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于丸十三岁高龄病逝于北京。在国家图书馆布置的灵堂里，每天都有不少人前去悼念，送来的花圈，堆满整个大厅!追悼会当天，倾盆大雨如注，上苍痛泣智者离世，来自各地数千人聚集在八宝山公墓告别厅，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世纪老人告别!

宗教本是伴随人类最早出现的精神活动现象，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在极“左”年代，宗教的重要性与历史作用被人们忽视了，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分支——宗教学始终没有被建立起来，这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的最大缺陷之一。而这时只有任先生等少数人在不断地关注宗教学研究，他和北大哲学系东方教研室的同事们顶住压力，在课堂上讲授宗教知识，又撰写佛教研究文章，最后结集出版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专著。

毛主席称任先生是“凤毛麟角”，这是对任先生学术研究的最大赞誉，因为任先生在宗教研究与宗教学建设方面，不仅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开创了宗教研究的一代新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宗教已经成为学者们所应承担的、不可逆转的时代任务，但在任继愈先生之前，个别学者至多是将佛教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单比附，颇类似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初传中国的“格义”方法。任先生对中国佛教进行了系统与缜密的研究，在通读佛典的基础上，他从历史与思想等几个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中国佛教思想做了正确地分析与论证，辩证地评价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作用，指出了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他强调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在佛教全面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纲常起着夹辅的作用”，在儒、释、道三教中，佛教对儒教成为宗教起过重要作用，佛教虽然属于唯心主义宗教体系，但“它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相当细微，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佛教促使人们不断思考，推动了中国哲学思辨活动，丰富了中国思想宝库。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中国学术界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者们耳目一新，也引起毛主席的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佛教思想史，任先生是这方面研究的领头人，并对以后的大陆佛教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今天，任先生生前所建立的宗教研究，特别是佛教研究的方法论，已被中国大陆学者熟练使用，出现了大量成果。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我们取得新的成果时，不能忘记曾经让我们受惠无穷，带领我们闯出新路的领路人!

任继愈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损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先生带着满腹的学问离去，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绽放的芬芳桃李与等身巨著。学者是孤独的，甚至是寂寞的，能做公众人物，被媒体炒热者更不多矣。任先生作为我国学术界的耆宿，生前就不喜欢热闹，所以在媒体上，他的离世与同时去世的季羡林先生相比，形成了反差，但他的道德文章一样受到人们的高度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