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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悲剧观念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王 杰 肖 琼

内容提要:悲剧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没有消亡,而是变得更加多样且多彩,悲剧作为一种观念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形成他们的思维模式,并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提供某种道德标准和价值参照;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和审美主义,悲剧仍然是一剂有效的清醒剂,但悲剧的观念需要从精神贵族的文化批判模式中解脱出来,“尘世的崇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悲剧在现代社会中的话题是围绕着它的存在与消亡而展开的,斯坦纳的《悲剧之死》(1961)、威廉斯的《现代悲剧》(1964)、奥康诺的《悲剧之气候》(1965)、缪勒的《悲剧精神》(1966)等等以及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关于悲剧观念》(2003)始终围绕着这个主题。在现代社会中,悲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对它的理论阐释成为理解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角度。对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悲剧观念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一、现代性的悲剧性困境

现代化是一个痛苦的悲剧性过程。现代化的结果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却有着更为深层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很好地揭示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的新的悲剧性和冲突。由于理性主义空间的建立,取消了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即共同体和宇宙,而用“有理性的个人”和“无限的空间”来代替,“这种代替体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双重胜利:一是肯定个人的自由与正义是全社会的道德准则,一是在思想方面建立起机械论物理学”。也就是说,在上帝被理性杀死的时代,人类一方面废除了人类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而设立的外在于人类并且高悬于人之上的上帝这个判断尺度,另一方面同时确立了以个人的自由与正义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可是人不仅是类的产物,他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独立的个体一旦缺少指导现代技术并使之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目的服务的道德力量,就有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伊格尔顿指出:“在西方人们试图尝试各种哲学、心理学等等,以求填平情感上的鸿沟和精神上的空虚。然后人们在生活中寻找解决的方法,结果是不约而同地转向一种叫做享乐主义的东西,即寻求一种能够获得快乐的方式。”伊格尔顿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物欲狂欢和个体狂欢现象充满着忧虑,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的三个消极现象:一、政治上的消极主义与失败主义;二、肤浅的乐观主义和享乐主义;三、审美主义这三个方面都与悲剧观念有关。面对这样的文化现实,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理论阐释,从而思考超越后现代性的文化之路呢?悲剧既具有终极价值的超验性,能为世俗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一些先验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约束,同时这些价值和道德又不是脱离于人而悬浮于人之上的,它是人类自身从世俗中升华起来的一些价值观,它以人性为基础,具有现实合理性,并为人们前赴后继地实践着。悲剧和现代性的社会重新联系起来,这也是悲剧在现代社会生活被重新热烈讨论的原因。

1961年,斯坦纳发表著名的《悲剧之死》,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演变的角度明确宣布悲剧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伟大的悲剧艺术将从此风光不再。当然,他认为悲剧消亡是个渐变的过程,从拉辛的时代开始演变为“近似悲剧”、“非悲剧,最后是彻底的消亡。斯坦纳认为悲剧消亡的原因在于:1、贵族(英雄)与贫民(普通人)的差别已经不重要,2、浪漫主义时代那种人类完美性信念的结束租救赎神话的产生,3、以中产阶级生活为焦点的小说对带有贵族气的悲剧艺术的取代;4、戏剧从诗体形式向散文体形式的转化”。然而如果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眼光来看待悲剧的存在与发展,结论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威廉斯在1964年出版了《现代悲剧》对斯坦纳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威廉斯首先指出现代社会“悲剧死亡论”的理由在于我们现在缺乏创造悲剧所应该具备的信仰和规则,所以也就创造不出悲剧了。可是悲剧的信仰和规则是谁规定的,怎样规定呢?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还是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呢?通过对悲剧理论的考察,威廉斯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悲剧理论都是按照固定不变的人性或人性的部分特征来解释悲剧,已经抽空了它那丰富的现实基础。而如果我们还要拿着一种过时的却以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来衡量悲剧的现实实践,将一个完整行动的部分抽出来进行绝对的抽象化和普遍化,那就剥夺了悲剧其他意义的可能性。威廉斯的处理方案是要求我们回到经验事实本身,不再根据永恒不变的人性来解释悲剧,而是根据变化中的习俗和制度来理解各种不同的悲剧经验。威廉斯认为应该找到自己文化中的悲剧结构,在经验层面对现实经验进行全部把握,发现其中新的因素和新的生长点,接着在分析的层面上概括出这一时代的理论特征,这样,悲剧不再是某种特殊而永久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经验和制度了。威廉斯从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中成功地提升出一种新的革命悲剧理论观,要求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辩证地来理解革命的悲剧性。威廉斯指出,革命的目的和手段存在着潜在的悲剧性,并最终带来无序和混乱,给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造成痛苦,我们只有从这一悲剧性的角度去认识革命,革命才能够持之以恒。威廉斯对革命悲剧性的理解,对斯坦纳所提到的悲剧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回应,为我们理解现代悲剧提供了新的眼光和思路。

