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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棠新村13号的风云岁月

2009-11-03

世纪 2009年5期
关键词:新村陶行知上海

王 敏

我今年八十又八,疾病缠身,只能在医院病榻上用记忆去打发余下的岁月。这些天来,看了迎接上海解放,纪念新中国成立的一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六十年前那一段战斗生活的回忆,心情无法平静,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在爱棠新村13号工作过一段时间,参加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斗争,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争民主和迎接新中国诞生的革命活动。

陶行知在这里逝世

记得是在1946年的4月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上海。随后,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很快,便在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任宗德和周宗琼是一对爱国青年夫妇,抗战时期在四川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大获成功;又兴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涉足银行业,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时,《新华日报》就自武汉迁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报社租房子非常困难。这时,任、周夫妇结识了中共党员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周竹安,思想由爱国走向进步,冒险将住房租给《新华日报》。熊老和报社二十几位同志就住到任家,并在底楼开设了门市部。不久,任宗德见熊老和夫人朱端绶大姐与年轻人挤在一起,颇不方便,便邀请熊老夫妇搬到二楼,共住一室。靠东西墙各安一床,熊老夫妇住东床,任宗德夫妇住西床,中间拉一道布帘隔开,朝夕相处,任、周夫妇有了随时向熊老请教的机会。以后,他们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担负起了长期支持的任务。抗战胜利后,任、周夫妇来上海发展,买下爱棠新村13号作办公处。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朝南有宽敞的花园,环境幽静、安全。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为大孚出版公司办公处、任、周夫妇卧室等。大孚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的第三线出版社,作为生活书店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可以出来接替工作,继续和敌人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据点。在重庆时,由陶行知邀集沙千里、翦伯赞、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琼等一起筹办,郭沫若也参与此事并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建议叫“大呼”出版社。但在向国民党社会局办理工商登记时,周竹安从隐蔽斗争的角度考虑,遂取了“大呼”的谐音改为“大孚”。成立时,由任宗德、周宗琼为出资人,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日常工作由周竹安负责,我任编辑。

同年夏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统区的时局迅速恶化,陶行知被国民党列为黑名单第三名,生命受到威胁,他与任宗德商量后,来到爱棠新村13号暂住。白天他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晚上为整理诗稿忙到深夜。7月25日晨,陶突患脑溢血昏厥倒地,任宗德发觉后打电话给沈钧儒求救,沈又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匆匆赶到后,陶就溘然逝世了。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称陶“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之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孚出资并参加了陶行知的葬礼活动,翦伯赞、任宗德和我参加在震旦大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追悼会上翦伯赞介绍了陶行知生平事迹,在场人听了纷纷落泪,为陶先生献身民主的精神所感动,决心沿着他的足迹在反独裁、争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周恩来指示创办昆仑影业公司

陶行知追悼会后,周恩来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了翦伯赞、任宗德、周宗琼,周恩来说:“陶先生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继续办下去。”他指定翦伯赞接替陶行知出任大孚总编辑。周恩来又对任宗德说,要在上海办一家电影制片厂,用来安置抗战胜利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部分左翼文艺界人士,同时可以占领国统区的电影文化阵地。

很快,在阳翰笙等人的支持下任宗德等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陆续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片至今尚为人们津津乐道。同时,为了悼念陶行知,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控诉与反击,翦伯赞同周竹安商定,决定赶排出版《行知诗歌集》。周竹安和我为责任编辑,我还担任校对,最后请郭老对《诗歌集》作了校读并撰写一篇《校后记》。《行知诗歌集》出版后,甚受读者的欢迎,短短时间里先后印行三次,对鼓舞国统区人民的斗志很有积极意义。

大孚新任总编辑翦伯赞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之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还在艰苦岁月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中国史纲》一、二两卷,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由生活书店出版,第二卷(秦汉史)由大孚出版。翦老在秦汉史序言中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界之前还没有一本关于秦汉史的专著,《中国史纲》出版后甚受读书界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之后,大孚还陆续推出了郭沫若的《沸羹集》、《天地玄黄》,刘启戈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海恩著)等著作,为在国统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了贡献。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

那时,张澜、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民主人士先后来到上海,积极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又是任宗德、周宗琼的挚友,经常来任、周寓所聚会和商议工作。一时,爱棠新村13号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我每天去爱棠新村上班,周竹安、金先倜夫妇也住在二楼;三楼原先陶行知住过的卧室由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居住。当时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自行解散,并将民盟主席张澜监视起来。这时,党组织要求大孚出版公司出面在上海接待罗隆基。当时接待罗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是我们仍然接受这一接待任务,将他安置在爱棠新村13号三楼。后来,罗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大孚仍照顾罗的生活。我曾几次去虹桥疗养院探望他,向他表示慰问和送生活费。那时中午,任宗德夫妇、周竹安夫妇、罗隆基和我在底楼餐厅吃午餐,虽然时局很紧张,大家还是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交换见闻和信息,饭后各自又去忙自己的工作。有时会聚在一起小饮对酌,酒酣处谈及时局,无不感到忧虑。正因为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经常出入爱棠新村13号,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我们受到监视。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有一次特务还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陶行知逝世在这里等等。

