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菊红

经验性宗教研究要求研究者走出书斋，深入到研究对象中间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在进行经验性宗教研究的时候，就需要研究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有一定方法和技巧。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研究意图的研究者在进行经验性宗教研究的时候，会以各种不同的身份进行研究，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获取相关信息，其所得到的信息的广泛程度和真实程度也会不同。笔者曾经在北方某大城市进行过一项农民工基督徒在城市中的信仰和生活的研究，因为笔者的学科背景限制，主要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下面就根据笔者的田野工作经验和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角度谈谈经验性宗教研究中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和田野调查方法。

一、身份认同：观察者?参与者?

作为人类学田野作业者，进入田野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份问题。也就是“我”是谁?“我”和这些被研究者是什么关系?人类学的田野研究首先要求的就是研究者的形象设计问题(ImpreSsion Management)，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到研究对象当中。经验性宗教研究的田野工作者往往有三种类型：观察者、参与者、参与观察者。所谓的观察者也就是国内一直盛行的所谓的“价值中立”，认为研究者必须不带任何宗教背景进行研究，不介入研究对象，完全把自己作为一个外来的旁观者，如此的研究才有可能是“客观”和“真实”的。而参与者则是与观察者相反处于另一极端的位置，即强调只有宗教信徒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宗教，才能对宗教进行研究。这两种方法是经验性宗教研究中处于两种极端状态的立场。至于参与观察，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以来，就被人类学界奉为圭皋，所强调的是研究者既作为一个“局内人”，同时也作为一个“局外人”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是研究者试图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尽量以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看待研究对象。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所牵涉到的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关乎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以及研究者的最终意图，是任何研究者都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当笔者来到田野调查点从事农民工基督徒在城市中的信仰和生活的研究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首先是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研究者自己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从事研究。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还是完全融入该群体的参与者，或者是参与观察者?笔者从事这项研究之初，并没有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完全“中立”的研究者身份。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被研究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丰富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关于宗教信仰的历程，每个人身上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不可能对于作为研究者的笔者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这样的影响确实也在随时发生。笔者也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在从事研究时的情感变化：“和她(一位受访者)谈话的时候，笔者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冷静的访问者，而是随着她的讲述，情感也起起落落。”当然笔者也没有把自己完全作为一名“参与者”。当研究者完全沉浸在被研究对象中间，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随着他们的感情变化而变化。往往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当笔者在进行调查的开始，所设计的身份就是一个参与观察者的身份，既作为一名参与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在了解被研究的群体的同时也被自己所观察”。因为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是处在一个互动的场域中，特别是在经验性宗教研究中，这种互动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在为期一年半的调查中，基本上教会大大小小的聚会几乎全部观察和参与，甚至参与到教牧人员和信徒的各种活动中，充分进入到这样一个研究场域(field)中。

其次是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身份认同。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研究者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由被研究者来决定的。特别是当笔者在教堂里对信徒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你也信吗?”也就是说在和研究对象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自己的身份问题不仅是研究者自己的问题。对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宗教信徒，当他得知研究者是非信徒的时候，通常会造成两种状况，最常见的是你的研究目的是什么，是“上面”派来的吗?很多信徒会担心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会不会对“我”造成伤害?这样容易造成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紧张关系，事实上笔者在研究中，多次被信徒拒绝，甚至有些已经答应做访谈的，事后也会以种种理由婉拒。这是信徒把笔者作为“局外人”看待的—个结果，也就是人类学上常说的“融不进去”，这时候的研究实际上是很难展开的，即使有些信徒回答笔者的提问，也很容易看出他们的保留。高师宁的《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一书也谈到了经验性宗教研究中研究者身份的问题，她还提到“有一些基督徒只接纳有基督教信仰的采访者”。其实这是经验性宗教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作为经验性宗教研究者，如果只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使研究对象本来就有的疑虑更加加深，最终的结果将是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即使勉强进行下去。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可能与实际的情况相去甚远，根本谈不上观察者所标榜的“客观”和“真实”。

