,1982:144-145.

[2][4]段江丽.礼法与人情[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0.[3]魏娟莉.从歧路灯看“女教”观照下清代女性形象的定位[J].许昌学院学报,2006,(6)：67-70.

[5]弦声.略论歧路灯中的女性形象塑造[J].殷都学刊,1986,(2).

[6]谢真元.古代小说中妇女命运的文化透视[J].重庆师院学报,1997,(1)：16-24.

Analysisof the ImageofWuCuiin theNovelLampontheForkedRoad

LIU Jian-hua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of Xiangnan University,Chenzhou,Hunan 423000）

WuCuiin the novelLampontheForkedRoadisamockery and denialcharacter.Although there are a lotof problems,her advantagesare obvious to all.Her language and behavior are not lim ited by the traditions;she is frank and kind.Analyzing the charactersofWuCui,we can find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ofsocialcauses.

WuCui;LampontheForkedRoad;image;cuteness

I207.419

A

1674-831X（2010）01-0082-03

2009-10-19

刘建华（1963-），男，湖南双峰人，湘南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责任编辑：葛春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