伊格尔顿的Ⅸ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从悲剧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联系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悲剧问题。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使用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悲剧概念:悲剧的观念。由于这些“传统主义的悲剧概念以许多种区别而定——命运与机遇、自由意志与命运、内在缺陷与外在条件、高贵与卑贱、盲点与洞见、历史性与普遍性、可变事物与必然事物、真正的悲剧范畴与全然令人可怜之事、英勇的挑战与可耻的懒惰之间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对我们有多大影响”,所以,他使用“悲剧的观念”,以便与现代性的悲剧性状态相对应。其实从德国浪漫派开始,人们早已倾向于不再将悲剧只是视为一种艺术俸裁,而是看作一种哲学观念、审美意识、人生态度。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虽然接近衰亡,但悲剧作为一种观念或精神渗透进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所以作为戏剧艺术形式的悲剧是消亡了,然而正当这种形式本身似乎一时枯竭的时候,关于悲剧的哲学沉思却繁盛一时。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等都对悲剧进行哲学性的探讨,并形成了各自的悲剧理论。伊格尔顿建议采用悲剧观念,因为悲剧理论妄图将悲剧经验抽离归约成一种理性形式,结果总能感到一些观念从意义之网溜出。伊格尔顿认为,如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悲剧意味着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艺术品。悲剧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悲剧,一种悲剧观念,它体现于人的一个内在维度,并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提供必要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参照。作为悲剧的观念,它既可以体现于悲剧性的理论中,又可以体现于悲剧性的作品中。“正是随着现代的开始,悲剧观念才开始超出其在这种或那种案头剧或者舞台

表演中卑贱的倾向,成为凭借自身资格而存在的一种成熟哲学。倘若悲剧对现代性至关紧要,它就几乎是一种神义论,一种形而上的人道主义,一种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一种被移植的宗教形式或者一种政治怀旧情绪”。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伊格尔顿分析了悲剧观念在现代社会经久不衰的原因:悲剧成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式。悲剧实际上是对今天堕落的、庸俗的日常生活所作出的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剧话语和悲剧理论成为广义的现代陛的一部分,也称之为审美现代性。伊格尔顿认为作为文化批判模式的悲剧与一般的文化批判是不同的,其不同在于:文化批判只局限于对悲剧的崇高和世俗的平庸进行对比,或者干脆就是对现实的逃避,以怀旧的眼光给过去涂抹上一层理想的光环,以此种方式来对抗现代性;而作为文化批判模式的悲剧却是加入到从日常生活飞跃的行列之中,它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面对,是在接受现实中从日常生活现实内部升腾起的一种变革的力量,是放弃与不放弃旧的,选择与不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的真实面对,作为文化批判模式的悲剧将希望全部悬系于一点上,正是在这一点上,考验出人类的极限和力量。因此伊格尔顿对狭义上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力度是持否定态度的:“提出这种解决办法的居然是美学,这何等令人沮丧。”狭义的审美其实只不过是“允许我们将一种虽然假想的目的性归因于世界的东西,并且因此沉迷于对一种现实的乌托邦幻念”。因此审美是反悲剧的。审美通过一种想象性的镜子关系反射我们主体性的结构,通过一种审美变形的手法来把握现实的手段,它所提供的解决途径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想象性解决。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与现实的距离,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审美对现实进行真实的把握。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因此可以统一。然而,对审美想象性解决的充分信任最终浇灭了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欲望激情,其抽象性和归约性让我们在感觉上丧失了对世界的占有立场。而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悲剧,现代悲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更加多样且多彩了。