由于笔者在为期一年半的调查中，经常出入教堂，参与教会的各种大小聚会，这样一来，和很多信徒交上了朋友。加上常常出入教堂，和很多信徒即使不相识也见过，所以当笔者把研究意图告诉受访对象，再进行采访的时候，很多人不再询问上述问题，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比较爽快。特别是笔者在和一些信徒结成朋友以后，他们主动向笔者介绍其他的信徒接受采访。很多受访对象出于对信徒的信任，对于笔者也没有太大的疑惑。当被研究者认为笔者是信徒的时候，他也就很自然的将笔者认同为“自己人”，也就是“局内人”，很容易与笔者进行沟通，甚至把自己的隐私也会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当信徒不把笔者当成信徒，而是作为一名已经成为朋友的非信徒时，受访者往往会向笔者热心传道，也造成一些误会和麻烦。

从笔者自己的这项研究实例来说，虽然在进入田野之初，研究者对于自己有一个身份上的认同，但是研究者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不代表在田野中的实际身份。研究者在田野中的实际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从他们对笔者是否是信徒的身份认同，到朋友的身份认同，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其实都是笔者和研究对象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和构建起来的。调查过程中，有些研究对象往往会和笔者探讨一些关于信仰上的问题，以及如何将信仰贯穿到生活中等等问题。每当这个时候，笔者总是将自己的观点谈出来，甚至也会和一些信徒就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而发生争执。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笔者和研究对象实际上结成了一种共同的主体，共同面对的是信仰和生活的问题，而非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这样的探讨中，笔者也

更容易理解作为一名宗教信徒的生活和信仰，不至于将自己作为一名局外人，从而得出看似“客观”、“真实”，实际上是由于对宗教和信徒无知而造成的偏见，甚至是错误的看法。也就是说“我自己作为互动场域中的一个主体，如何看所研究的群体或文化。”这样研究者的身份实际上是处于“观察参与者”的角色。

事实上，在研究的后期，很多信徒虽然认可笔者的研究身份，但更多的是把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唯一不同的是我要把他们的信仰和生活写出来。当然，在笔者个人的思想中，我所写的不单是他们的信仰和生活，还有我的这段生活经历，以及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对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所要撰写的调查报告就有点类似于反思人类学所主张的民族志写法。

二、调查方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以人类学的传统方法进行经验性宗教研究时，获取信息的手段依然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依然采用的是这样的方法。

所谓的参与观察当然指的是参与信徒的活动，观察他们。然而问题在于，参与信徒的什么活动，如何观察。如果要了解民工信徒在城市中的信仰和生活，教会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场所。在这么一个场合，观察信徒参与教会活动的次数，参与教会的热心程度，在教会活动中的行为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信徒对于宗教的态度和关注程度。所以笔者往往和信徒一起参与教会的各项活动，除了每个周日的礼拜，其他时间的聚会活动笔者也常常参加，并在交流互动中参与进来。同时还参与信徒所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参与一位信徒的婚礼策划，并帮助拍摄婚礼仪式；和一些信徒一起探访生病的信徒等等活动。在这样的参与过程中观察他们，同时也被他们观察和接受。

然而教会虽然重要，却仅仅只是一个场所，信徒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其他的场所，家里或者工作单位。所以，参与观察也就不只局限在教会，而是扩展到信徒的家里和工作场所。体会信仰如何贯穿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体会他们在教会之外的“世俗”社会中，信仰对他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比如，当笔者和一位做按摩的信徒结识以后，通过她了解到她当时工作的美容院的员工全部为基督徒，为了更深入的了解情况，笔者多次到美容院进行访问。观察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信仰所在。笔者看到，他们在闹市区发放美容卡的时候，有些员工并不在卡上写上美容店给予他们的代号，而是用圣经中常见的名词作为自己的代号。有些员工在为顾客服务的时候，会向顾客传福音，甚至也会带顾客到教堂。笔者对这家美容院的访问，一直持续到这项研究的终结，时间也是将近一年半。这家美容店原来的基督徒员工到那时只有一名。在基督徒员工不断流失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信徒信仰的巩固仰赖于一个信仰的环境，这为我们分析信徒信仰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如果没有后续的观察，当基督徒员工开始流失的时候就不再进行访问，可能也就会缺失信仰群体对信徒的影响这么一个重要的内容。

到信徒的工作单位走访的时候，通过和信徒的同事进行访问，从周围人的反映得到信仰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再如，笔者还多次到一些信徒的家中走访，通过他们的居住环境和家居陈设，观察到信仰究竟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这样的参与观察中，笔者经验到在远离宗教场所的最普通情境中，信徒的行为状态。

