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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四次人的发现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刘青汉

内容提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前三次人的发现是发现人本质的一些天然属性及相关权利,发现人争取权利的可能途径。前三次是以人为中心和以社会为基础的人的发现。不是在文学文本或现实中直接发现了人的主要质素,而是发现了相关质素的欠缺。第四次人的发现凸显在四个主要方面,人文的入的发现强调人的内在人文素养,日常的人的发现关注人的本色,生态的人的发现关注自然生命整体系统的和谐,神性的人的发现呼唤人的超越性、神圣性。第四次人的发现的显著特点是大面积退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理念和只关照人类社会的心理视野,关照把人看为自然生命链条之一的全宇宙生命共同体的整体道理和系统道理,强调权利之外的责任与义务。

一前三次人的发现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次人的发现,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时期,茅盾“人的发现”的论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阐发,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相关论述,都是基于对我国传统社会、人生、现实非人状况(不公正、冷酷、虚伪、隔膜)之揭示;第二次人的发现贯穿于19世纪20到40年代,发现人的解放须基于阶级的觉悟与社会的解放,鲁迅、瞿秋白、巴金、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一直到“文革”的浩然、姚雪垠等,如此重视阶级与社会,以至于到极端执行者那里,个体人的幸福、快乐与自由似乎反而成了无关要紧的事;第三次人的发现是“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人性的重新看见,这时候主要发现了人的内涵的丰富性和多重性。这三次人的发现是从非人到人,从人到非人,又从非人到人的过程。这三次人的发现的明显特点是注重理性和观念的伸张,表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怀疑、批判、人性的精神意向。“五四”传统最普遍强调并贯穿于当代的概念是人性,该理念在“文革”时遭到践踏,但践踏者主要是人性自己。在“五四”观念背景下,李泽厚说,“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他是感性中有理性,个性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李泽厚谈到了人性关涉的要素,这一点,正是本课题同时要探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前三次人的发现虽说是理性的,实际上是经验性的、感受性的、揭示性的和展览式的。

与前三次人的发现贯通着,成为前三次人的发现与第四次人的发现之间漫长过渡的,是“五四”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自由主义。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自由主义总是不能发出真实和持久的声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无论哪一阶段,展开讨论或深入思考自由主义文学、文化要素和现实诉求都是阻力过大,而使得这一文化脉相一直显弱。胡适说,“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朱光潜说,“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因为“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胡秋原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顾准在更困难的时代坚持争取自由的权利,述说可能自由的话语。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把自由的人生内涵、文化要素美学化。这里的高尔泰具有本话题关涉的时代表征和划阶段意义。一方面,把自由美学化显然贯穿着对发现人和发展人理念的坚持,另一方面,就人生关怀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退守乃至放弃。中国历史上追求理想愿望屡屡受挫多遭打压之后,基本上都退隐、游离,转而面向所谓艺术。求正事而不能,蛰而求艺术、求美,说正事而不能,蛰而说美,姑且说美。这时候,虽然仍在谈说自由,但已经远离正题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前三次人的发现其实都不是发现了人的宝贵特质,而是发现了历史、文化或现实中那些本来特质的缺失,也就是说,人的发现只不过是对人正面要素的呼吁,三次人的发现也就是三次非人状况的揭示和人的正面要素的吁请。

二人文的人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新启蒙思潮受挫,90年代初,商业化、庸俗化、任逍遥潮流来势汹涌,用王晓明的话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匾乏。”危机不是这时候才出现,但人们对此问题关注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时候最为凸显,于是,就有了历时五六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关乎一次重要的人的发现。这一发现是发现人与内在精神的紧密关系,发现了人之为人的人文标准和尺度。