二、现代性矛盾的悲剧式解决

悲剧理论应该如何阐释,才能正确理解现代性的相互冲突和矛盾性?这也许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将现代性的相互冲突和矛盾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悲剧的理论框架内来理解,才能够为现代性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拯救之路。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评判当时的德国政治现实时就这样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这里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悲剧的理论雏形。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揭示的是;旧制度还存在着合理性表明自身还存在历史价值,旧制度的消亡则意味着某种价值的毁灭。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正式提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济金根的覆灭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恩格斯则指出:“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时,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济金根命运中真正的悲剧因素是:济金根作为垂死阶级骑士的代表来反对现存制度,是以旧的阶级来反对新的阶级,因而不可能得到国民大众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他的斗争不可能不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已经明显地区别了两种悲剧:旧制度旧事物的悲剧和新事物新制度的悲剧,拉萨尔的错误在于他模糊了两种悲剧的界限,并把旧阶级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剧看成是革命的悲剧,因此在理论上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悲剧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伊格尔顿对悲剧和现代性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悲剧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因为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现实的社会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来看待悲剧,所以斯坦纳的“现代悲剧死亡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其实假设悲剧真的具有绝对价值,那么无论它是活的还是死的,都代表着悲剧对现代野蛮的一种反应。简单地说,悲剧就是一种对事件的反应。从悲剧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模式,作为社会形态的否定性力量,悲剧不但不会死去,而且具有绝对价值性。“20世纪发生在悲剧身上的不是它的死亡,而是它变成了现代主义”。悲剧的出现总是表征着新旧事物的更替,社会变革时期的到来。旧事物的毁灭总是伴随着旧的价值的终结,新事物在历史中的第一次出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伊格尔顿式的表征语言是,“冲击其权威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失败,一种最终非定形的理性被含糊地带进人们关注的中心”,即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伴随着新事物的毁灭而被模糊地带入社会结构中。所以,失败也是一种胜利。

“个体与社会之间不存在悲剧性冲突”,这是伊格尔顿论证现代性悲剧的立场和出发点。由于指出个体与社会不存在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所以现代性中关于自由的主题极富反讽性。自由既使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人性可以自由地重塑自己;又令人发抖,因为这意味着自由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给予它本体论的赞同标志,否则我们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因此,自由是无法确证的。确切地说,自由只是一个我们孜孜以求的幻象。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是自由的,只能够相信是自由的。就象阿尔都塞所说,跪下,然后你就相信了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信仰的魅力。在伊格尔顿看来,自由始终是在一种受制约的关系中才能产生的命题,这也是自由的一个自我式悖论。自由始终是与必然性密不可分,自由必须屈从于另一种权力才会显得更加的真实,要自由意味着选择必然的自由之条件,而这种交换形式是以一种反弹后的多倍形式来获得,类似于中国的谚语“退一步海阔天空”。放弃的目的在于获得,并且是以多倍的形式获得。例如,“笛卡尔暂时放弃他所了解的事物,为的是使其依赖于更可靠的基础,同样,资产阶级的个体必须自由地让其私人身份屈从于国家,为的是以公民权的形式重新获得它,这相对而言具有更丰富的意义。你在这场大规模的身份交换中重新得到的,并不光是你变形了的、如今真正是共有形态的自我,而是与之相随的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共同身份,这些身份以类似的方式被你自己的无私行为所丰富。”在悲剧中,现代性的自由可以表现为命运,也可以表现为我们被客体化了的欲望。悲剧

