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霞

蒋维乔是中国近代一位颇有声名的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近代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和佛学专家，还是南方高等学府开讲佛教哲学的前驱。其佛学著作《佛学概论》、《佛学纲要》和《因是子静坐法》等，传诵甚广，尤其是他编著的《中国佛教史》，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方法写就的系统的佛教通史。本文对蒋维乔学佛因缘及其在佛学上的贡献略作通观，以就正于方家。

一、学佛因缘与佛学研究的开展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892年中秀才，后来考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合，同时攻读两院课程。1902年，参加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先后任爱国学社、爱国女学义务教员，又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905年，他发起并主持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又主持开办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辛亥革命后，任教育部秘书长、教育部参事、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1929年以后，历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并先后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上海鸿运图书馆馆长等职。解放后，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晚年潜修净土、密法，兼讲气功，1958年3月病逝于上海。

蒋维乔研究佛学与其自身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28岁时，他因“得肺疾，咳嗽咯血，百药罔效”，于是每日“四次静坐，余暇则读老、庄及佛经”，三月后，“病霍然而愈”。但开始学习佛学时他颇不得要领，在1935年出版的《佛学纲要》的《自序》中，他说：“三十几年前，自己研究佛典，得不到浅近入门书，枉费了无数的冤枉功夫。”

蒋维乔真正潜心佛学是在1917年9月，他第二次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时。自此时起，他将其全部精力沉于佛学研究之中。关于他转而研究佛学的起因，固然有其客观条件。当时的教育部，远非昔日在南京时那样生机勃勃，已完全成为一个官僚机构，每日“事务清闲”，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空余时间去留心佛学著作。但其主观因素何在?这在以后他所编著的《中国佛教史》中可以略察端倪。他在该书中说：“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民国)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痛苦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这至少反映出他本人研究佛学的一些主观原因。另外也可能与此前他在日本目睹佛教与佛学研究兴盛有一定关系。

当时，浙江海盐徐蔚如任财政部会计司长，两人在京相识。徐蔚如自幼信佛，造诣颇深。自蒋维乔专意研究佛学后，首先向他请教入门之径。徐认为，治佛典犹如中国之治经应先通小学，佛典中名相极多，初学者最受障碍，故建议他先通相宗为入门之径。时蜀人张克诚在北京广济寺讲经，徐蔚如介绍他从张氏学唯识。这时北京佛教界的居士学人，如叶恭绰、蒯若木、梅光羲、黄幼希、徐蔚如等组织讲经会，蒋维乔也参加了这一组织。1918年5月，讲经会迎请宁波四明山观宗寺的谛闲法师北上，于江西会馆开讲《圆觉经》，蒋维乔大感兴趣，“列席听讲，自始至终，没有缺过一次。”并约江味农、黄少希一起作笔记，讲经两月余圆满，笔录洋洋数十万言，谛闲赐名为《圆觉经亲闻记》。在这次讲经会中，蒋维乔、徐蔚如等都皈依了谛闲法师。此后，他每晚还去观音寺听圆瑛法师讲《楞严经》。

1918年3月，蒋维乔向主政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建议，在哲学系开设“唯识学”课程，“中国大学之有佛学课程，盖自此始。”1920年，他“复组织三论学会，请邓高镜居士讲三论，年余而毕。自此于佛学造诣渐深，习静之功，与日俱进。”1921年，太虚大师于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蒋维乔复与夏仲膺、庄思缄、胡瑞霖、夏寿康等参加听讲，太虚特别在南池子夏宅为蒋讲授因明学。因明学为佛学中的论理学，是最难理解的一门学问，此为蒋维乔亲近太虚大师之始。通过向太虚请教，他的佛学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22年6月，蒋维乔等还在京组织了法相研究会。

从1917至1922年，蒋维乔在京的五年多时间内，阅读了大量的佛经及佛学著作。据统计，在此时间他大约读完了八十五种一百五十余册佛学书籍，几乎占他所阅书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蒋维乔说：“我的佛学，在这时候，颇有成就。并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