陈思和等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王晓明等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了,必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应该被继承,应该与现代人生接轨,王蒙等认为中国历史素来缺乏人文精神,本来没有,何谈失落,即便是有,也只是被阉割的伪人文精神,当下的要务是寻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李泽厚等说,文化商业化潮流并不单纯是坏事,而是正好可以消解强硬意识形态包裹中的伪人文精神,张汝伦等认为,应该注重自由思想的培育;有人认为需要人伦重建、情感重建、信仰重建与价值重建。

这一发现究竟抓住了什么?王蒙说:“现在说的人文精神究竟是指什么呢?指人道主义?文艺复兴式的从‘神权中把人特别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指东方道德的四方八维?指‘四个第一,‘八项作风?还是干脆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培养?”。发现的一个起因是“90年代的中国现实,是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大潮而兴起的负面现象:拜金主义、见利忘义、理想沦丧、道德解体等问题的审视。用一种经典性表述,就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精神的关怀。”这一起因及相关认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中颇有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很多人在似是而非的感觉中把一个前后矛盾的表达当正确的表达反复使用。人文精神讨论后期,赵毅衡在一篇不经意的文章中说,近来很多人谈论人文精神或人文重建,基本上针对当下市场经济大潮中“物欲横流”、“自我主义”、“低俗”、“痞子”、“赤裸裸”而惶恐人文精神沦丧,或渴望人文精神重建。赵毅衡说,如果这样表述,讨论的起因和诉向就矛盾了,他说,如果寻找源头探究原本理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那么,人文精神追求的恰恰是“人欲横流”、“低俗”、“赤裸裸”、“自我中心”,历史上人文精神是叛逆宗教秩序之神圣、庄严、崇高等而追逐世俗、人性和物质,消解永恒、绝对和无限而拥抱暂时、相对和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试图重建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究竟在批评什么?究竟要追求什么?

此次人文精神讨论中出现过3000余篇相关论文和较多著作,我以为,赵毅衡的这篇文字是最具学理性的。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是在第一层面人的发现的基础上,进入了第二层面的人的发现。在第一层面上,人们发现目下的人的状态不对劲,发现人的内在精神有不足,但究竟

应该是何种状态,需要填补什么,需要捍卫什么,都不十分明确,也不十分准确。在第二层面上,虽然赵毅衡没有进一步阐发,但他的一句话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要进一步阐发,那就是:如果你在呼唤人文精神,那你呼唤的是不是人文精神的物欲横流和自我中心之类?如果你在指责物欲横流和自我中心之类,那你呼呼的能被叫做人文精神吗?如果你呼唤的是与世俗物欲对应的神圣与永恒,那么,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反思了,如果你在反恩人文精神,那么,你就要对人文精神之前的神圣、永恒、信仰好好去体认了。

考虑这一问题至少应该参照两个文化渊源:一、传统中国文化之正面精神内涵,比如唐君毅认为,“我们所谓人文,乃应取中国古代所谓人文化成之本义,‘人文化成,则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内”,“中国儒家人文主义,以人为三才之中,上通天而下通地,所谓‘通天地人日儒,诚是一大中至正之道。”二、人文主义人欲横流之前人的基督教文化资源,强调人的神圣性,这一点将在本论文第五部分展开论述并澄明之。

三日常的人的发现

与世界文学状况不尽相同,一般环境中的常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阶段却不便提说,正常环境中被看重和珍惜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很可能被界定为无。比如关于日常,人类存在的首先状况就是日常的、个体的、私下的人,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日常的人常常被隐蔽、被压抑、被辱没,以至于日常的人的面目有时模糊,有时负面,有时淡去,以至于当有人发现了日常的人或发现了日常的人的价值点时,这样的发现就构成整个文学界面的亮点。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郁达夫的传记体小说多表达日常在现实人生境遇中的苦闷与彷徨,丁玲早期小说表达女性人格独立、个体自觉的社会人生矛盾,刘呐鸥的私人小说写都市人在现代节奏中的飘零感,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废名、许地山等关于日常的诉说和探究都极丰富。应该把这样的文学事件与日常的人的发现联系起来予以梳理,但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脉络,由所涉及的日常人的要素之广、之深看,真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发现,是在启蒙和宏大叙事的时代基本结束,是在商业化世俗化潮流不可逆转,是在欲望化被人们广泛回应的20世纪90年代。原因是,一、90年代日常写作时代,冰心时期真学理、真哲学、真启蒙的理念已经被边缘化;二、90年代日常化写作时代,“文革”时代假大空的伪道统基本被人们看清底细。这时候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除非触及敏感政治,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谈论空间和想象空间前所未有的任逍遥时代,是一个真正可以把日常心思如实说出的时代,这个如实说真心思,就构成了把人生日常因素讲说到大过市场或多过欲望而讲说日常真正价值的新的人的时代。

