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

欧阳翠生于1917年，比安娥小12岁，原名崔素华，1940年从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1933年在《良友》上发表处女作《奶妈》后，开始在《时代日报》的《新生》副刊发表散文、小说及评论，出版了小说集《春情曲》、散文集《无花的蔷薇》。她从1946年起任《文艺春秋》编辑，并主编《少年世界》。全国解放后也一直做编辑工作，曾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和《收获》任职。同时也为各报刊杂志写过很多文章。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坐车到徐家汇，去寻找欧阳翠的家，没费多少时间，我已经坐在她的面前了。欧阳翠已92岁，可是她除了眼睛不太好以外，别无他恙，对以前的事情记得相当清楚，特别是说到与安娥的交往，更是娓娓而谈。

安娥是田汉的夫人，曾写过《渔光曲》、《卖报歌》等许多家喻户晓的歌曲，与欧阳翠是如何认识?后来又怎样成为好朋友的呢?

初次见面

1946年5月4日上午，安娥出席在重庆“抗建堂”举行的纪念“五四”大会。下午，田汉离开重庆去上海，几天后，安娥带领田汉的老母亲和儿子田大畏及亲戚一起，乘冯玉祥的“复员”专轮赴上海，田汉母亲等人中途下船返乡，安娥母子到达南京换车赴上海。

安娥抵沪后，由吴仞之介绍给上海剧校校长顾仲彝，到学校任课，并入住剧校的宿舍，即北四川路1774弄的永乐坊。

当时欧阳翠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100弄13号搬到山阴路的大陆新村6号。这是条很大的弄堂，查弄号的话，有一长串呢：132、144、156、168、180、192弄。鲁迅等一批文化人都曾在这儿住过。欧阳翠住在三楼，二楼让给茅盾夫妇。那时候来看望茅盾的人很多，都是些文化人，有一天田汉和安娥也来看望茅盾，欧阳翠正好下楼，于是她们就认识了。以后，安娥到茅盾家去，有时到楼上欧阳翠的家去坐坐，聊聊天。

大陆新村离永乐坊不远，走过去只要十分钟就能到达。欧阳翠到安娥那儿去，向她约稿。不久，安娥写了篇《<红楼梦>的人物创造》，交给欧阳翠，文章分析林黛玉之死、宝钗争当“贾府奶奶”和宝玉的“出家”之缘由，颇有见地，欧阳翠将它发在《文艺春秋》3卷6期上。

欧阳翠看安娥的生活很艰苦，虽然那时她担任《新闻报》的编辑，可是她还要抚养儿子，自己在后方曾得过疟疾，时常要复发，发作时非常难受，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欧阳翠看她每天从食堂买盆菜回来分两顿吃，很同情她。幸亏学校没要她付房租，不然还要糟糕了。

安娥在剧校住了段时间后，因为学校要收回房子，此时儿子不在身边，经人指点，搬到江湾路新公园(今鲁迅公园)旁的日本神社内一个养花的暖房里，四周都是玻璃。原来的沪上神社在六三公园内，“一·二八”事变后，取名上海神社，搬到这里。日本人战败回国后，此处无人管，虽然不用花钱，可是那地方陈列着去世的日本人牌位，四周杂草丛生，白天就很阴森森，凄凉凉的，相当可怕。晚上老鼠猖狂，见什么咬什么，欧阳翠经常去看安娥，先在外面喊，然后安娥出来开门。有一次，安娥对欧阳翠说：“你带来的东西，如果我不放好，第二天就没了，全给老鼠吃光。你替我去捉只猫来，好吗?”“行啊。”

过不多久，欧阳翠果然给安娥带只猫去，有猫大爷看门，鼠儿们都不敢来光临了。

有一天，安娥特地买了两张电影票，约欧阳翠去看《居里夫人》。看完电影之后，欧阳翠和安娥漫步在南京路上。此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安娥微笑地问欧阳翠：“看了《居里夫人》有什么感想?”

欧阳翠的感想很多，她说：“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事业，是多么有意义啊。”这一晚，她们谈的话很多，对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抢房子、抢物品的腐败现象感到愤怒。谈到个人的进退问题，安娥冷静地说：“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介绍你找中共办事处，帮助你离开上海。”这些出自肺腑的交谈，使她俩的关系更亲密无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安娥仍勤奋地写作，发表《逃难杂记》，描写了湘桂大撤退逃难的惨烈情景。诗歌《哭完人闻一多》，称闻一多先生为“完人”，赞他的学问见识、民主战士立场。1946年10月15日安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写了《他吼叫，他行动》，作者向鲁迅诉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现实，并坚信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一定会领导大家“作反抗的行动”。另外还写了《讽刺艺术的现实性》，对陈白尘剧作《升官图》和吴祖光剧作《捉鬼传》进行评价，并提出自己关于讽刺艺术的现实主义观点。在《我不能忘记的小艺人》里，回忆在四维剧校玉屏车祸中死去的小艺人沈维志等。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去世，安娥到徐家汇上海殡仪馆去吊唁，接着写了《遥寄陶行知先生》、《陶行知先生——大众诗语言的创造者》，文中袒露了自己创作《渔光曲》、《新凤阳花鼓》、《莲花落》和《卖报歌》等歌词，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举动都是受到陶行知先生的启示的结果。1946年11月，安娥受陶行知委托而写的歌剧剧本《武训传》在报上连载。亲如姐妹