翦伯赞住在愚园路中实新村,遵照党的指示,与一些著名教授组织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还撰写文章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政治生活非常活跃。为此,他被特务严密监视,甚至还收到过特务插到门缝里的恐吓信,处境非常困难。我去中实新村向他请示工作及送生活费,经常发觉翦家前后有形迹可疑的人,我告诉了翦老,但这位正直的维吾尔族老人却沉着坚定,泰然处之。1947年10月的一天,他告诉我将转道香港去解放区。听到这一消息,我为他的安全感到耽心,焦虑地问他:“一路上可有危险?”他却坦然、乐观地安慰

我说“我穿了这件长袍”,他指指身上的丝绵袍子,“手里再拿本书,谁也不会注意我这个老头的”。翦老又说“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并嘱托我待他走后,帮他把中实新村的房屋顶出去,然后将顶房款交给翦师母戴淑婉。我奔走了两天才办妥这事,再安排翦师母离开上海去香港。翦老到港后,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又做了许多工作。翌年11月离港赴东北解放区转北平,翦老作为民主教授的代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翦老走后,大孚日常工作由周竹安和我负责。但周竹安另负有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中情部的上海情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周是他的助手),周要我多承担一些大孚工作,我只得勉为其难挑起这副担子,尽力为革命多做工作。

回忆至此,我想起爱棠新村13号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记。第一件事:中共代表团撤退回延安前夕,任宗德特地设宴为他们送别,为了安全宴请定在晚上。那天,来爱棠新村的有董必武、吴玉章、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沙千里、翦伯赞、华岗、陈家康等十余人。由任宗德从重庆聘来的大厨王师傅掌勺,菜肴以川、湘味为主,董老、吴老、郭老、翦老都是巴蜀两湖人士,沈老虽是浙江人但久居重庆,麻辣口味亦能适应。席间,董老讲了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说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应该充满信心。虽说是宴请,使我们受了一次难忘的形势教育,受到很大的鼓舞,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向。结束时,大家互道珍重,决心冲破眼前的黑暗,去迎接新中国共和国的曙光。

另一件事:1947年的5月间,周竹安陪吴克坚来爱棠新村13号。吴克坚说:有一处地下机关需要紧急转移,急需黄金50两。吴希望大孚出版公司能以顶房名义将拉都路敦和里(今襄阳南路306弄)的一处房屋顶下来,然后让地下机关安全转移。周宗琼要我立即去办理顶房手续,然后要我搬进去居住,一直住到年底。

任宗德变卖爱棠新村13号支持革命文化事业

1948年秋天,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全面崩溃,昆仑影业公司一时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任宗德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嘱托,要维持昆仑职工的基本生计,还要保障主创人员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对遵照党的指示撤离上海的史东山、蔡楚生等,要安全护送,并在抵达香港后安排住所及供给生活经费等。为此,周宗琼赴四川采购了几船粮食,顺长江运到上海,分发给昆仑职工,解决大家的断米之炊。任宗德则四处筹措资金,最后又毅然变卖了爱棠新村13号,换得黄金670两,使昆仑得以维持。于是,大孚出版公司就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永业大楼办公。1948年底,吴克坚派周竹安立即赶赴长沙,架设与党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策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临行,周竹安同我谈话,他说“快解放了”,要我留下守摊子,将大孚工作维持到上海解放。

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难度过的前夜,我一直牢记翦伯赞、周竹安老一辈革命家暂别时说的话:“快解放了”,“我们会很快再见的”。就这样,在党的这一文化战线上,我一直坚持到1949年上海解放。5月下旬,就从郊外传来一阵阵炮声,我知道这是行将解放上海的炮声。27日清晨,我从永业大楼走到淮海路上,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场面热烈,我在欢迎队伍中激动得热泪盈眶。上海解放没几天,上海文管会新闻出版处的许觉民(洁泯)通知我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报到。接着,我被调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

1951年春,我接到周竹安(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机要工作,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一个电话,说任宗德(当时为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为电影《武训传》来北京)来京约在东安市场见面。见面后任宗德说,为了适应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决定将上海三家与党有联系的出版社海燕书店(由进步出版家俞鸿模创办)、群益出版社(由郭沫若创办)、大孚出版公司合并成一家新的出版社,要我回上海代表大孚参加这一机构工作。一时,我拿不定主意,周竹安见我面有难色,便建议我去征求一下翦伯赞的意见。次日,我去北京大学燕东园看望了翦伯赞(当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翦老听完了我的汇报就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可以去,这个工作适合你。”我立即返回上海,参加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筹办工作。在筹办期间的一次社务会议上我曾就大孚版的《行知诗歌集》提出重版建议,但不久因发生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涉及到了陶行知,《行知诗歌集》未能再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行知诗歌集》才由范用兄主持的三联书店再版,这是后话。

1951年底,华东局宣传部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王元化(文艺处文学科长)分任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与总编辑,编辑部成员有梅林、耿庸、罗洛、张中晓等。我为出版科长,后调任经理部秘书。至此,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党赋予的第三线光荣任务,开始了新的一页。

(王大象整理)

责任编辑秦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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