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湾

七十二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介石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成为令世人景仰的千古功臣。众所周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同谋杨虎城，事后被撤职留任，但最后也与张一样被软禁。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前，蒋介石为了灭口，亲自下令毛人凤，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杀了杨虎城全家。张学良之所以能躲过一劫，是多亏宋美龄充当了他的保护神。

张学良晚年，曾这样对史学家唐德刚说：“我没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这情况我原先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个东西，这是美国的一个名叫约翰的公使写的文章，有朋友抄下来，拿给我看。上面说，宋子文警告蒋介石，对蒋先生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当年，他们都喜欢称我为小伙子，宋子文说，那我就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他这句话很厉害。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她称我为绅士，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你要杀他，那我就走开!是蒋夫人保护了我，我很感激她。”

张学良沦为阶下囚，宋美龄深感内疚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在西安骊山的一个小山洞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之后，就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当即写下了一份“遗嘱”式的电文：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蒋介石将电文交张学良转发，张学良看罢，思忖良久，决定先致电宋美龄。电文如下：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愿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

张学良叩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她于13日晨赶回南京。其时国民政府诸要员极为惊恐，已乱作一团，出现了讨伐派与主和派的对立局面。她为蒋介石的安全着想，认为武力讨伐“非健全之行动，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她于早8时，即电告张学良，拟派张学良的外籍友人、蒋介石的顾问端纳飞往西安，作为双方的调停人。

14日下午，端纳飞抵西安，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各一封。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她希望他能顾全与蒋介石的公私关系，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她则明确表示：“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当端纳的西安之行给宋美龄带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曙光时，她就决定亲赴西安。22日下午4时，她和宋子文乘坐的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出乎她意料的是他们一下飞机，就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情欢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飞机刚停，张学良第一个登机迎了上来。其状甚憔悴，局促不安，面有愧色。我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我以不经意的语气请他不要让他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以免弄乱了不易整理。他听后一怔，立即答道：“夫人哪里话，我怎么敢那样做。”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宋美龄的突然到来，却仍感“惊讶万分，如在梦中”。他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描述与妻子劫后重逢的情景：“我前几日曾再三叮嘱子文，劝妻子万万不可到西安来，没想到她竟然身冒万险入此虎口。我感动至极，悲咽流泪，不可言状。妻子强作欢颜，但我却更增忧虑。……我怎能忍心让她牺牲于这座危城之中呢?”

宋美龄见到蒋介石后，劝他不应轻言殉国，应珍惜生命，为国家努力，并私下交换了有关如何谈判的看法。蒋介石虽赞同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提出的以八项政治主张为基础进行和谈，但却说他不能直接参加谈判，而由宋氏兄妹作代表出席，并且他将不在协议上签字，但他将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实现。宋美龄随即带着蒋的指示，去见张学良，批评他此项行动太莽撞，并希望张学良尽快收拾“危局”，送蒋回家。张学良向她表示，他绝无伤害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他个人亟愿恢复委员长之自由，但此事关系者众，杨虎城及其部下提出释放蒋的条件，是要求蒋必须在协议上签字。在此情况下，为争取蒋介石早日获释，宋美龄不得不去求助于中共代表周恩来。23日和24日，她与周恩来作了两次长谈，希望周做劝说杨虎城的工作，使杨同意早日释蒋。周在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后，表示同意。与此同时，经过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周的两次谈判后，蒋介石基本同意了西安方面的六项条件。

25日上午，张学良告诉杨虎城和周恩来，他将释放蒋介石，并且亲自送他回南京。杨虎城仍不同意释蒋，与张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不欢而散。未料，下午两点过后，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立即赶赴张公馆，神色紧张地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杨虎城为之愕然。但事已至此，为顾全大局，他亦不便反对，只是力劝张说：“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但张仍不改初衷，当即与杨分乘两辆汽车，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和端纳，秘密驰向西郊机场，行动非常匆忙，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周恩来听孙铭九报告此情况后，也十分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张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为时已晚。望着已腾空而起的飞机，周恩来无奈地感叹：“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果然不出所料，张学良一到南京，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将他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使他沦为了阶下囚。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端纳，这三位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就相继去孔公馆看望并安慰张学良。显得最为尴尬的自然是宋美龄，她一见张学良就掩面而泣。早在离开西安的飞机上，她心里就有某种预感，但想到委员长毕竟是从张学良手中走脱的，而且少帅又亲送回南京，蒋介石再狠也不至于恩将仇报。然而，张学良却表示：“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我可以不计较。只要蒋委员长能认清大局，不反悔在西安达成的条件，大家一致对敌，我也就了却心愿了!”为此，宋美龄深感内疚，并于1937年1月1日下午，与蒋介石