我问欧阳翠老师：“田汉也在上海，为什么不与安娥住在一起，让安娥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可怕的地方?”

“你不知道，曾与田汉生活在一起的林维中很厉害，认为安娥抢走了自己的丈夫，一直在寻找安娥，如果被她发现，就会上门来，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安娥住在什么地方是秘密的，不让林维中知道。”

早在1946年4月，田汉就向林维中提出协议离婚，可是林维中不同意。

1947年8月由雪声越剧社的编剧南薇介绍，安娥与田汉住到越剧学馆。在这之前，安娥从暖房搬出，想住到欧阳翠的家里，结果没去，而在永乐坊洪深家里搭了个床铺，后来既然田汉已与林维中提出离婚，就不用怕她，两人就住在一起了。

越剧学馆在新大沽路，是幢石库门房子，这是袁雪芬和姐妹们用96两金子买的，装修后准备办越剧训练班，在楼下搭一个小舞台，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

1947年8月19日，上海越剧界联合公演《山河恋》，在演出结束后，田汉、应云卫、于伶等陪同启明电影公司老板周振明，到越剧学馆找袁雪芬，请她饰演洪深的作品《鸡鸣早看天》里的大嫂。袁雪芬赶紧回绝，说：“我不会国语，又不懂电影业务，如参加拍摄，反而会损害这部影片的整体艺术。”在场的人都说，你能够演好祥林嫂，一定又能演好大嫂的。这时在一旁的安娥说：“不会说国语，没关系，我负责教你。”但最后袁雪芬还是没接受这个角色。

1947年12月，安娥和田汉应台湾泰山影片公司邀请，赴台作短期访问，没想到林维中再次掀起波澜，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林维中致田汉的公开信》，田汉马上以《告白与自卫》予以反击。上海《新民报晚刊》转载时，标题改为《田汉自述罗漫史》。

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安娥接受记者来访，谈及同田汉的关系时说：自己不想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但“很愿意能通过这次纠纷，和朋友们讨论几个在转型期社会

里的恋爱问题”。她认为“结婚也好，同居也好，都不过是形式，关键是看两人是否真正相爱”。安娥自觉是爱田汉、理解田汉的。她说：“有许多朋友时常说：‘请不要扰乱田老大吧!我要说的是：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安娥谈恋爱哲学》载1948年2月8日上海《新民报晚刊》)。

社会上有人提出一个问题，田汉与林维中、与安娥都没有正式结婚过，属于同居。安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欧阳翠，想请她代办此事，因为欧阳翠是法学院毕业，懂得法律。欧阳翠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你和林维中的婚姻都得不到法律的承认，既然无所谓结婚，也就无所谓离婚。”后来欧阳翠没替安娥办理离婚和结婚的事情。

最近我接到欧阳老师的电话说，听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告知，田汉与林维中是正式结婚的，由阳翰笙当证婚人。

全国解放后，林维中先与田汉的母亲住在一起，后单独生活。听说林晚年对过去那么“闹”，伤害了田汉，颇有些忏悔之意。

再次相聚

安娥与田汉在越剧学馆一直住到1948年10月离开上海，经天津到北平。11月他们由地下党安排，从北平到石家庄，再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平山。1949年1月31日，安娥与来到平山的一批民主人士，乘大卡车去保定，2月3日早晨抵达燕京大学，尔后参加解放军入城仪式。

欧阳翠与安娥分别后，书信常来往，一天，欧阳翠接到安娥的信，请她把寄放在越剧学馆的家具运到北京。于是欧阳翠照办，请人帮忙到新大沽路去，将床、橱、桌子、椅子，通通打包，到火车站托运到北京。最后还留下一个书橱，让沪剧团的编剧宗华作随身行李，带到北京。

1951年欧阳翠到北京去玩。一天，她到茅盾家去吃饭，饭后，在文化部的院子里散步，恰巧碰到安娥和田汉也在散步，老朋友见面，分外激动，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安娥建议欧阳翠留在北京，整理抗美援朝的材料。可是那时，欧阳翠在上海文联研究室工作，主任是许杰，副主任是茹志鹃的哥哥茹加(对外名沈之瑜)，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就没答应留在北京。此后，安娥一直想请欧阳翠到中国戏剧出版社工作，但欧阳翠没去，留在上海。

