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泽君

我是解放初期1951年参加高考的。当年高考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浙江全省只有杭州一个考区，考场设在原浙江大学旧址。为了照顾考生，我们报名之后隔二三天就参加了考试。外地考生报了名就在杭州等着。

那时，全国划分几个大行政区，如华东、华北辖区，因为两个区的报名处都设在浙大同一幢楼内，所以报名只能选其一，报考华东区的就不能再报考华北区的。我对清华情有独钟，但还是在报名处前徘徊很久。当时大学分三类，一类是国立大学，如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等；一类是私立大学，如江南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等等；还有一类是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当时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学费贵得吓人，穷人家孩子是进不去的。我只能报考国立大学。填了南大、交大和浙大。复旦大学虽然也有理工专业，但它没有现在那么出名。系科志愿我也只选了三个：机械系、电机系和航空系。那时大学招生没有咨询会，报纸也没有太多介绍。故我对系科志愿了解很少。三个志愿，孰前孰后，颇费苦心，涂涂改改，最后把一张报名单擦破了，到报名处要求换一张。负责同志说：报名单上有密码，每个考生只有一张。我问那怎么办啊?他告诉我，可以用纸头补上，四周加盖自己的图章。这样我总算过了报名关。

报名和考试前后一个多星期，食宿是个大问题，在杭州住旅馆，不是一笔小的费用，如何拿得出，幸而同去参加高考的同学说现在杭州学校都已放假，我们找个教室进去住就是了。于是我们找到浙江医院的一间教室，把几张桌子一拼，拼成了一张床。晚上蚊子叮咬不在乎，当然盖的也就全免了。饿了就到附近找一种叫“门板饭”填肚，所谓“门板饭”，就是店家在门口放一张门板，用大碗盛着米饭，你要吃，付了钱，店家给你加一勺菜。吃一顿很便宜实惠。

那时中学教材不像现在基本是统一的，各种版本很多，有中华(书局)版、商务(印书馆)版，正中(书店)版，还有开明(书店)版等等。每校各自为政，自己决定版本。也没有统一提纲与考试范围，使考生摸不着头脑。为了防止偏题、怪题、难题，我们只有自己认真准备。我把几种版本教材找来统统看它一遍。每天看到深更半夜，翌日，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复习。记得那次我一早跑到操场角落树荫下复习时，偶然一回头，透过玻璃窗看到小屋里水糟边放着几具尸体，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逃。原来那是医学院解剖室的陈尸房。

倒霉的是高考我数学考砸了。当晚，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湖滨公园的草坪上唉声叹气。这时正好一群金华中学任课老师经过湖滨，他们是来杭州参加省里暑期集训的。一看见我，忙问考得如何。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他们，说自己一定不会被录取的。老师们安慰我，叫我振作起来，考好后面的几门课。有位老师还加了一句话“如果你不录取，那我们学校还有谁能录取?!”正是这句话，让我士气大振。时隔五十多年，我仍深深地记得他的话，由衷感谢他为我打气。

一个月以后，名单在《大公报》公布了。我冒暑跑了20多里路到镇上去寻找《大公报》，终于在一家中药店里找到了，借来一看，自己的名字跃入眼帘，真是喜从天降。店家得知我是今年大学录取的考生，就把这张报纸送给了我。

我考取大学成了远近几十个村的特大新闻。解放初期，大学招生名额很少，录取的名额据说五六个、七八个考生中有一个。当时南京大学院系是全国大学中最齐全的—个，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应有尽有，工学院中则有土木、建筑、机械、无线电、航空、化工、水利、食品等系，每个系只招二三十人，最多三四十人，与今天机械类土木类学院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在南大同学中，是最寒碜的一个。一个铺盖卷、一只旧纸箱就是我的全部行李。用一根竹扁担从下关火车站挑到城里四牌楼校本部报到。南京天气很冷，我没有棉衣、棉袄、棉鞋，只有一件拖到脚背的旧棉袍和一双临别时母亲密缝的单布鞋。整幢宿舍没有垫被的就只有我一人。我得到全额的公费待遇，不用付伙食费。一年之后，即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全国院系大调整，文理工等分了家。学生的伙食也由国家统包。到我1955年毕业后，听说统包伙食的政策又取消了。我真幸运，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全部享受公费，家中没有花过什么钱，倒是我把写文章得到的一点稿费寄回去补贴家用。我完全是人民培养成长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