1922年7月，蒋维乔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在此期间，他对佛学的兴趣始终未减。他称：“我在南京时，具备三种人格：一为行政官，二为教师，三为学生。”其中所谓“教师”与“学生”，都和他的佛学研究有关。当时欧阳竟无正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开讲唯识，蒋维乔与其约定，每次开讲时间列在上午九时以前，这样他就可以听完课后再去教育厅办公。欧阳竟无以蒋氏“在百忙中，尚如此勤学，异常赞叹，允之”。且于他出省视察时，即为之停讲。故他听讲两年余，未尝一次缺席。“凡相宗重要经论，大致涉猎。”此间他与正在东南大学讲学的梁启超过从甚密，还时常同往内学院，与欧阳竟无讨论《大乘起信论》的价值。

自蒋维乔到南京任江苏教育厅长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曾屡请他为该校讲课。他提出非佛学不讲，于是从1922年10月起，又兼任东南大学教师，主讲佛教哲学，在该校开讲“佛教入门”、“百法明门论”等课，远近各校亦多有人来参加听讲，恒有百余人，此为南方学府开讲佛学的先声。与邓克诚等在北京大学讲授佛学，遥相策应，使佛学成为当时一门新颖的学问。次年，根据在该校国学研究会的讲稿，整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佛学著作——《佛教浅测》。同时，他还籽孔子与释迦进行对比研究，于1924年出版了《孔子与释迦》一书。

1925年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并于1926年4月参加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在这次访日过程中，他广泛与日本佛学界人士接触，并多次到日本著名寺院参观。据《竹翁自订年谱》，1926年4月23日上午，他与傅梦良一起往访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大正藏》编辑主任高楠顺次郎，两人“畅谈佛学”。第二天下午又去增上寺观《高丽藏经》。5月3日与日本帝大诸博士一起饮宴，“到者有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哲学家高濑武次郎，经学家狩野直喜，文学家铃木伟雄，医学家佐伯理一郎，诗家堂野前种松，席间互谈振兴东洋文化方法”，其间又推蒋维乔演讲，后又互相再进行讨论。5月5日又到法隆寺参观，临行前寺僧赠他《法华经疏》写真印品。这次访日使他对日本的佛学研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此后二年间“息影沪上，不问外事”，“平日功课除持《准提咒》及十念外，静坐加增一小时，在家阅看《梦游集》、《大乘止观》《三民主义》、

《科学与玄学》等等”，并致力于《中国佛教史》的史料搜集与编撰工作。1928年他完成《中国佛教史》一书的初稿，又经几个月的修改，该书于192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和佛教概论三门课。1931年哲学系取消后，又转任中文系教授，除讲授上述课程外。还开设《楞严经》、《唯识三十颂》、《广五蕴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选修课，同时还在沪江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兼课。其间他积极从事撰述，除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及《中国哲学史纲要》等哲学著作外，还完成了《佛教概论》、《佛学纲要》等多部佛学著作。

二、在佛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

自二十年代开始，蒋维乔编写有多部佛学著作，研究相当深入，对近代教界学界的佛学研究都有较大的影响，为弘扬佛教优秀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佛学研究中的主要成就包括佛教思想与佛教史两个方面。

(1)佛教思想方面

蒋维乔是20世纪初较早对佛教教义和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这方面的著作包括《佛学浅测》、《孔子与释迦》、《大乘广五蕴论要义》、《佛教概论》、《佛学纲要》等等，其中，尤其以后两部著作影响较大。

1929年，蒋维乔在光华大学讲授佛教概论课时，“随讲随编讲义”，于次年便撰成一部“详略得中”的《佛教概论》。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绪论，叙述佛教以前印度的思想及佛教的由来、佛教的经典、佛教的分派等。第二编本论，分教理，解脱二大部。教理则详于缘起与实相，解脱则详于实质与形式。第三编为各论，详述中国小乘二宗、大乘八宗的宗义及修行方法。该书对佛教哲学有其独到见解，认为：“古来创设宗教者，殆无不对宇宙之大原，从事考察”。一方面考察宇宙的生成，另一方面考察现象产生之本体，进而考察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就本体而言，不外有神论(人格神论)和泛神论(即无神论)两种。佛教的宇宙观则属于后者。他进一步指出：小乘佛教视世界道德为神，视绝对理想为实在之反映，是伦理上的泛神论。换句话说，小乘佛教是特殊的泛神论，大乘佛教则直视宇宙万有为神的实在，是普遍的泛神论。就现象而言，佛教哲学属缘起论，而说明宇宙本质的性质，它又属实相论。泛神论、缘起论及实相论三者构成了蒋氏佛学思想的理论支柱。书中对于难解的名相，均加以浅释一对于深玄的教理，属专门者可略则略之，属普通者也都以浅显的文词加以记述。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既有系统又较通俗的佛学著作。