新世纪来临,雷达说,“人的再发现,本是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雷达认为,张洁的《无字》是有意绕开宏大叙述,有意在生活细节中体味真实人生,用生命血泪体验人生的个人化作品,表面上是女性的私人生活史,实际上是民族的心灵史。雷达说,王蒙的《青狐》写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细微的人生体验,《尴尬风流》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这些作品中蕴含了远远超出女人私生活的日常人生价值关怀点。雷达认为,《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解密》、《隐秘盛开》、《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都是以日常的眼光看见了人生的本来要素,发现了人心的发端和归宿,发现了人的落脚点,发现了人本身。

林白《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晚安,舅舅》、《一个人的战争》等,陈染《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私人化写作”或“欲望化写作”的文本展示着几乎“纯粹”的个人世界。有意义的是:这些个人的空间和场景,一是与“人类”、“国家”、“集体”、。民族”、“人民”、“大众”等宏大意向无关,二是与“启蒙”、“教育”、“唤醒”、“解放”、“理想”之类理念诉向无关;三是与“正确”、“光荣”、“英勇”等正面旗帜无关。如林白所说,这里表明的是“个人方式的纯粹性”。这个纯粹性不可能是完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对而言,这个时代,人的本色内涵有可能被展示出来,有可能被看清楚。

私人的意义是基础的、丰富的和本色的,有人说,90年代的“私人化”至少包含三层意义:一是“性别立场”,构成女性作家与历史和当下对话的出发点;二是私人经验,自我既是自由表达者,又是被审视者,由此把人生引向深层经验,三是独特的个体性,私人化写作多表达强烈的精神品格、极端的女性生活等。私人、日常的文学表达和核心追问往往是透过表层而深入到人的内心,陈染说,她寻索的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她关怀的是人心。非常重要的价值点,看上去是大篇幅的性与日常,归结点却是心。

心是人的根,心是人的开始和结束。《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效果都是由心发出。日常写作述说的是当代社会与人生最本色、最真实的部分,或许是困境,或许是孤独,或许是迷惘,或许是欲望,或许是逍遥,或许是无根,或许是隔膜,或许是异化,或许是挚爱,或许是自由,而最终显露的是由日常承载的本来样子的人。对日常的人的发现关注了日常的人的珍贵性,肯定了日常的人的细微要素,一方面是对人内部软性要素、非理性要素力所能及的宽容、认同与接纳,另一方面是在人生结构中对观念要素、理性要素予以缓解,让人尽量多地显露其内在本色,尽量少地表现出外化、社会化成分。如同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发现一样,文学表达中日常的人的发现展现着人的心里的最初的真实,对这个真实的人的发现意味着发现了人的本色。

四生态的人的发现

以上所述的人的发现都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基础的,关注人之外的其它生命存在较少。而生态的人的发现和神性的人的发现相对而言是进入了自然生命整体主义价值观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视域,沈从文、废名、冰心、许地山、彭家煌、王任叔、许钦文、徐志摩等实际上都是把人生的意义与生态和谐关联了,但就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命经验而言,沈从文们在现代文学领域为我们展示的人与生态的道理,高过、远过和深过了人们能够看懂的程度,人们以史无前例的开拓者姿态,以旷古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反复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