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红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和马林诞辰126周年，“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开幕式隆重举行。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代表，马林的外孙、外孙女，荷兰马林纪念委员会会长，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有关博物馆、纪念馆及大学、社区代表等近200人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马林是荷兰人，中共一大代表。虽然他提出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他是“右倾”代表，没有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那么，他在中共建党88周年之际，怎么会“重返”上海呢?

果断的决定，避免了中共精英的“一网打尽”

1921年6月3日，一位荷兰人秘密抵达上海，他就是马林。

马林1883年5月13日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奉命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那里最大的群众组织是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民斗争。马林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马林因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12月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1920年7月他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介绍了在东印度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情况，特别强调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建议加强东方马克思主义宣传；建议把列宁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用几种东方语言公布，特别是要在中国和印度革命者之间发布等等。他说，“没有别的问题比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了”。马林的发言一鸣惊人，立即引起了共产国际对他的注意，他是与会欧洲代表中唯一具有殖民地工作经验的人。大会选他为执行委员，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列宁考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地特点，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方面与东印度相似，便推荐有这方面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去，以协助建立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1920年8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代表，前往中国。

马林到上海后就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代表李达、李汉俊接触，和他们一起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会上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共成立表示祝贺，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所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在大家都熟知的7月30日晚上召开的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敲门闯了进来，后又推说找错了人。马林凭借他在东印度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果断地作出停止会议，立即撤退的决定。代表们疏散后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是啊，当时只要稍一犹豫，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可能要受挫折。

在马林建议下，同年8月，为了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7月，书记部被查封，成员遭通缉。8月，书记部迁往北京，邓中夏任总部主任，罗章龙任副主任。这里插一个佳话：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一菊花砚台，马林、罗章龙、高君宇、包惠僧等都使用过，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极少见的存世文物，非常珍贵。上世纪九十年代，马林的女儿西玛到北京拜访她父亲的昔日战友罗章龙，罗章龙把她父亲曾使用过的这个砚台赠送给西玛，表达对马林的纪念。罗章龙还专门为菊花砚写了说明：“亲爱的西玛：菊花砚不仅是稀世珍品，还具有纪念意义。”“因此，这个菊花砚对我们来说有特殊意义。我们把菊花砚作为纪念品赠送给你以表达我对马林同志深深地怀念。”这次展览，马林后代把菊花砚从荷兰拿来展出。开幕式上马林外孙巴尔特代表全家宣布将砚台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做永久保存，这一慷慨之举引来全场长时间的掌声。

会见孙中山时产生了国共合作的想法

马林原定于中共一大召开后即离开中国，但他没有走成。在滞留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做出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伟大事业。

马林具有政治家的素质，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中曾经谈到马林，说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和富于说服力的”人。他有着宗教般狂热的革命热情，在国共合作这件事上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不屈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是个注定要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马林来华，应如何开展工作，共产国际事先并未给予指示，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

马林产生国共合作的想法是在会见孙中山时产生的。1921年12月马林到桂林拜访孙中山，与孙中山作了3次长谈。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情况及其政策。孙中山赞同马林提出的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和谋求国共两党合作等3点建议，并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马林又去了广州、汕头、长沙和海丰等地考察，调查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广州亲历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南方之行，使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的松散组织，该党党纲具有民族主义性质。马林想到这与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相同，在国民党松散的组织内，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至于为什么要国共合作，理由很简单，共产党是一个比国民党年轻得多的政党，党员数量也少得多，并处于秘密状态，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马林认为目前只有一百多名党员的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壮大自己的队伍。

马林想到这个点子很振奋，来不及向共产国际请示，就迫不及待地与中共领导层沟通，遭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反对，认为这与他们了解到的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会议精神有很大的不同。

陈独秀为此在1922年4月6日写信给吴廷康(魏金斯基)，阐述反对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理由：国共两党奋斗目标不同，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中共党员反对加入国民党。“事实上，加入国民党万不可能。”信末陈独秀请吴廷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达中共意见。

马林这一思路刚一提出即遭中共反对，他觉得一时难以说服中共领导人，遂感到没有上方宝剑不行，于是他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后再作努力。