因此调和了自由与必然性,连接起纯粹与实际原因之间的间隙,而这是批评哲学难以跨越的。而且,“自由与限定被结合起来还有另一种意义。倘若我们能作用于世界,那么它必须是确定的、已经以一种激活我们主体性的方式构成的”。也就是说,悲剧可以激发我们的主体性,引起我们对新价值观出现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悲剧是意识形态的原型。悲剧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为了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安定,我们必须制造出男人和女人的各种罪行,通过悲剧达到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的目的。然而,凭什么判断现有的社会秩序就是合理的呢?在伊格尔顿看来,任何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对人性压制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暴力的根源或原始的罪恶被无情地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以至于不合理的东西逐渐变成常态。”但人始终有越界的冲动,人类社会的创造之初正是开始于亚当和夏娃的越界行为,伊格尔顿非常肯定人的越界的冲动,正是人的这种越界的冲动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繁荣的原因。

在现代性的社会中人类越界的冲动被强化和激化了:为了自由而永远地动。然而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从本性要求出发的自由,人类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助,所以,为了回避单纯反映自我,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必须以他者为根据,这也是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方式。自由却永远是人类追求和社会进步的理想尺度。自由是我们不止的欲望本身。尽管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日神式的虚假意识,但我们却不能缺乏这种虚假意识的理想性动力,这种虚假意识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自然条件。实现自由必须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实现,而不是绝对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同样必须是一个条件式的、由人类社会总体推进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早已指出,只有当组织化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整体性的政治结构,并控制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生产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美好幻想才会实现。事实上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失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其革命实践的胜利可以说是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大峡谷”构想的一个验证,但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前苏联,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逐渐暴露出它的弱点,因此注定只能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推进。在现代社会中,欲望是现代性的悲剧主人公,因为我们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我们的满足永远没有界限,我们的精神永远对已占有领地感到厌倦,所以它总是努力奋斗却又永远达不到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悲剧性的推进形式,伊格尔顿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历史悲剧性发展的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不止性和超前性,他肯定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欲望的动力。并且强调人类对欲望的不放弃态度。“不放弃欲望就意味着像海德格尔一样与死亡保持一种不问断的关系,正视人的生命之需要。这意味着不要用想象的客体那种需要,而要明白它是对你做出界定之物,死亡乃是使得人的生命变得真实的东西。因此,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需要,劝导主体做出只能从自己的限制中产生的肯定,拉康将这种需要坦率地称作人类境况的现实。在这个特殊的世界上,只存在付出极大牺牲而得到的胜利。”

回到人类之始。上帝在造人之时并没有善恶的观念,在上帝看来,他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因此世界上本没有邪恶,生活在伊甸园时的亚当和夏娃对善恶无知也就没有任何概念。邪恶的带入是伊甸园中的那条蛇,蛇对初人许下的诺言使他们认识了善与恶。善相对而言是在恶之后才产生,有了邪恶这一客体之后才产生它的对立面善。所以西方文明总是认为历史的推动力量在于恶的力量,人性之善是必须通过其对立面邪恶而激发出来的。伊格尔顿则认为善与恶始终是互相依存,悲剧性地共存于社会中。善良离开邪恶也就不成其为善,正是邪恶造就了善良,并激发人类补救的努力和无限的创造力。然而,善与恶的这种悲剧性共存状态以及对人类创造力的激发并非为人们所清醒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甚至包括马克思本人。伊格尔顿评论道:“最有力地否认善与恶的这种悲剧性共存的现代话语是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本人尽管对资本主义做出辩证的评判,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力量天生具有创造性,把否定看作阻碍人类自由表达的无论什么东西。”伊格尔顿认为,悲剧作为一种世俗宗教,它可以“具备上帝的在场所带来的无法承受的重负”,而只有在面对这种无法承受的悲剧性重负,悲剧人物才可能体现出超越苦难的崇高性价值。“人们正是通过毫不退缩地服从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从而超越了它。”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性的悲剧虽然痛苦但却不是坏事,只有与悲剧性的事件的真实面对,才有人类精神价值的真正生产,人类只有面对悲剧性的事件时才能考察出自己对苦难的承受力和信仰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萌生出希望征服它的人类欲望。所以失败并不可怕,失败意味着另一种胜利,只有失败才会有重新前进的机会,这是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规律。悲剧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如何希望但又不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只有放弃旧的。我们才能清理出空间来接受新的。人类是足智多谋和富有弹性的,我们总是在失败的经验基础上重新选择。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存在最终的希望,而希望正是当这种力量已被破坏或者已耗尽时你所发现的。而我们只有在与绝对的缺乏之真实界、实在界一次地狱般的遭遇后,我们才有获得新生的希望”。这正是悲剧的意义所在,悲剧让我们学会直面惨淡的人生。