如果说参与观察是通过笔者和信徒周围的人来看信徒，那么深度访谈则是让被研究对象自己来看自己，让他们自己描述自己的归信经历和他们的信仰生活，也就是让被研究者自己说话。这样的访谈完全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进行。当然在事先笔者准备了访谈的提纲，列出需要询问的主要问题，然而，笔者所面对的信徒是各种各样的，完全不可能事先预料到每一位访谈对象的情况。所以在进行访谈的时候，经常不得不面对很多突发的问题，随时调整原来的访谈思路，这其实也为原来的访谈提纲提供很多可以补充和修改的依据。在这项研究中，一般所使用都是这种访谈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半结构性访谈”。

访谈并不希奇，然而要做到深度并非易事。有些信徒很容易沟通，还不等问，就竹筒倒豆子，把所有想问的问题都会说出来。例如，有位信徒，在第一次访谈的时候，就和笔者谈了8个小时，从小时候的经历一直谈到和笔者访谈的时候。然而大部分信徒并不是这样，很多人要访问多次才能真正地做到深度访谈。当然这不是说，访谈的时间长就等于深度访谈，而是是否访谈对象将自己的生活史毫无保留地展示在研究者的面前，从而使研究者能够进入被研究对象“个人意义上的深层次”。至于一次就想到达目的的访谈，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然而深度访谈也不单纯是语言上的功夫，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训练。访谈者的语调、表情、手势以及对访谈地点的选择等等，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有着一定的意义，需要深入体会和揣摩。比如，当笔者和一位信徒访谈时，从他的说话神态和表情看出，尽管来自农村，在城市中所从事的工作也属于社会最底层，但他非常自信。笔者和他的访谈进行了很多次，也和他一起参与了很多教会的活动，以后的接触印证了笔者对他自信的看法。和这位信徒的访谈也反映了深度访谈另一个层面，也就是说，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实际上是无法分离，而是交融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这项研究中，笔者更为关注的是信徒个人在城市生活中如何行为，信仰对于农民工个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所以收集的资料基本上是关于农民工个人的生活资料，个人的生活事例。在访谈的过程中，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信徒在讲述个人见证的时候，往往选取他们认为“属灵”的例子，从他们所选择的例子，也能看出他们对于信仰的理解和看法，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何等重要地位的例子。比如，有些信徒会讲述自己如何得了病，而后得到医治的例子，作为上帝在自己生活中存在的例子；而有些信徒则讲述自己如何遵照圣经中的教训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有些信徒则讲述精神的痛苦如何得到解决。对于不同信徒选取的不同例子，再结合信徒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其中所透露的信息就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见证，个人故事，而能反映出相当有意义的问题，得出一个类属的普遍意义。

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虽然是两种研究手段，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种方法，有一些深度访谈是在参与观察的同时完成的。很多信息并不是在一个所谓的正式访谈中获得的，而是在参与教会活动时和信徒的接触中，在很随意的状况下得到的，甚至有相当多的信息是在闲聊当中得到的。也就是说，深度访谈并非一定要有_个正式的访谈时间，正式的访谈场合等等，所谓的深度，往往更能体现在那种很随意的状况下，被研究者所讲述的那些更为重要的信息。实际上这也是深度访谈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深度访谈的方式也常常根据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具体场景而定，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三、结语

从实际的研究中，笔者深刻感受到，无论是参与观察也好，还是深度访谈也好，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研究者的身份界定的基础上。当研究者深入参与到信徒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以后，自然也就做到了在参与中观察，同时也可以进行深度访谈。当研究者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局外人”和“局内人”之间的时候，研究的空间和路子也就有了较大的可能性。研究者身份的自我界定，也关系到研究者如何看待研究对象，如何与研究对象相处。其中所牵涉到的不仅是研究者如何看待研究对象，同时也是研究者被研究对象如何看待的问题。那么相应地，研究者所得到的关于研究对象的信息也就建立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研究场域的一个互动，也就是说研究者不仅在参与观察研究对象，同时也被研究对象观察和参与，实际上是研究者作为“观察参与者”进行参与观察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所得到的也不仅仅是进行学术研究要得到的信息，而是研究者认识自己和完善自己的一个过程。在与信徒交往的过程中，笔者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自己的地方，真的是在研究“他者”(others)的同时来反观自己，从他者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自己。其实人类学的魅力就在于在我们试图以“他者”的眼光来认识他者的同时，也在以他者的眼光也在认识自己(self)，也是自己不断得到完善的过程。