争吵了一场。她激动地说：“好歹汉卿也是个重信义的嘛，不然他会亲自送你回南京?”蒋介石忍不住大吼起来：“我早就叫他不要来!他自己非要到南京来负荆请罪，我有什么话说，南京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见蒋介石毫无回心转意之态，她只能一再叨念：“我们对不起汉卿啊!”

非同一般的友情从年轻时开始

张学良先生晚年曾不无自豪地对唐德刚先生谈起过他与宋美龄的深厚关系，他说：“我与蒋夫人认识的时候，那是在上海，有人请客，介绍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后来，蒋先生在北京请我们吃饭，在座的记得有阎锡山等人。在宴席上见到蒋夫人，我就说，蒋夫人好。蒋先生很奇怪，问我，你怎么认识她?我说，我认识她，比认识你还早。”其实，岂止是认识得早，张学良还曾说过，“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那是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上海。作为上海滩有名的花花公子，当少帅张学良第一次和名门闺秀宋美龄见面时，立刻为她出众的容颜和气质所倾倒，称她为“美若天仙”。后来，他与宋美龄约会了好几次，经常在一起跳舞、游玩，留下了非常愉快的美好记忆。

张学良和宋美龄都很珍惜他们年轻时的友情。历经几十年的交往，在张学良的眼里，宋美龄“绝顶聪明”，是“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来”的人物。同样，在宋美龄看来，或许当时也难以找到第二个与她的关系如此密切和被欣赏程度可以与张学良相比的人了。因此，张学良到台湾之后，在反省西安事变时曾感慨道：“如果蒋夫人那时在西安，也就不一定会发生兵变了。”

然而，历史无情，一场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使曾结为兄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顷刻间成了冤家对头，也就把宋美龄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但她毕竟是一个独具人格魅力的非凡女性，宁可有违其丈夫的旨意，也决不背逆已沦为阶下囚的好友。

在蒋介石撤离大陆之前，宋美龄不只是保了张学良的命，而且，在到台湾之后，她对张学良在生活方面的关爱也可谓无微不至，平时书信往来不断，逢年过节，则更是有厚礼相赠。尽管如此，宋美龄依然放心不下，还常想亲自去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据张学良1950年4月16日日记记载：“昨天……老刘(即负责管束张学良的军统特务头目刘乙光)交来蒋夫人亲笔信，言将来寓探视。”他在“思考了一夜”之后，复蒋夫人函：

欣悉夫人有来新竹的打算，良闻知后备感不安。亦知夫人自南京一别，多年来始终有探望之意，可是良感到现在仍多有不便。由新竹市到井上温泉汽车往返约5到6个钟头，公路之坏，使夫人难以想象。竹东到井上一段，因石头露出地面，轿车不堪通行，只有吉普车或卡车方可行驶，并且险处甚多，颠簸万分。而良之寓处，对夫人供用，更有种种不便，切请夫人不可前来。何时何地，请夫人随时吩咐，良立可前往。而此次新竹之行，切勿冒险行事为盼。夫人对良多年关切之心，良和四小姐感同身受……

于是，便有了张学良、宋美龄到台湾后的第一次约见。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4月30日

昨一夜未好睡，早五点半出发，十一点抵大溪蒋家别庄，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来，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饭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哪，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二件事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她答应可给家中写信由她转。又谈了谈国事外交等。下午约两点半，夫人离去，余等返回，约晚九点半方到井上。

5月1日

给凤至和孩子们games写信，上蒋夫人一函，将信附去托转，并谢昨日事。

宋美龄对张学良，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据张学良日记记载，7月23日他就收到了由宋美龄转来的于风至和孩子们的信、照片及照相机等，8月23日，刘乙光又“交来games由美来函附美金支票三千元”。从此，宋美龄就成了他和在美国家人的信使和钱物的中转站。