从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角度看,所谓后现代的现实生活其实是充满着悲剧性的色彩。在消费主义观念的全面冲击下,后现代文化充满着对享乐主义的迷恋,审美在日常生活中泛化而丧失了原有的精神高度和批判力量。当代工业、技术、都市和文化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或深度的价值,后现代文化中的生活成了一种缺少意义的生活。而具有敏锐批判意识的精英主义者在面对着后现代的铺天盖地的席卷之势,也只能发出望洋兴叹的哀声了。伊格尔顿指出当前的文化精英必须改变以往贵族式的文化理念才能重新获得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对话的权力,必须重新在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和理论的新的生产点。悲剧性的困境孕育了悲剧性的超越,而如果悲剧理论不再迷恋于曾经的贵族立场,诚实地说出英雄的悲剧和日常生活中任何个人的悲剧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那么悲剧将责无旁贷地挑起这个重担,成为理论的新的生长点。

三、中国经验与中国的悲剧观念

当代中国也正面临着自己的审美现代性和悲剧性。但是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不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悲剧观念。雅斯贝尔斯在他的《悲剧的超越》中谈到了中国的悲剧观念问题。在中国的文明里,“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拆,只有哀叹。人们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他安详宁静地忍受折磨,甚至对死亡也毫无惊惧,没有无望的郁结,没有阴郁的受挫感,一切都基本上是明朗、美好和真实的。在这一文明中,恐惧与战栗固然

也是经验的一部分,并且在它就跟在那些已经觉悟到悲剧意识的文明一样地司空见惯”。他把这种对待悲剧的态度归结为悲剧前知识,并且断定这种悲剧前知识是不可能过渡到悲剧知识阶段。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中也谈到中国的悲剧观念问题:“在中国,从表现尊贵个体之毁灭的意义来看,不存在完全等同于悲剧的东西。不过在传统意义上,有一种与受到某种权力控制的普遍和谐有关的幻想,虽然这种权力的配置往往高深莫测,但是却可以证明其使得人类社会秩序合法化的合理性。反抗这种权力就是招引来自上天的报应;而且‘命的概念代表着一种命运观念。中国还吸收了因果报应的印度学说,相信个人行为会受到惩罚或奖赏,不过在传统的印度文学中并没有悲剧,悲剧在此的意思是文学作品中不允许包含主人公死亡的内容,也不允许以其死亡为结尾。”悲剧并不是指涉死亡,也不以死亡作为悲剧的结局。伊格尔顿对中国悲剧的理解大致可以表现为两点:

首先,中国的悲剧观念不同于西方的悲剧,中国的悲剧观念具有一种强烈的宿命色彩。佛教的生世轮回说为悲剧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价值参照。佛教讲究三生,人生包含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人的苦难是命定的。现世的苦难也许是上辈子的罪孽而引起的报应,惟有通过此生的苦炼修行,从而净化前世的罪恶,为下世的赎清并最终扭转苦难的意义。因此,中国悲剧的观念体现于通过“苦难的历程”而达到灵魂的净化和救赎。正因为是将苦难看成是对自己前世罪孽的赎清,为自己下世的幸福开辟尘缘,因此,在遭受苦难以及如何超越苦难的态度上,中国的悲剧文学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既然上天似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它掌管着对人世的责罚,奉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则,因此大家都相信罪恶的人终会有报应,个人的苦难也是个人曾有的罪孽所应得的报应。也正因为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着这样一种因循的、赏罚分明的伦理原则,所以社会秩序也能在有序中稳定地发展和变迁。