虽然欧阳翠没到北京来，但是安娥还是有事就请欧阳翠代为办理。有一次，安娥写信要欧阳翠替田汉买一块表，这种表不用每天开，只要手一带上就会走的。因为田汉从来不拘小节，如果地上放两双拖鞋，会看也不看，穿上就走，往往是一只“爹”，一只“娘”。这表也一样，老是罢工，安娥回回提醒他，他总是忘记，干脆买一块带上就会走的表吧。

欧阳翠到文联工作后，安娥曾写信给陈白尘，请他多多关照自己的好朋友欧阳翠。不久，欧阳翠和许杰带队到青浦去进行土改，作为华东地区的试点。欧阳翠带范瑞娟、周小燕等到松江去看斗地主。安娥得知后，要求跟着一起去看看，感受一下。1951年12月到1952年夏，安娥去广西南宁地区参加土改，担任土改队的妇女团委和党的团部组长。由于她事先已跟随欧阳翠去土改队看过，因此有点经验，在广西土改时，尤其她对政策的掌握方面，曾得到组织上的肯定。

1956年12月19日，安娥由于劳累过度，不幸脑中风，半身不遂。田汉带着她到处求医。经过治疗，她能够走路，说话不太连贯，可是能写字。有一次，安娥到上海，住在东湖宾馆，离欧阳翠工作的文联不很远，安娥就一个人摸索着来到文联。那时，欧阳翠的办公室在三楼，她支撑着疲惫的身体，走到二楼，有人问她：“你找谁?”她说不出话，向人要了纸，写下欧阳翠的名字，那人陪她上三楼。当欧阳翠看到安娥这副模样，还来看她，心里特别感动，暗暗默念道：这就是真挚的友情啊!欧阳翠上前拉着她的手，说：“你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去看你呀。”“我……我这是……是锻炼啊。”安娥倔强的性格就是这样。第二天，欧阳翠到宾馆去看她，以后天天去，陪她吃晚饭。这时，来看她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戏曲界人士，有童芷苓、王文娟等，送去衣服和吃的。

安娥为什么与戏曲界，特别是与越剧界的人熟悉呢?欧阳翠老师告诉我说：“你知道越剧十姐妹吗?”我点点头答：“知道。”

“越剧十姐妹闹不团结，是安娥去做工作，耐心地对她们说，现在解放了，你们都是人民的演员，要好好演出，为人民服务。她们和好后，安娥请她们吃饭，我去作陪的。”

安娥生病后，田汉常常一个人到上海来。一天打电话给欧阳翠，请她明天到宾馆去一次。第二天一早，欧阳翠就去了，田汉穿了件睡衣，正在与戏剧界人士开会，见到欧阳翠，把她让到隔壁的房间，拿出一件绸的白衬衫，说：“你看，白的都变黄了，你帮我拿到店里去染一染。”“你好节约啊!放心，我一定帮你去染。”过几天，欧阳翠拿着那件染过的绸衬衫给田汉，田汉高兴地说：“像新的一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田汉被隔离，安娥的遭遇是可想而知，很困难。欧阳翠按安娥留下的地址寄去一些信件，可是统统被退回来。到1976年年初，欧阳翠才打听到安娥在“四害”肆虐之日被扫地出门，和儿子住在一间不通风的小平房里，日子很不好过。就在那一年北京发生大地震，安娥不幸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二十天后就与世长辞了，时间是1976年8月18日。欧阳翠说：“如果她的生命能延长两个月，亲眼看到‘四害的末日，亲耳听到《渔光曲》和《卖报歌》又在人们口中传唱，她该多么高兴啊!她一定会倔强地支撑住病体，邀我一起在大街上进行漫步，像当年一样，给我倾吐革命的理想，传授革命的真理……”

当采访快结束时，我问欧阳翠老师：“你与安娥的合影有吗?”她叹了口气，说：“没有了，连他们放在我这儿的字、画、杂志也都没了，‘文化大革命中谁还敢留这些东西呢!”

这些字和画都是戏剧界的名家所写，有的是田汉50岁生日时，别人送的，真是太可惜了。

这篇文章写完后，我曾发伊妹儿给欧阳翠老师的女儿黄运运，请她念给母亲听。不几天，欧阳翠亲自打电话来，指出文中有几个地方搞错或表述得不妥当，我立即进行了修改。在此我非常感谢欧阳翠老师，如此高龄，还这样认真，体现了她对历史的尊重，对自己好朋友安娥的尊重。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