1951年2月，旧历春节前夕，张学良又收到宋美龄派人从台北专程送来的年货。在当时台湾货物奇缺的情况下，宋美龄竟把较难买到的食品肉类运到清泉的深山之中，实在让张学良感动。在不安之余，他想起上月12日宋美龄在来信中说：“自来台后，余忽对绘画兴趣浓烈，大有寄情山水，两眼皆空之感。而蒋先生也主张余以习画养性，余即延请黄君璧先生教山水，而郑曼青先生之花卉，乃是台湾首屈一指之翘楚，两位才华决不逊于张大千和徐悲鸿。如此一来，余反倒觉得每日过得充实起来，再没有刚来台湾时那种终日惶惶，神不守舍的情绪……”就决定把自己从大陆辗转带到台湾的珍藏品，挑选几样托送年货的侍卫们带回台北，作为给宋美龄的回赠。其中有一幅苏轼手卷《少年游》，即是他早年在东北不惜重金从北洋某大臣手里买到的，多年迁徙始终珍藏在身边，价值连城的苏轼真迹实为他寂寞中的最好寄托，但他觉得为了感激一向关怀自己的宋美龄，舍此手边就再无有价值的礼物相赠了。

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收到张送来的贺年礼，万分惊喜。尤其是对书法家苏轼的手卷，更是爱不释手。次年3月下旬，她为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复信张学良说：“汉卿，得照片与手卷极美，多谢!早当致意，唯两年来苦于支气管炎，不便作书，目前始渐愈。《生活》拟刊一文，附余画作照片，出刊后当寄奉一本。余习石涛、沈石田甚勤，以余师谓余笔法风格近此两家之故。然台岛难得真迹亲炙，尽力而已……”此后，她就时常把自己临摹石涛的《石山图》等画，派人送到清泉为张学良观赏。在她看来，张学良虽是被囚之人，但他毕竟曾是军中儒将，早在东北时就把绘画与收藏当成他军旅生涯中的雅趣了。由此可见，他们在政治之外的诸多爱好和乐趣，多有共同之处。这也许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维持长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美龄是一位重感情、讲信义的女性，作为老朋友，她对张学良的关爱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对此，张学良1958年5月17日的日记，体现得相当充分：

今早十一点许，蒋夫人突然莅临，在五分钟前我才知道的，见面时，除问候总统外，谈到我的抱负，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待，十分不安，如仍能与人类和国家所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我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

再深想探望一望总统。今日看见夫人，快活而又伤感。夫人：“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后来召见Edith(即赵一荻)，看了看各房间，离去。送了好些食物和鲜花，并嘱我给家中写信，她将去美，可以带去。

其实，早在1947年，宋美龄已趁访美之便，到加州去看望过张学良的家人了。回国后，她就派人把于凤至给张学良带来的药品和食品，送到了他当时幽禁的新竹井上温泉。宋美龄在9月19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除介绍她先后三次在美国和于凤至见面的情况外，还赞扬于凤至说：“凤姐姐把加州的家布置得得体而气派，不但那所房子让我见了会想起你们从前在北平时的顺承王府

格局，而且让我惊奇的是，她用炒股票赚得的收入，还在昂贵的美国高级居住区买了一幢带花园的房产……”张学良更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宋美龄对他的恩惠，点点滴滴，全都铭记在心。在张学良的日记本上，有一张《亲友生辰表》，表中列有15位亲友，排在首位的，就是：“蒋夫人旧、二月十二日”。

查看张学良历年的日记，每到旧历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必有“上蒋夫人贺寿函”并附礼品之句。如1952年为“附礼二件(蒋缚手卷，大画册)”，1954年为“附王石谷画一轴”，1956年为“附金笔一对”，1957年为“附钱东牡丹立轴一幅”，1958年为“附程喜燧小轴”……1955年3月5日上午，他到中心诊所去看病，日记中还不忘“今天为农历二月十二日，乃蒋夫人生日。早同Edith买了一个白康乃馨花篮并加函一封，交老王由局送官邸。”足见他与宋美龄的情谊确实非同一般，或可说是久经考验了。

神圣的情谊维系到两人百岁之后

查阅张学良日记，自1950年开始，每年12月23日或24日，必有这样一行文字出现：“上蒋夫人和蒋总统贺年及圣诞节信一件”或“上蒋总统夫妇圣诞及贺年笺”。张学良写日记，并不是每日必记，往往是哪日有事就记。一年下来，最多也就百十来天有日记，少的时候，竟只有二三十天留下电报式的一两行文字。但12月23日这一天，他是决不会不记下给蒋夫人和蒋总统送圣诞贺卡这件事的，因为蒋氏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年都过圣诞节。然而从1956年开始，每到圣诞节前夕，张学良日记就都会有一份“蒋夫人送来圣诞树和一大木箱饰物”的详细记录。