其次,苦难既是命定的,那么现世的苦难是无法回避,无可逃遁的。中国伦理思想重要的是“知命乐天”的思想。因为知命,所以乐天,既然苦难是无法回避,不如快乐地享受,采取对人生的痛苦感和悲剧感的消解方式,表现出一种“不以苦乐为意的英雄主义”(朱光潜语)。通过尊重苦难,把苦难当成一种享受来使自己完成救赎和净化的效果。因此,中国人往往不愿意承认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和人生的悲剧性质,恶和叛逆在中国并不具有悲剧性的崇高,中国社会秩序的历史轮回和变迁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人性和伦理的力量。从现代性的角度,伊格尔顿质疑了西方悲剧传统理论对悲剧的唯一标准的判定。如果说悲剧总是宣扬的是关于英雄、崇高、反叛等等的价值,习惯于赞扬无所畏惧的人类精神,那么“悲剧艺术并不享有对勇气、尊严、自由、睿智的垄断权”,“它所体现的大多数价值观可以在其他文化形态中找到”。而存在着的同情、容忍、幽默、谦卑、宽恕等等的悲剧性价值看似不那么迷人,或者说乏味,但它们也同样宝贵,并且更值得悲剧去表现,因为这种态度让我们直面我们的限制性和实在界的真实,而不是贵族式的傲慢和盲目的乐观主义。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中,或许崇尚的是这种悲剧性的价值观。

伊格尔顿最终是把悲剧看成一种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道德价值观被嵌入了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显然同样有着自己的悲剧观念和审美现代性。中国人有很强的道德感和伦理意识——虽然这一点正是朱光潜认定中国文学没有产生悲剧的原因——并且不同于西方悲剧对个体的价值和毁灭的体现,中国的悲剧观念是中国式的悲剧意识,它不需要强调内心的冲突就可以为人们所平静接受,因为道德和伦理价值已经内在化并形成一种普遍认识,所以体现的是一种超悲剧精神。从悲剧观念与现实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性同样伴随着悲剧性的过程。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也开始酝酿自己的现代性并进入现代性的形成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情况比西方要复杂得多,中国不象英国,现代化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自然形成的渐进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象美国,只需要通过一次独立战争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总是拖曳着古旧庞大的传统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所以历史的每一次进程都是挟裹着对悠久而丰赡的传统文化的剥离和进化。当西方的一些事物和观念涌人中国时,它们自然就会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产生一系列复杂的交碰和撞击,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心理的根深蒂固,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始终被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主流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受这种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在走向现代性的同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地捍卫着这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一次次痛苦的剥离过程,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它在现代性的演化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对接中,始终充满着悲剧性的色彩。而对于中国悲剧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和中国现代性的悲剧性表征,鲁迅的《野草》、陈忠实的《白鹿原》、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等作品是很好的理论个案,值得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作出深度阐释。限于篇幅,我们仅以贾樟柯《三峡好人》初步分析为例。

