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路霞

在兰州为左宗棠“捂帽子”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酝酿的时候，“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都还不是什么光彩的词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先生，率先在兰州发起召开了一个关于“中俄关系史”的研讨会(1978年9月下旬)，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史学界以新的声音亮相的一次重要会议。

夏东元是近代史专家，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从“四清运动”至此，已经14年没有发表文章了，这回他不能再沉默了，斗胆在大会上提出了要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主张，立刻引发大会好一阵热闹。开会前一天，主持会议的刘存宽先生通知他，请他准备明天大会发言，而且是第二个发言。夏东元问，发什么言，有没有个范围?刘存宽先生说：“明天到会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开会了，第一个发言的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杜经国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爱国主义者左宗棠”，文中充分肯定了左宗棠收复新疆伊犁的历史功绩，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又是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这不协调。他把洋务派与爱国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了，说洋务派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因此主张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今后不能讲左宗棠是洋务派了。他维护左宗棠的声誉，所以力主为其“摘帽”。

这下夏东元明白“明天到会你就知道了”的意思了，发言的主题也立马明确了起来。他发言之前全无腹稿，全是临场发挥，先说左宗棠收复伊犁等反侵略行为，是公认的爱国主义，非常了不起，的确应当大书特书。接着话题一延伸，说左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也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也很了不起，同样也应当大书特书，那就是在福建创办了马尾船厂，制造新式轮船，并相应地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这些都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最迫切需要的……于是得出结论——左宗棠这顶洋务派的帽子“捂着”挺合适，没有必要帮他摘下来。

这下台下与会学者议论纷纷，只听见会场上嗡嗡声不绝于耳。也有人愣在那里，张口结舌，像在听天书，怎么也弄不懂—会议主题是讨论中俄关系嘛，怎么变成讨论洋务派了?即便是撇开左宗棠不说，按照他这个逻辑，这等于是给洋务派翻案了，把过去说的卖国行为说成是爱国行为了，要知道，晚清洋务运动的头头是大卖国贼李鸿章啊，洋务派还包括盛宣怀、张之洞等一大批晚清督抚疆臣，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说法，整个儿地推翻前案，胆大包天!会场上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们激动了起来，认为说得有道理，更有甚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发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学会“捣浆糊”，他们对学术理论是非常顶真的。

夏东元在后来的讨论中不慌不忙地层层分解，把自己多年来对于洋务派研究的心得要点和盘托出，也把多年来郁积心头的话语倒了个痛快：

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派心目中的“洋务”(当时叫“夷务”)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中，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战胜对方，并开始意识到要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商业以决胜于市场。因此，“洋务”并没有贬的意思，而是一个褒义词。只有腐朽的顽固派才深恶痛绝地把先进技术目为“奇技淫巧”，把学习“长技”看作是一件大坏事……左宗棠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少数民族起义的著名湘军头目，也是人们常常把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提的洋务派显要人物。他的确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也摧毁过英、俄扶植的阿古柏傀儡政权，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还创办过近代重要的洋务企业福建船政局，同时设立学堂，培养我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在他军次兰州时，还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厂，发展地方轻工业，并关照胡光墉采买西方先进的水利器具，以解决西北的干旱问题……但是洋务派在不少人心目中，是投降卖国的同义语，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些看法有片面性!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人，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他们中爱国的人居多数……

这些观点拿到现在来看，是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那是在30多年前，“左”的思想严重，能发出这样的“异端邪说”，与“左”的腔调对着干，无疑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夏东元在1964年“四清”的时候就遭到过8个月的围攻，“文革”中也是被革命的对象，抄家、批斗、下放“五七”干校，样样待遇都受过。这会儿，人家怀疑他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他的学生坐在台下直为他担心：老师今天是怎么了?

尽管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但是政治空气毕竟与以前不一样了，学术界的精明人士正在反思过去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夏东元充当了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的冲锋者，他情不自禁地登高一呼，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左宗棠的例子实际上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爱国主义应当包括洋务派在内——这是过去从未有人提过的论点，甚至是人家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那次会议因为是在兰州召开，兰州大学的人就占了多数。会后很多人都围上来，跟他切磋更深的问题。他走到哪里，那里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兰州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闻讯也赶来了，请夏东元会后在兰州多留一天，给研究生们上堂课，为西北的史学界多吹进一些新鲜空气。会议接下来是安排与会者到西安和敦煌参观，夏东元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参观机会。人家校长说，他们是乘火车前去，我们为您买飞机票，能赶上他们，决不会耽误参观的。

可是夏东元心里在犯嘀咕，乘飞机是不怕的，不过他知道，当时兰州的民用客机都是苏联的米格式小飞机，都老掉牙了，他不敢乘。但是这个理由又说不出口，于是嗫嚅地左推右推，横竖不行，全无了台上高谈阔论的气概，总之是不肯一个人留下来。他的学生又看不懂了，觉得老师怎么成了一个怪物?