自1930年起，蒋维乔又应上海中华书局之约，为《中华百科丛书》撰写一部“专供中学程度阅读”的佛学著作——《佛学纲要》。当时组稿的舒新城对该书提出二点要求：“一是不可太深，二是要用白话”。尽管蒋维乔从未用白话文写过专著，但他感到“中国研究佛学的人，向来不注意到入门书籍，所以初学的人，徒然望洋兴叹。”因而欣然接受了舒新城的要求，足足花了五年时间，著述而成《佛学纲要》。全书共分十章，在《绪论》里，介绍了什么叫做佛学，研究佛学怎么样下手，并对“佛学”与“学佛”进行区分；其后，就佛教的背景和它成立的原因、释迦牟尼的略史、佛教的立脚点和它的教法、释迦灭度以后弟子结集遗教、佛教在印度的盛衰、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大藏经的雕刻、佛教的研究方法和佛家的修行方法分章进行叙述。该书第一次用白话文将佛教的起源、变迁、传布以及教理、经典等作了极为通俗的叙述，使一般具有中学程度的人，阅读以后即“可得到佛教的全部概况”。

蒋维乔的佛学著作，除上述所提到的之外，著名者还有《因是子静坐法》及其《续编》。该书采取佛家天台宗的止观法，从原理、方法、经验三方面，第一次以心理、生理的科学道理，加以说明，说明了静坐法对人体的作用，“一扫向者怪异之谈”。《因是子静坐法》出版后，风靡全国，到1927年6月，重版竟达二十一次之多。因此，蒋维乔不仅研究佛学，而且在修行方面下过功夫。这表明了宗教的超越性对他的吸引，也使他能从根本上理解佛学和佛教史，为一般学者仅从哲学或史学出发的研究所不及。

蒋维乔还曾撰有《怎样研究佛学》的长文，认为研究佛学须先做好两项基本工作：一是通过佛学概论类书籍的研读，掌握经系统研究过的佛教的普遍概念，抓住其根本原理，因一切典籍、宗派、学说，“无非是拿这个根本原理做中心所演绎”，二是通过研读印度佛教史之类的书，理解佛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其次要从源至流，从《阿含》等佛经到依经释经之论及印度、中国诸派诸宗之学，“必须对各宗都经过相当的研究，然后再站在各宗之外，去把整个佛教鸟瞰。”强调一宗一派之说不足以概佛教之全，对各宗学者的注疏应善加抉择，不要被一宗一家之说所囿。蒋氏虽然主要就把握佛陀教旨而言，但其所说方法步骤，是所有研修佛学者包括教外学者也应遵循的路径。

(2)《中国佛教史》的编著及成就

在蒋维乔的所有著作中，除了《因是子静坐法》及其《续编》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佛教史》一书。该书虽然以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为基础增补而成，但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中国佛教通史，对中国佛教史特别是近世佛教史的研究起了奠基的作用。

蒋维乔编撰《中国佛教史》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他认为佛教历史的研究很不充分；另一方面则在于他认为历史的研究能为理解教理提供辅助。他说：“一切学问，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二种，于佛教何独不然。然中国佛教，自汉代输入以来，于教理方面，特别发达，且有潜心冥悟，融合西来(指印度)之义谛，独自成宗者，如天台、华严是也。至于历史，则数千年来，事实复杂，向无有系统之典籍，可供参考，欲从而研究之，正如暗中索物，不易获得”；“虽然，研求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必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足为教理之辅助。”这表明，他已经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表示认同，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由于编撰一部系统的中国佛教通史，在当时国内尚属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因此蒋维乔不得不“借资于东籍”，而以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纲》为依据。但蒋编《中国佛教史》之所以获得较高的名声，不仅仅是原著本身较为出色之故，更与蒋维乔的努力分不开。他不仅根据《正续藏经》对《支那佛教史纲》作严格的校勘，“于其错误者改正之。缺略者补充之。”而且增补了《造像与石经》、《近世佛教》以及《近世各宗》三章，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蒋氏增补了在资料与评述两方面都最困难的几个章节，才使该书成为一部名实相符的系统的佛教通史。