关于信奉基督教的经过，张学良晚年到了夏威夷，在感恩节做礼拜时，曾这样谈起过：“到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一种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都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她说她希望我也研究基督教。我就告诉她，我很希望读点英文。她就请刚从美国卸任回国来的董显光大使来帮助我。董显光的夫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来了就同我们谈基督教。他们送给我一本《马丁路德传》作为课本，我就把这本书译为中文。我们搬回台北不久董先生夫妇就到美国去了。蒋夫人就派人来陪我到士林教堂做礼拜、听道…一”

1958年的圣诞节，宋美龄是在美国过的，但她仍惦记着远隔重洋的张学良。张学良在12月24日日记中写道：“下午七点收到情报局转来蒋夫人由关寄来的圣诞卡和家信、照片等，蒋夫人曾有电报限该件必须在圣诞节时送到。”为此，张学良信赖她，尊崇她，并发自肺腑地说一生中有两位女性对他恩同再造，一位是赵一荻，另一位就是宋美龄。他于1960年6月5日日记中这样写到：

早九点四十五分，同Edith及刘氏夫妇到董大使寓所。Edith，刘太太、老刘同董夫人到荣民医院作礼拜。十点五十分，我同董大使到士林礼堂作礼拜，十一点卅分许礼拜毕，总统返出时，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使得众人注目。……夫人深情……使我没齿难忘。

在蒋介石在场的情况下，当着众人的面，宋美龄特意去与张学良握手，这不仅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礼遇，而且也是一个慑人心魄的定格：她分明是要借此机会告诉世人，她与张学良的情谊牢不可破，经得历史风雨的洗礼。

1961年9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终于宣布张学良恢复自由。宋美龄随即在蒋氏官邸接见并宴请张学良与赵一荻。席间，她说：“汉卿，听说你对《圣经》很感兴趣，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给你介绍一位有名的牧师，待吃完饭后，我就陪你们去见他。”饭后，他们同乘一辆美式轿车去士林附近的一座基督教堂。在与张学良的对话中，牧师周联华感到张学良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了，就问张学良有什么要求?张学良回答，他想请牧师为他举行受洗礼仪式。没想到宋美龄此时开口了，对张学良说：“事倒是好事。可是依现在的情形，你受洗是不够格的。你想想看，你和凤至还有正式婚姻关系，是夫妻，但是你现在又一直和四小姐同居，等于同时有两个太太，按教义，这是不许可的呀!如果你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才能接受洗礼。”

那该怎么办?张学良必须在已与他分离25年的结发妻子于凤至和一直以“私人秘书”身份与他朝夕相伴的赵四小姐之间做出选择，否则，就无法踏上他所选定的心灵归宿之路。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对赵四小姐说：“我同意蒋夫人的意见，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他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托前来探亲的女儿闾瑛带到美国去。虽说这封信在闾瑛手里压了两年才转交到于凤至手里，但于凤至是个通情达理之人，看完信后经过一连数天的冷静思考后欣然命笔，写信表示接受张学良的离婚请求，并向赵一荻表示祝福。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正式结婚，由老牧师主持，在教堂按基督教例行了仪式。张学良总说：“我们俩结婚，可以说一半是蒋夫人出的力。”

颇有历史意味的是，张学良和宋美龄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居然晚年都到美国定居。他们依旧年年互赠圣诞礼物，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金色纽带，把近乎神圣的友情维系到了百岁之后。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将军在檀香山病逝，23日葬礼在博思威克殡仪馆礼拜堂举行。宋美龄特委派台湾妇联总会秘书长辜严倬云女士前往致悼，她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送张汉卿先生远行。蒋宋美龄敬挽。”葬礼上，牧师证道时以宗教观点评述了张学良的一生，最后说：“西安事变之后，张先生受到软禁，使得他的志业画上句点，从个人的发展来看是不幸的，但他为国家为历史尽了一己之力之后，从此远离政治纷扰而安享天年，这又可以说是他的所幸了。”而这位主持葬礼的牧师，正是宋美龄当年介绍张学良与之认识的周联华。因此，也可以说西安事变后遭遇不幸的张学良，能与宋美龄结下如此深厚的情谊，更是他一生中的大幸了。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