贾樟柯的电影总是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去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多舛的命运。中国现代性的艺术表征是他的作品的基本主题。在我们看来,他的《三峡好人》准确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悲剧精神。《三峡好人》以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敏锐地捕捉到了三峡人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张力。在谈自己在三峡拍片时的真实感受时,贾樟柯写道:“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在叙事结构上,《三峡好人》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山西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到奉节寻找自己十六年前买的四川女人和自己的孩子。另一条线索是山西女护士沈红到奉节寻找她在三峡工作几年未归的丈夫。正是借助这样两个外乡人的眼光,我们感受到三峡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这其中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特有的“沉静”。关于这种沉静,笔者曾用“优美化的崇高”来概括。“优美化的崇高”不同于康德式的否定性崇高,通过强调对主客体一致性关系的撕裂并在尖锐的冲突中获得崇高的效果。“优美化的崇高”体现的是一种对痛苦沉静的忍受态度,是“在面对着无限性的外在世界时,真正的善良和为幸福而牺牲的精神,使主体呈现出一种动人的美,它通过想象和精神的力量,使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特殊的平衡”,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在个体生命活动中的回旋和展开”。我们可用伊格尔顿的“尘世的崇高”予以评说。《三峡好人》的英文名被翻译成《静默,生活》(still,Ljfe)。静默表征着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它像塞尚笔下的静物画一样,把平凡普通的东西转化为崇高和伟大的审美对象,是一种日常生活式的悲剧。贾樟柯说:“中国的变化已经结束了,剩下的是每个人要面对现实,做一个决

定。”现实总是带有残酷的色彩,关键是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采取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从而在迎面而来的苦痛中超越它。尽管影片中这些三峡人的生活总是像在高楼间走钢丝一样危险,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求生,但他们并不麻木、绝望和气馁,在面对自己每一次人生选择时,他们并不焦虑和漫无目的,也不是随遇而安,而是行事慎重而有分寸,表现出少有的坚毅和主动性。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尽管这些人生目标平凡或卑微,但却因为他们的专注和追寻,同样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具有超越性的美和高贵。片中的男主人公韩三明就是一个社会的底层人物,这个一开始让人感觉是老实巴交、唯唯喏喏的人物,在寻找妻子和女儿的行为上表现出惊人的执着,当他找到这个因追求自由但却沦为奴隶般生活的妻子,并且知道如果要带走妻子需要三万块钱赎身时,他的选择沉静而坚毅,没有丝毫犹豫:他要回山西煤矿挖煤,纵使自己死在煤矿,也要将妻子救出来,因为这是他作为丈夫的责任。韩三明的生活逻辑简单而真切,却充满着哲性的智慧。片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沈红为寻找丈夫而来,她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然而当她发现丈夫已有外遇后却毅然主动提出离婚,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物欲横流的悲惨世界,为爱而存在的特有“沉静”。影片中小马哥说:“现在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了,因为我们太怀旧了。”但我们看到片中的人物在把一切都放弃之后,却分明有一种东西升华起来,静止在那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艺术化表征,它并不刺激我们的感官和想象力,而是用真实的力量引起我们思考:“在三峡,每个人对生活都是主动的,而这种主动并不是说人们不知道困难,并非民众是麻木的,而是既然生活如此,那么我也得活下去,尽量在有限的资源里活得更好。”生命是平等的,每种生命形式都在默默地绽放,以其独特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为我们的生活和人生提供意义。那些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中被抛来抛去四处漂泊的普通人,他们在生活被打乱而且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改变和向前走时,仍然是认真而坚毅对待生活,呵护漂零的弱者,彰显出一种尘世的崇高,他们的形象就象凡高的静物画《鞋》,默默地与我们对话,唤醒我们心底麻木了的“良知”。

通过对现代性与悲剧的观念的探讨,我们对悲剧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悲剧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当代中国的生活就象南方的河,时而平静地流淌,时而咆哮奔腾,永不停息,在它平静的外表下也始终存在着激流,而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正是社会更替变迁,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在现代社会,人们总是被自身的悖论所缠绕,人的欲望总是不会满足自己所达到目标而具有超前性,这使得它在实践和追逐的过程中总是充满着悲剧性的色彩。所以,人类的悲剧性是永远存在的,悲剧精神是人类为理想而斗争的悲壮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新的生活方式总要不断地呈现,旧的生活方式总要不断地被替换,因而悲剧的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通过对悲剧性生活的再现式表征,使它成为我们的观看对象,我们也就把握住了悲剧性的实在界,从而可以沉静地面对任何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