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完成国共合作的理想

1922年7月马林到达莫斯科，7月11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阐明

了对国民党阶级性质、政治倾向的分析，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发展前景的看法。

马林是个能影响共产国际决策的人。他在东印度工作的丰富的革命经验及经南方调查后的充分论据，使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报告基本成为共产国际后来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执委会尤其对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南方等地共产党组织可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甚感兴趣。仅仅过了一周，7月18日，共产国际就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了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个指令由吴廷康签署后将其打印在马林的丝质衬衣上带回中国。

共产国际还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负责与中共中央及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的联系。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拉狄克下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驻华南代表的指令》，这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具体方针的第—个正式的文件。主要内容有：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应当支持国民党，特别是该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那一翼；在国民党分裂前，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组织为小组，靠他们去宣传反帝思想、宣传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思想等等。

同月17日，马林捏着上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促使中共召开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议和8月指示，再次提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强调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起初大多数中央委员反对马林这一提议，认为实行党内联合混淆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经过两天的讨论，多数中央委员从尊重共产国际指示出发，基本上接受了马林的提议。不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

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外，还因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

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决议对中共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的方针，具有及时的指导意义。同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马林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前景，逐步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经过多次辩论，在表决中，毛泽东等10名湖南代表，武汉的6名代表，加上陈独秀、瞿秋白等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国共合作，形成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共产国际与马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也标志着马林的目标得以实现。

马林为国共合作的实施工作得十分辛苦。他既要做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说服工作，又要做共产党人的说服工作；既要使此决议获得共产国际的赞同，又要获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可。罗章龙回忆说，自1921年至1924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杀。

与共产国际产生分歧而被调离中国

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对马林的国共合作的策略存在分歧。他们担心马林的做法会威胁共产党的存在，破坏共产党的独立性。他们认为马林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看重国民党，说他“右”。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拉狄克、萨法罗夫、吴廷康等都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打出自己鲜明的共产主义旗帜，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此，在工人运动中也应该如此。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共在“数量上和威望上必将迅速增长”，因此“必须增加对中共的援助”，“不宜把我们党的工作局限在国民党的范围内，必须牢牢掌握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这一方针”。他们甚至认为马林的“右倾”思想妨碍了中共的发展，应“撤消对马林的委任”。

来自共产国际对他的指责和对他工作的不理解，使马林曾经产生离开中国的想法。但也许是他的固执又起了作用，他坚持认为自己开创的国共合作的事业是正确的，他已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斗争，他想看到在他的手上这一愿景能成为现实。马林的初衷是想“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确实未能很好地认识。

1923年10月，马林终因与共产国际领导层意见分歧而被调离中国。

牺牲在希特勒屠刀下的反法西斯战士

马林回到共产国际后仍念念不忘中国，虽然他知道再回中国的可能已经很小，但他还是要作努力，他认为自己熟悉中国情况，他生命的辉煌时期是在东方，他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让他以“后备军”的身份与东方部保持联系，但未被同意。他非常失望，认为继续留在共产国际已没有意义，他提出想回祖国荷兰，得到同意。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1927年，马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破裂，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被迫转入地下；当年与他一起为国共合作而奔走的战友李大钊被害；他昔日的上司越飞因不堪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迫害而自杀……而此时马林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他与共产国际的分歧被共产国际定性为“反对派性质”，这一结论断送了马林的政治前途。

1932年荷兰开展了反战活动。马林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法西斯反战大会代表。1936年他亲赴西班牙支持当地的反法西斯斗争，三年后西班牙共和国被法西斯消灭。更令他痛苦的是双胞胎儿子，一个儿子在1933年死去，另一个儿子在1936年自杀身亡。

马林不顾个人的伤痛，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此时的法西斯战火正在蔓延。1938年2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次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马林心目中的苏联又是怎样对待这一切的呢?苏联认为西面有法西斯德国的政权，东面有日本军国主义，为摆脱东西受敌之状，苏联于1939年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在8月31日苏维埃批准这一条约之日，德国突袭波兰，导致波兰政府于9月17日外逃。就在这同一天，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两个月后，苏联又向芬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遭拒后，挑起了苏芬之战，用武力迫使芬兰割让领土。