回到上海后，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再论洋务派》一文，下半部分就多了一节“有没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

最应该当右派的倒“溜了”

其实，夏东元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由来已久。当初他在解放区任政治教员，教中国近代百年革命史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参考资料上，关于中国近代阶级关系的变化问题都是含混其辞，都没讲清楚。比如，中国原本一个农业国家，为什么到了近代，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大中型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大机器工业的出现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个什么关系?洋务运动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怎么诞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等等。要讲近代史，这些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夏东元决心弄清这些问题，从研读《资本论》开始，追根溯源，读了很多有关的理论书籍。一开始时《资本论》找不到，就先读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有王思华的《政治经济学》和日本人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继而又找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著作对于打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非常重要。接下来又找到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小册子读了。

1946年冬天，他终于获得了一本在大连三联书店出版的《资本论》上卷(三联书店是在大连成立的，由三家进

步的书店联合组成，当时只翻译了上卷)。他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在行军的间隙也不忘研读。《资本论》很难懂，得反复阅读才行，一旦读懂了就豁然开朗。由此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极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马克思誉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把人类的智慧、物质文明，推到了最高、发展最快的阶段。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正规地说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弱了，必须大发展才行……

自然，他的这些认识与解放初50年代的政治气氛是不相容的，他只能悄悄地思考，私下里与少数人讨论，而不能大张旗鼓地说出来。1952年，当山东省教育厅的孙陶林同志领衔到上海筹建华东师范大学时，表示有意调他一同南下，他一口答应。他倒不是看重上海的物质条件，其实那时他并不了解上海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就是看到上海的工业基础和学术条件，认为要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上海这个大城市是再好不过了。从那时起，他已经把主攻目标放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上。

最初，他在华东师大政治系教政治经济学。在联系社会实际时，他越教发现问题越多，对于当时敲锣打鼓地庆祝“消灭资本主义”、“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做法尤其反感。尽管他已经注意到影响，不大敢多说话，但是话语中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并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终于，1955年肃反运动补课的时候，“补”到他头上，结论是“此人不适宜在政治系工作”，于是调离了政治系，到了历史系，教中国近代史，夏东元大呼：“得其所哉!”

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学乖了，大会小会都不发言，横竖就是见怪不怪，不发言。多年的政治生活使他看明白了，领导们大都是当年的“土八路”，真正的民主意识是很少的，都是喜欢听表扬，而不喜欢听批评，说是叫你们大鸣大放，其实言不由衷，那是“钓鱼”，不能当真的。果真，“大鱼”“小鱼”都上钩了，而他夏东元这条“大鱼”却躲过了一劫。以至于有些人感到奇怪：夏东元总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最应当成为右派的，为什么却没有他的份?

夏东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还牛气冲天地在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22000字)，文中以江南制造局为具体解剖的“麻雀”，指出了这个军工企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而论证了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毫无资本主义性”的观点。学报主编是历史系主任吴泽先生，毕竟是识货的朋友，看了全文连连叫好，特别是行文中间大段大段地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来加以证明，他觉得是安全的，决定刊发。以至于一个不太情愿接受他的观点的学者，没劲地对他说：“你的这篇文章，真的还不太好批判哎!”

这篇不太好批判的文章，后来招来了六家报刊杂志转载。250元的稿费，他连续拿了六次，文章也一直没有人能够反驳，真是皆大欢喜。从这以后，他发表文章方便多了，胆子也大多了。

忍痛删去“中国耽误了二十年”

1976年“四人帮”发动搞“批邓”的时候，《文汇报》有位主任曾召集几个高校的专家教授开会，叫大家写文章批邓。华东师大除了夏东元，还有陈旭麓，复旦大学是谭其骧、蔡尚思，还有社科院的人。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位主任又组织大家开会，夏东元到会一看，居然是原班人马。这回不是“批邓”了，而是要大家论证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等问题。以前按传统的做法，洋务派是反动的，而把洪秀全捧得很高，这回调子完全两样了。直接的原因是，大家已经听到风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开预备会议了，中央的基调已经明朗了。

在发言中，夏东元说自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再论洋务派》，不过还是草稿，正在修改中。理论部主任听了很高兴，几天后专门登门拜访，亲自把文章要去了。这篇文章正是为洋务运动正名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左宗棠的话，是1875年为重印魏源的《海国图志》时写的序言，大意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可惜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这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会议的基本精神都已经传达了，会议在谈到中国现状时，恰恰也谈到中国已经耽误了二十年!

