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明

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庚款生和稽勋生是两个特殊的留学群体。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总统罗斯福的咨文，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次年，中国政府开始选派第一批庚款生赴美，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加以效仿。这些利用庚款留学的学生被称为庚款生。而稽勋生则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选派的两批官费留学生。他们或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或是有功人士的子弟，因为是由临时稽勋局以“酬勋”名义选派，所以被称为稽勋生。

1912年，首批稽勋生来到美国留学。共同的理想，使稽勋生很快与部分庚款生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群带着深深的民族忧患和强烈的责任感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爱国、救国、报国时刻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学习勤奋，知识渊博，留学期间就学有成就。回国后，这群饱学之士几乎人人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科技精英或政坛名士。

杨杏佛是首批稽勋生之一。本文通过当年杨杏佛与赵志道的两地书，走近民初公派留美学生精彩的留学生活。

一、勤奋好学

1912年11月，杨杏佛与任鸿隽、宋子文等首批稽勋生离国赴美留学。同行的11人中，杨杏佛和任鸿隽等人属对革命有功之臣，宋子文等人则是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于12月抵达美国纽约州绮色佳城。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杨杏佛和任鸿隽因志在科学，所以选择了以擅长科学著称的康乃尔大学。杨入该校机械工程系学习，任则人文理学院攻读化学，希望用化学以兴工业。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留学美国的高潮。自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美，大大推动了赴美留学的潮流，各类官费、私费留美生迅速增加。当杨杏佛入学康乃尔大学时，在康乃尔大学求学的中国学生已达四五十名。当时及稍后几年，与杨杏佛、任鸿隽等稽勋生志同道合的是一批庚款留美生，如秉志、金邦正、赵元任、胡明复、周仁、胡适、过探先、章元善、邹秉文、唐钺等。这些庚款留美生孜孜以求的是学有所成，报效祖国。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选择了学习科学技术，周仁因为笃信“强国必先利器”而入机械工程系学习；胡适、秉志、金邦正和过探先选择的是农学，希望“以农报国”；胡适后来改学文科，但他始终怀着“执笔报国”的心愿。

勤奋好学是这些留学生的一大特点。杨杏佛在1916年11月15日致赵志道函中说：自己一到美国就经常“寒宵摊书苦读至十二时”，而他们当中成绩最为突出的则是赵元任和胡明复。赵元任因知识广博而被称为“夫子”，胡明复则是一位“闭门自精”的学者，两人在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是同班同学，他们时常切磋学业，相互鼓励，每学期的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每年的总成绩也都是全校最高的。1912年，胡适由农科改学文科，与赵、胡二位曾同为哲学班上的同学，由于三人学习成绩突出，1913年同时被推荐为负有盛名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使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同学大出风头。而1914年临近大学毕业时，赵元任、胡明复又被推举为同负盛名的美国科学学术联谊会会员，更是为中国学生赢得了“荣誉”。

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学习兴趣是这群中国留学生的又一特点。虽然课业繁重，但他们仍广泛阅读，涉猎各方面的知识。杨杏佛在1916年10月29日致赵志道函中苦叹自己往往“课务外事纠缠一身，几无喘息之隙”。这些留学生知识广博，大都在专攻自己的专业外，再选修很多其他的课程，而且往往升到硕士时换成另一专业。杨杏佛1916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因“志在工商”而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等。

杨杏佛在哈佛的最后一学期，也是他最为忙碌的一学期。从他写给赵志道的信中透露，这一学期，他要上“经营方针”、“火灾保险工程学”等课程，要到工厂进行实习，还要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要求颇为严格，不仅需要图文表述，且需配有实物模型。为此，杨杏佛先与工厂联系，然后将需制作的实物模型绘成图纸，交工厂“嘱木匠制造”，接着制表、绘图、撰写文字。

二、志在报国

这群中国留学生虽身在国外，但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与命运，课余饭后经常聚集在一起，纵论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化。

1917年5月，美国《星期六周报》上刊载了《日本在中国之势力》一文，揭露日本在中国的狼子野心，杨杏佛和中国留学生看后愤慨不已，大家决定将该文介绍到国内，以警示国人。当时正患病的杨杏佛自告奋勇承担翻译任务，他认为“此责不可不尽”。他对赵志道说：“万六千余字，一星期之心力，在此亦近夫报国之一途耳。”之后，大家集资，将译文印成五千册《日本在中国之势力》的小册子寄往国内。虽然《日本在中国之势力》已不见存世，但杨杏佛的书信为我们展示了这群留学生赤诚的报国之心。

当时，杨杏佛已是著名的留美学生的爱国团体——科学社的中坚分子。

1914年夏天，杨杏佛、任鸿隽等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谈论世界形势，决定创办《科学》杂志为祖国效力。1915年1月，《科学》月刊在上海创刊，发刊词中强调：“继兹以往，代兴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的创刊，第一次向国人发出了科学救国的呐喊。

1915年10月，在《科学》月刊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选出任鸿隽(会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为五人董事会成员，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科学》月刊的发起实为中国科学社的前身，因此，《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发起人中除了任鸿隽、杨杏佛为民国初年公派的稽勋生外，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均为庚款留美生。

早期《科学》月刊稿件的撰写主要靠发起人来承担，由于课业繁重，学业、科学“双管齐下”，往往使他们应接不暇，为科学事只能夜以继日。杨杏佛在给赵志道的信中经常透露他为科学社工作的情况。1916年10月29日，杨杏佛写信告诉赵志道，拟将在哈佛中国学生会年会上演说的《中国之实业情形》详加整理“载之《科学》”，之后，他将演说以《中国之实业》为题，在《科学》月刊上分三期连载。12月6日，杨杏佛编辑《科学》至凌晨12时，次日，他在致赵志道信中说：“日来校课略轻而科学事又堆积，一枷未去又上一枷。”1917年2月初，杨杏佛一星期都在忙科学，他在2月5日致赵志道信中说：“两日忙杀，忽已过去。昨日科学社办交际会，今日审查会，实则过去一星期中，无日不为科学作文也。”1917年9月，中国科学社第二次年会在罗岛省普罗维屯斯城布朗大学召开，杨杏佛是此次年会的干事长，为筹备此次年会十分忙碌。当时，杨杏佛联系在普罗维屯斯城通用磐机公司工作，他白天工作，工余时间编辑《科学》，预备年会。8月12日，他写信对赵志道说：“夜间复忙《科学》，审查一文稿，讨论常年会事至十一时乃就寝。”

杨杏佛素以“办事勤劳称之”，但为科学社事也常与社中人发生矛盾纠葛。他在1918年3月4日给赵志道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