马林看到这一切十分痛苦，他心中一直要保卫的这个苏联竟然是这个嘴脸!他彻底看透了斯大林的实质，他激烈地批评斯大林，说苏联斯大林的政策定会加速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垮台”。

法西斯的屠刀还在疯狂地杀戮。1940年5月前后，德国相继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形势

在进一步恶化。马林决定和他的战友们决一死战，作最后的斗争。1940年7月，马林建立的革命社会主义工党改名为“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简称马列卢阵线)，以纪念列宁和卢森堡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战活动，并用这样的理念来开展目前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了自由和社会主义”是他们的口号。同年9月马列卢阵线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马林任主席，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他不断地变换住址；为防止有人认出他，他还留起了络腮胡，这个模样一直到他牺牲时。

马列卢阵线的活动引起了纳粹的注意，马林的名字在他们的黑名单的榜首。厄运渐渐向马列卢阵线降临，战友们相继被捕，马林想去中立国瑞士躲避一阵。为此他先住到罗森达尔一个亲戚家，打算再从那里去瑞士。

然而纳粹找到了马林妹妹家。家人说马林已经走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紧接着纳粹又来第二次搜查。当纳粹第三次搜查时转变了策略，他们找来了荷兰人伪装成马林的战友，要给马林送钱。善良的妹妹家人就告诉他们，马林可能到罗森达尔一个亲戚家去了。

1942年3月5日，马林在罗森达尔亲戚家被捕。审讯开始，马林对自己的活动毫不隐瞒，承担了马列卢阵线的全部责任。

他知道留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便写信给妻子和孩子，称赞妻子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和关怀备至的母亲”；他告诉孩子们他“死的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自己“矢信矢忠，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他写给亲人的信情深意长，

对后事的安排从容不迫，他一生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追求，无怨无悔。

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还是别人，他要求最后一个死。早点死可减少一点精神折磨，而他却愿意承受最后的痛苦。他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该给我。”他坦然面对死亡，无所畏惧，要求行刑时不带遮眼布，刽子手答应了。他和战友们手挽手，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冲破了阴森的牢房。4月13日9点20分第一声枪声响了，接着是第二、第三，直到第七声枪响……

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终被肯定

《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的结尾是一个由菊花组成的花篮，花篮上有两条红色的绸缎挽带，这是马林妻子用马林穿过的衬衫制作的。挽带上写着：“我亲爱的人永远活在我心里”；花篮旁边是马林在狱中的胸签，上面的号码正是马林的囚号。这两件东西是马林后代最珍爱的，上面有着马林的气息与体温，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也把它捐赠给了一大纪念馆。

马林的事业在东方，在中国。他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将永远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纪念；他开创的国共合作事业，也永远地载入了国共两党历史史册。但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因为共产国际对马林“右倾”的评价，党史界对国共党内合作的争论几十年来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有评论，蔡和森就曾说马林是“右倾”，张闻天更把性质提升了一步说是“机会主义倾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的逐步深入，党史界对马林的看法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据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正因为有以上对马林评价的肯定，88年后的今天他“重返”上海，在他曾经参加过会议的旧地为他举办展览，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这件事的缘起是2007年夏，当时马林的研究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贞老师在我馆商谈一批资料公布的问题，我们不知怎么聊起了马林，李老师说荷兰有非常完整的马林资料。我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办一个马林展的想法，既可宣传马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又可为我馆收集一些资料。于是就有了2008年4月，由我馆馆长倪兴祥、民革市委马铭德、李玉贞老师和我馆陈列部信洪林组成的代表团赴荷兰访问的行程，访问期间他们拜访了马林亲属，并与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就共同办展签订了意向书。

《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共展出200余件文物史料，118件来自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其中46件为珍贵的档案文献原件。展览的大部分文物史料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展出。最后我想用马林妻子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在所有同志们的心中，

已经竖起了你的丰碑。

没有花岗岩，没有大的支柱，

你的丰碑应该是不加虚饰的存在，

你的形象会留在同志们的心中，

尤其是你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马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