蒋维乔佛教史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他自己增补的两个部分。蒋维乔认为，石窟佛像与石经“是佛教史上的至有价值之美术”，同时指出石窟与石经皆与北方统治者

的毁佛运动有关，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故又不能仅看作美术而已。而境野哲的原著却对此不置一词，因此他在书中特增设《造像与石经》一章，对云冈石窟和伊阙石窟开凿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理位置、洞窟数量、大小、高度、宽度，洞内布局、内中佛像数量、姿态等以及房山石经刻经的原因和历史等加以专门的叙述，肯定了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从而使得佛教石窟与石经这一瑰宝，得以作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写进中国佛教史。这对人们了解北魏佛教史，特别是佛教艺术的发展是很有帮助，为中国艺术史与佛教艺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蒋维乔对近世以来的佛教研究也有开创之功。他认为：“历史通例，应详近代。”但境野哲原书“于清代之佛教，略而不言；盖以清代佛教材料不易搜集之故；是一大缺点。”所以，他对自清代至民国的所谓“近世佛教史”，特补叙两章。这一部分佛教史，完全由他自己搜集材料、撰写而成。除了在官书及私家著述中尽力搜罗外，更多的时间则花在向南北寺观作详细调查，从而获得不少“活”的资料。他在书中对近世佛教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评析了清朝的佛教政策，叙述了清初诸帝信佛的情况，论述了清末民初居士勃兴对佛教的影响，剖析民国以来佛教复兴之原因，高度评价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现，还概要叙说了近世各宗代表人物、流行情况和特点，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情况。在此之前，晚近某些佛教史著述，如费隐通容《五灯正统》、霁仑超永《五灯全书》、纪荫《宗统编年》以及喻谦《新续高僧传》等，对清代以还的佛教历史仅有少量涉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佛学”中，也只对晚清以来的佛学复兴思潮略作说明。因此，以近代方法对于清代以来的近世佛教史的研究，其开创者乃蒋维乔。

当然，由于文献资料之不足，书中某些说法不是十分全面和准确，如关于伊阙石窟佛像，他认为继续到唐代为止，但实际上唐代以后仍有镌刻，又认为房山石经“惟明以后无闻焉”，实际上房山石经在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也还有人继续刻石等；还如说法相宗以居士研究为多，近代僧人中研究者较少，实际上僧人中如太虚等也对法相宗的唯识学颇有研究。不过，就总的来看，这些不足相对于蒋维乔的开创之功，实为瑕不掩瑜。自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问世以来，国内在佛教史方面陆续出版了各类断代史、专门史和通史著作，它们都或多或少受到该书的影响。就通史而言，迄今仍只有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吕澈《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书可与蒋维乔此书相媲美。二书虽各有所长，但也无法取代本书的独到之处。

三、对佛教文化事业的推动

在进行佛学和佛教史的研究、著述的同时，蒋维乔还积极参与和推动佛教文化的复兴。

1918年，他和徐尉如、梅光羲、江味农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旋又创立天津刻经处，在财力上对两个刻经处予以支持。至抗战前夕，京津刻经处共校印佛经近二千卷。

1923年，蒋维乔又与中国学术界、佛教界人士丁传坤、史一如、梁启超、蔡元培等64人共同在上海发起，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经》，使日本《续藏经》得以在全国流通。

1931年，南宋《碛砂藏》孤本被发现后，蒋维乔参与朱子桥、叶恭绰、狄葆贤、丁福保、释范成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影印宋版藏经会，负责编印、流通事宜。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于1935年影印出500部，影印本《碛砂藏》共60函，593册。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清凉国师以毕生精力发挥八十卷《华严经》要义的一部有名著作，但在刻印流通中错讹甚多。蒋维乔与徐蔚如等早欲重编。徐蔚如病逝后，1939年，应慈与蒋维乔等在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汇集中国的汉译本、藏译本和日文译本以及其他流通本共10多种，考订异同，纠正错讹，补正缺失，至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1944年舂，全书校印完成。重编的《华严经疏钞》，汇集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的面貌。它对中国佛教古籍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也对华严教义在近代中国的研究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维乔参与这些藏经和佛学典籍的出版发行，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

总之，无论是佛学思想和佛教史的研究，还是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蒋维乔都在其中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与当时佛学界的几位顶尖级的风云人物相比，蒋维乔的地位似有逊色，但是，他为近代佛学做出的突出贡献终究不能埋没或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