理论部主任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完全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大概他意识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与当年的洋务运动的做法似有某些相似，但对引用左宗棠所说“已经耽误了二十年”的话，提出“请您删去，因为这针对性实在太强了”。夏东元说：“这不是我说的呀，是左宗棠说的呀，我只是引用他的话，绝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坚持不删。

其实，是不是含沙射影，用不着辩解，人家自会明白。理论部主任说，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还是删去好，他不干。争来争去，最后双方取得妥协，请示市委宣传部，让上级决定好了。其实夏东元傻了，有些上级是撮没有肩胛的了!果然，当时的宣传部有关人员不敢担责，还是把那句话删掉了。

踏上西郊宾馆的红地毯1980年，夏东元的《郑观应传》出版的时候，正是全国历史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也是我国大张旗鼓地宣传解放思想、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起步阶段。万事开头难，此话现在说说容易，那时候做起来可难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禁锢的惯性不是那么容易破除的。比如国家要在上海建设宝钢这样特大型的工业项目，具体工作的纷争就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是爱国啊，还是卖国啊?为什么不自力更生呀?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去买小日本的设备?为什么要放在上海这个没有铁矿和煤矿资源的地方啊?搞什么名堂?

其实还是思想上、观念上的问题。这就难为了一批高端人士，搞经济的同时还要管思想导向，还要从历史上找经验、找依据。夏东元关于洋务运动的论述很自然地顺应了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要求，《郑观应传》一书的出版也遇上了好时候，印了一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再加印。不晓得什么人把它拿给中央领导人看了，不得了，中央党校马上派人南下买书，来人扛了100本书，连夜乘飞机赶回北京，说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材，一人一本。不久有人传话来，说是王震同志对《郑观应传》很有兴趣，并说：“这本书的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完全合拍!”要求党校有关同志限期读完，还要把研讨的情况向他汇报。

1985年，纪念戊戌变法85周年和康、梁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召开，夏东元前去参加了，会议期间参观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家乡。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一位自称叫范士华的女士来敲他的房门，说是王震同志和中央党校对《郑观应传》一书非常重视，人手一册，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对改革开放起到了促进作用等等。她讲了两个小时，夏东元还没听明白，她为什么要把中央党校讨论的情况告诉他。直到两年后他在西郊宾馆见到了王震同志，王震同志问起范士华有没有把他的问候和意见带到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王震同志请她转告的。

1985年10月25日，华东师大校长袁运开亲自登门通知：晚上8点钟，王震同志在西郊宾馆要接见夏东元。这是他第一次进西郊宾馆，学校的汽车司机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过去的“禁苑”。汽车在黝黑的林荫道上东转西转，小心地寻找一号楼(这一号楼就是过去毛主席来沪专住的地方)。他踩上楼内厚厚的红地毯(夏老说足有两寸厚)，进入客厅，已经有四五个人等在那里了。

过了一会儿王震同志来了，一进门就对他说：“我想见您很久了!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宝钢的老总……”“哦，果真宝钢建设也需要近代史。”夏东元想。接下来工作的同志播放宝钢筹建过程的录像，观看时，王震同志问夏东元：“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炼钢的?”夏东元说：“是在1890年，第一炉钢是江南制造局炼出来的，一年一万吨。”王震同志听了很高兴，对几位宝钢的老总说：“夏教授是研究生产力的，是中国近代史专家，你们要请夏教授前去参观一次。”老总们诺诺。

看完录像，王震同志对老总们说：“你们回去吧，我要与夏教授单独谈谈。”转身对夏东元说：“走，到我房间里去。”这次谈话继续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像是老朋友一样，谈的面很广。王震同志连夏东元在根据地时期的情况都知道，可知是作了很多调查的。秘书在一边作记录。这大概是夏东元遇到的最高规格的、近距离聆听领导的谈话。

王震同志对夏东元书中写到的郑观应关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精彩论述很感兴趣，尤其是郑观应认为，如果一时不能做到从西方引进，就应当先从学习西方很有成效的日本引进，很切合中国实际。王震同志一再强调，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再也不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了。他鼓励夏东元多写文章，同时多带研究生，鼓励研究生也要多写文章，教育干部，教育国民，要形成良好的共识和社会氛围。他还说，现在北京有一股风，说我们是亲日派，就以宝钢的事情为例子，“我13岁当煤矿工人，后来打日本鬼子，现在老了，倒成了亲日派了……夏教授，要多写些文章啊!”

十几天后，夏东元的一个儿媳妇(《解放日报》的记者)回来说，她在采访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上，汪道涵市长也在谈论《郑观应传》这本书，说这是一本好书，他读了很有心得。坐在一边的江泽民听说有这么好，也表示要找来看看。书生的一本学术书，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派上如此特殊的用场，也是夏东元始料不及的。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