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伟

一、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现实主义者基本的观点是：首先，现实主义者相信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是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将集中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较少注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不可能取得国家那样重要的地位。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威视为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竞争是这种无政府体系的必然结果。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但也表现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国家都深切地关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对于他国的相对优势，这种关切引导着国家的行为，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较难达成。第三，现实主义者认定，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权力，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华尔兹强调权力不过是实现安全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第四，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统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它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对外政策目标，考虑各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

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1)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物质结构是行为体的实力分配及其相对位置；社会结构则是指行为体占支配低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知识等文化因素。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内才能具有意义。(2)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认同和利益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在国际政治互动中不断产生的社会结构。(3)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互为构成关系。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同时社会结构又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

二、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比较

从本体论上讲，现实主义所看到的世界是物质基础构成的，而人类的一切行为皆为物质基础所决定。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是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任何国家的外交目的都是理性地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力量或权力(power)，包括一切客观物质性的东西，如武器、军队和土地。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导致国与国之间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竞争关系，甚至战争。新现实主义学者华尔兹进一步对现实主义进行科学性的抽象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力量(capability)是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唯一变量。这样的结果是任何国家都会采取平衡战略，即将比其强大的国家看作潜在的敌人而和较弱的国家结成联盟以抗衡该强大国家的威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形成一个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国家力量决定国家利益，后者再决定国家外交行为。道德、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一概不重要。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现实主义学者如欧根斯基(A.J.K.Organski)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变化或新兴大国的崛起很可能导致崛起国对以霸权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挑战。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稳定甚至战争。

简而言之，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实力是决定外交行为的唯一因素。有攻击或侵略他国的实力就一定会产生攻击或侵略他国的意图。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与现实主义大相径庭的，建构主义看到的世界是由人类创造的价值观、信仰和情感所构成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本身没有意义，是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赋予物质世界特殊的意义。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y)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国家领导人根据客观的物质性的力量来定义的，而是观念性，受到如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及国家认同等观念的影响，并随着这些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温特强调国家认同对国家利益和外交行为的影响。国家认同(stateidentity)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领导者或被领导者)或是对两国关系的性质的定义与认知(如盟友或敌国)。他认为国家认同是国与国通过长期交往中的相互认知与学习而形成的，而不是由客观的物质事先决定的。因此价值观、道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就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对两国关系的性质的认知上，双方领导人都是通过在与对方的交往历史中感受到善意或恶意来判断对方是可以做盟友还是敌人，而不是由对方所拥有的物质性力量来决定。在做出国家认同的判断后再做出政策上的回应如对方是潜在盟友，则采取友好的政策回应：如对方是潜在的敌人，则做出强硬甚至敌意的政策回应。也就是说，国家利益的定义是根据国家认同的确认而定义的，国家认同在先，国家利益定义在后。当对方的国家认同被确认为敌国时，国家利益就被定义为防范该敌国的威胁：当对方的国家认同被确认为盟友时，国家利益就被定义为与其合作及和平共处。

用温特的话说，不同的国家认同可以导致两个国家的关系成为敌对性的恶意竞争关系，也可以导致两国关系成为合作性的友好关系。因此信心与信任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我们与某个国家建立互信而相互认同为盟友时，就能摆脱现实主义者所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而建立合作友好的关系。

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一种观念，一旦被大多数人接受就变成了一个客观实体或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拥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而长期存在下去，不是个别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一种观念形成为文化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其间有不同观念之间的竞争。有很多因素促使某一种观念在与不同观念的竞争中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而变成主导性的观念而成为文化，这包括该观念内在的影响力和魅力，以及外在因素如重大危机事件可帮助人们接受新的观念，推动该观念的人本身的影响力，以及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武力强迫下的洗脑，等等。但是，单靠武力强迫是很难改变文化的。

简言之，建构主义不同意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实力是决定外交行为的唯一因素的观点。建构主义认为实力只是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因素之一，而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外交政策的目标或意图，即外交利益，但这是独立于国家实力而存在的。有攻击或侵略他国的实力并不等同于有攻击或侵略他国的意图。外交利益或意图的产生是由该国的价值观。或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认同感或好恶感所影响或决定的。

虽然建构主义只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研究范式，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理论，也没有很强的道德取向，但其强调认同和互信为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与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际交往中必须先正其心，再诚其意，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政治理念是有相通之处的。而现实主义强调的以势服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理念则类似于儒家传统所厌恶的霸道政治。可以说，建构主义再次证明了儒家思想的精辟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强调的互信很早就用于国与国交往的实践中，如春秋战国时常有两国互留人质以增强互信的做法，或通过王室联姻来增强互信。

华尔兹、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学者把世界秩序视为大国间的权力分配，而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学认为应该进一步考虑大国认同体系对于世界秩序的意义。具体到目前的世界秩序，美国政府企图从反恐宣传和一系列的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来强调和统一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和观念，力图把反恐塑造成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正如19世纪初的“反革命”和20世纪初的“反苏”一样，努力把“反恐”作为21世纪初世界秩序的认同基础。

应该说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有其用途。在交往国的国家认同被确认为是敌人后，现实主义的策略就很有用：在交往国的身份和认同尚未确定的时候，建构主义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新视野，告诉我们相互猜疑或价值观念不同将可能导致负面或恶意的国家认同，而将友好的邻国变为敌国，而通过建立互信邻国甚至潜在的对手也可变为盟友，而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